在1996年发轫之作之作《一诺千金》崭露头角之后，从1999年的《罗赛塔》到2019年的《年轻的阿迈德》，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进入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他们总是聚焦生活，用简单朴素的镜头语言去捕捉生命的真实与感动。他们拥有自己所熟练的艺术片模式，一种戏剧与现实相结合的结构，人物在影片中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并陷入道德两难。在冷漠的情感社会中，达内兄弟总能将戏剧性的剧情与人物融入进社会现实自然环境中。在他们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真实的万钧之力，也可以看到道格玛95所倡导现场拍摄和手持摄影带来的自由，同时也能够看到达内兄弟年轻时所学习的纪录片的粗粝生活质感。纵观两人的十一部剧情长片，我们似乎能够从他们的镜头处理和人物设置上感受到几种不同层面的“冷”和“暧”。 冰冷的弱者反抗 温暖的虚构神性 达内兄弟偏爱表现相对来说较为弱势的群体：《罗赛塔》中的失业女工、《一诺千金》中的黑人移民劳工、《孩子》中没有责任心的无业未婚情侣、《两天一夜》中的抑郁症女工……也许我们可以窥探到达内兄弟对于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探讨，在那些灰蒙蒙的小镇的街上，还有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矛盾与悲剧。在这些让我们容易移情的“冰冷”人物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反抗精神和陷入道德两难后的自我救赎，《一诺千金》中的伊戈便是如此，他目睹了黑人劳工的意外死亡，却要听从以黑中介为职的父亲之命欺骗黑人妻子，伊戈最后的道德觉醒（买掉象征罪恶的金戒指）让他完成了自我救赎以及对父权的反抗。人物是冰冷的、反抗是冰冷的但是达内兄弟的“温暖”的，在影片中，他们增加了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的“神性”人物，他们博爱、无私、善良，是导演在影片中的化身。这些天使人物甚至出现在了达内兄弟的每一部影片：《单车少年》中收养孩子的女理发师、《无名女孩》中总在询问死者姓名的女医生。在《一诺千金》中天使人物是那个永远坚强的黑人女性，她的自信与对丈夫的坚定让小伊戈的内心产生了愧疚感，她在得知真相后的宽恕与原谅更显示出女人的神性。 冷静的克制处理焦灼的情感暗涌 达内兄弟的电影的高潮向来都是情感在人物内心涌动，从未得到宣泄和释放。《罗赛塔》结尾罗赛塔为自己煮了一个鸡蛋后打开煤气罐释然躺下、《两天一夜》中曾患抑郁症的下岗女工桑德拉在镜子面前吞药自杀、《他人之子》中木匠与杀子仇人在树林里扭打后选择原谅、《年轻的阿迈德》中年轻的教徒毅然决然地逃出监护前去刺杀老师……从这些影像中，我们无不为其感到揪心，也一定能感受到镜头背后人物的“焦灼”。而且达内兄弟从不会去刻意地交代过往，也不会铺垫一些人为情节去增强该桥段的戏剧性，达内兄弟将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融入到了细节当中，镜头只是像平常一样聚焦着当下的人物和情感的呈现。这种“冷处理”才让这些极具表现力的情节在达内的镜头中依旧显得冷静。第一是在他们的电影中，人物的紧张是最容易捕捉到的，他们往往身体僵硬紧张、机警、反应过强。但在上述场景中，紧张的情绪渐渐弥散，观众只能听到粗壮有力的呼吸声，我将其视作达内兄弟的“喘息时刻”。在喘息时刻中，罗赛塔与桑德拉的平静自杀令人心寒，木匠奥利维尔的内心的艰难抉择也在被无限的放大，一无所有的罗尔娜在小木屋中抚摸着不确定是否存在的孩子时的绝望感和无处依托的迷茫也被最大程度地表现；第二则是对小景别的运用，狭隘的空间和压抑逼仄的构图视角让人物的内心的情感被挤压，这种隐性的表现手法让角色的情感表达和波动也显得更加真实。达内兄弟往往通过冷静克制的方法对人物心理的矛盾和戏剧冲突做淡化处理，不突出人物的内心冲突，观众的情绪也不会一次性地宣泄。而是通过用镜头的压抑构图和手持摄影对人物内心和情感的挖掘，直到在“喘息时间”中让观众情绪得到延宕并直至结尾。 冷漠的社会纪实 热忱的戏剧干预 达内兄弟影片的生命力在于戏剧与纪实的有机结合，他们影片中的人物的“转变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明显经过精雕细琢后的人为产物，但同时也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环境的真实反应，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在他的剧情电影中，我们能够从镜头窥探到比利时瑟兰城的现实环境与社会矛盾，这必定来源于他们长久以来的纪录片创作。纪录片让他们学会了“隐形叙事”：他们作为叙述者往往被降低到观察或记录的地位，他们从不滥用蒙太奇去搅拌情节也不通过自己本身的主观构想去影响和摆布故事，镜头更像是一个发现者，直接将故事传播出来。这种偏伪纪录片的手法也让达内兄弟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有力。但是在面对冷漠的移民、宗教、失业、女性地位等问题时他们也会通过一定的戏剧干预来让影片中的事件变得充满希望与可能，这种戏剧影响表现在优秀的场面调

《罗塞塔》，可能是现代（同时也是达内兄弟自己）唯一的伦理电影。晚上我重看了一遍，它显得是如此特殊。当然，如果要拿基耶斯洛夫斯基，拉斯·冯·提尔的部分电影，甚至是李沧东和金基德一些不太美好的影像来反驳我，我会说他们拍的是道德电影。这里的区别在于，这批作者在场面调度中做出了选择。是的，他们依然选择了“单个”的影像（尽管他们貌似找到了自己）。而影像不需要被选择——如同道德——真正精密的影像来自被作者自己选择毁坏的裂隙，如同我们在戈达尔的《我们的音乐》与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中看到的那样，影像的选择是不需要被看到的，它往往需要一个困惑的时间。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内，我们发现了一个复数的“历史”（history (s)）。那么存在一个复数的“道德”吗？在《罗塞塔》里是存在的。它存在一个“被选择的道德”的场面调度当中，正是那场罗塞塔救助落水的里凯的那场戏，我们不可忽视的看到了一个他者的魅影，而他者则寄宿在了场面调度当中。那么，我想用列维纳斯的一句话来总结今晚的笔记，“伦理是我们所不由自择的。”

近日关于导演阿莫多瓦痛失 1999 年戛纳金棕榈奖的新闻再度浮出水面，据说当年颁奖礼前夕已有不少内部消息流出说是阿莫多瓦会凭《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荣获金棕榈奖，结果那一晚这位西班牙导演却饮恨只拿到最佳导演奖，而矛头直指当年评审主席大卫·柯南伯格。柯南伯格是否独裁专断无从得知，但另一个更可信的消息来自当年戛纳主席吉尔·雅各布，他透露说那是史上最快投选出金棕榈的一届，一众评审成员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一致投给了《罗塞塔》。

这可是比利时达内兄弟初次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当年的无名之辈竟然凭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一举夺得金棕榈奖，好比是一枚炸弹，震碎了欧洲艺术电影矫揉造作的印象，还宣告了两人正式成为戛纳嫡系成员。两兄弟此后的每一部新片不仅顺利入选戛纳竞赛，而且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轻易拿奖，从 1999 年到 2022 年足足横跨20多年，从戛纳影帝和影后，最佳导演和剧本。更厉害的是在《罗塞塔》六年后，他们凭《孩子》再次摘取金棕榈奖，晋升为“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

▲女主角艾米丽·德奎恩

从籍籍无名的导演，到艺术殿堂的宠儿，再到全球青年导演模仿崇拜的对象，这对比利时兄弟有什么独门秘笈走上一往无阻的大师之路？不妨从这部叩响戛纳大门的《罗塞塔》来一探究竟。影片以一个突如其来的场景拉开序幕，在晃动不堪的镜头里，渐渐看清是一个女孩，却看不见她的表情样貌，只见她在要命似的狂奔，直至她冲到楼下与领导爆发冲突时，我们才知道其目的；之后，她像头野兽般撒泼，继续横冲直撞，直到被前来的警察制服。开场一幕让观众对主人公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不仅稍稍揭开了社会问题的表象，更不知不觉奠定了整部作品的美学风格。

有别于常规手法，达内兄弟更多地透过动作，而不是表情和语言，来塑造这个人物，比如她回家前换上藏在石洞里的雨鞋，偷偷前往湖边捕鱼，把纸巾搓成细条塞进窗台的缝隙。此外，导演忽略掉所有的心理描写，从头到尾也不对她的行为做出任何判断，观众只能透过前后情节，甚至代入个人经验去推测。这种刻画方式必然导致观众对女主角有截然不同的观感：她对母亲一时孝顺有爱，一时冷漠无情；她自尊心强、独立能干，有时却蛮横无礼，令人侧目。

▲达内兄弟（中、右）和女主角在拍摄现场

为了让观众代入这个角色，导演全程运用手持摄影与跟拍镜头，使观众与角色维持着紧密的距离，从而使影片由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叙事的速度感。这种借鉴于动作类型片的手法嫁接在此题材上，诞生出一种“行动式现实主义”的风格，恰好与当年的“道格玛 95”遥相呼应。这场诞生于 90 年代中期，由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率先掀起的电影运动，提倡抛弃各种虚假矫情的元素，回归电影的原始性。随之影坛上掀起一阵“道格玛”热潮，比如像温特伯格的《家宴》和冯·提尔的《白痴》，均先后在戛纳上亮相获奖。

这类家庭录像式的拍摄方式相信给达内兄弟不少启发，从而在《罗塞塔》的创作过程中里融入更多的思考。手持跟拍摄影、叙事的速度感、零配乐的处理等等，都为这个故事找到了最准确的表现角度。当然，最大功臣还要数艾米莉·德奎恩这位不可多得的女演员，虽然这是她的演员处女作，但是在两位导演的指导下一举摘下当年戛纳影后的桂冠。

▲收获爱情的女主角

这个底层人物的研究揭示出不少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莫过于青少年失业，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漏洞。据说影片获得金棕榈之后，迅速推动了比利时政府完善劳工法案，更好地解决了青少年的就业和失业问题。不过，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的观众依然能找到最撼动人心的时刻——真实的人性，这一直是达内兄弟作品中不可忽略的焦点。类似的底层题材，往往倾向于塑造心地善良的贫苦劳动者与自私黑心的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这个剧本有意回避了这些庸俗的套路设计。

导演塑造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底层年轻人：她拒绝别人施舍，坚信靠努力劳动获得报酬，却又在别人伸出援手和爱意时动了私心，谋取私利，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呈现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复杂面相信是大部分戛纳获奖影片令人难忘的原因，正如另一部金棕榈影片——迈克尔·哈内克的《爱》，《罗塞塔》同样不动声色地刻画出人性最自私阴暗的一面。

▲令人心碎的高潮一幕

她身处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或许是令她成为“野兽”的致命因素，教育缺失、父母关爱缺失、社会制度的不公都令她身上的“兽性”变得无从抑制，也许能解释她常常因小事而触怒的原因。当她眼看男主角掉入水里却没有立即施以援手，以及之后她去老板面前告发男主角而获得工作职位的情节，则明显展示出她已抛弃了人性中的善良，彻底沦为“野兽”。

然而，达内兄弟并没让人物沉沦到底，反而给这个人物保留了一点人性苏醒的机会，从她打电话给老板辞职的举动得知其良心未泯，而最后一幕提着煤气罐在路上跌倒爬起来反复数次的场景，更是无声地刻画出一头狂妄暴怒的野兽恢复人性的过程，也许是男主角给予的爱把她从人性深渊的边缘拉了回来。

戛然而止的结尾同样是达内作品的标签，导演暗示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的童话，而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切面。谁也不知道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她会继续自杀？还是与男主角和好？这些答案全部留给观众去想象。达内兄弟透过这个短小精干的故事引发观众对人性本质的思考，才是最震撼心灵的部分，也是他们的作品一直探索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