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

康德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在看《潜伏》的时候，一直联想到这本书的这个名字。 1.每个女人的出现都是命运的转折点

这当然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间谍片，但我也完全能够认同一种可能会被认为非常女性化的视角，就是把它看做一部彻头彻尾的言情片。

通观整部《潜伏》，余则成认识中共、加入中共到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与女人以及爱情有关。前两者主要是因为左蓝的缘故。在重庆为中统效力的时候，余则成虽然全心抗日、同情中共，但毕竟还是心向党国，他和左蓝在陕西会馆的那一次争执就是明证。对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不满的确是真，但完全不足以使其背叛党国，所以左蓝本人也一度认为她策反余则成失败。余则成加入中共，实属无奈，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基本把他当作一颗弃子，置其生命安全于不顾。他中弹后为中共所救，实际上已无他路可走。但在这种绝境中他之所以并非截然不甘愿地踏上他不得不走的道路，只是因为他怀揣着对左蓝的感情，以及对与其共同生活的期望。所以中共内部也把他定义为“仅仅为一个女人参加革命的人”。

对余则成来说，结实左蓝无疑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命运的真正开启。与左蓝的爱情，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这和左蓝身上折射出的信仰是一致的。左蓝参观天津的时候，他的上司对她强调了一句话：“革命的爱情最浪漫”。还有左蓝与苏联的几次并列：围巾、共青团员之歌和去苏联的进修，统统暗示了这一点。她本身就是一个风花雪月般的人，她带来的信仰也是一种风花雪月般的信仰。似乎是极美的，但是却绝空虚。当然不是说左蓝同志的信仰不实不真，而是对余而言确实是这样，这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位初恋情人（貌似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前前后后都不甚了解，也更因为他和左蓝之间的感情就是这种风花雪月的感情。

所以真正奠定了余则成最后信仰的建立的，毋庸置疑是翠平。之前说余与左是风花雪月的感情，最大的证据是在左蓝和翠平这两个女人的对比中呈现的。比如余第一次吻翠平，翠平突然提到左蓝，令余顿时兴味大失。他劝翠平“必须要学习如何谈恋爱”，从这其中可以窥见他与左蓝的恋爱模式。但是在终日的打打闹闹中，在有惊无险的一次次危机中，更是在同甘苦、共信念的精神契合中，余与翠平之间磨砺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坚忍不拔的爱情。而余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也是在这期间，所以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翠平，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自己的一句话道破个中玄机：“左蓝给过他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的力量确实翠平给他的”。

最后命运给他安排的却是与他姻缘最深，不断在人生路上不断相遇的晚秋。全剧最后以他对着他和晚秋的结婚照黯然的表情结尾，标志着他一生情感与命运的归宿。这样一个表情作结，也正说明了这条情感线路，才是《潜伏》真正的线索。 2.真正的悲剧不是英雄死了，而是英雄结了婚

那么好评如潮的《潜伏》说到底只是一部言情片了？只是妇孺老幼茶余饭后的消遣之作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情感线索的确是《潜伏》的真正主轴，但这个主轴比起讲讲才子与佳人（或者女英雄）之间的罗曼史，蕴藏着深得多的内涵。为了说清这个内涵，就必须调转方向，再回头来说说作为潜伏中真正主角的男人们。

潜伏中的男人们数量着实不少，分布于各方阵营的各个层次。但其中刻画最细腻、最有意味的，还是余则成、李涯和吴敬中三人。这三个人性格截然不同，身份立场也毫不重叠，在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亦敌亦友的互动中，故事呈现给我们的除了一段段精彩的斗智站之外，更有这些心机深沉的情报人员隐藏至最深处的真心。

李涯这个人颇为重要，虽然他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但在一竿中饱私囊昏庸无能的国民党官员中，他仿佛一张干净的白布，没有任何忠诚上的污秽。也许在之前的种种行为中，还看不出他所表现出的对党国的忠诚是为公还是为私，但在天津濒临陷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尽忠职守孜孜不倦地展开黄雀心动，尤其在与懦弱胆怯的南京特派员的对比中，我们终于得以看清他心中的一份真诚。他曾经说：“钱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这句话听上去相当冠冕堂皇，但终其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他说的是肺腑之言。当余则成终于拿到黄雀计划100人的正式名单时，也是在廖三民与李涯同归于尽后，余表达了对李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虽然有策略性的因素，但笔者相信也一定有真诚的因素。这可能就是余则成对这个整个天津时期所遭遇的最大的对手最后释出的一份敬意。

李涯这个人是有信仰的，这使得他散发着血腥臭的身上同时拥有着某种高洁。虽然他也愤世嫉俗，他也不满当局，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如共产主义般强烈的信仰。但李涯所做的一切，从不为名为利，最多也只能说为权为势。但后者与信仰其实是很难分离的东西，而吴敬中这个人，恰恰就是看清了这二者的关系的人。

如果说李涯和余则成的内心世界像是结构复杂、悬念迭起的推理小说，那么吴敬中的内心世界是一篇逻辑严密、言辞生涩的论文——如果你掌握了门径，你很容易就能读懂。但如果没有找到门径，那你一辈子也不可能读懂。

吴站长有很多的名言，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比如“你要做的就是活着，过生活”，比如“我得到了什么？除了衰老和贪污的来的那些好处”。而当余则成说“您得到了少将的军衔”的时候，吴敬中的眼中闪过的是对权力彻底的厌倦：“我年轻的时候也好斗，早看破，早解脱”。

吴对余有一份知遇之情，这份情也是到故事的最末尾才真正浮出水面。他钦点余去天津站，显然就是为了把他培养为自己的心腹。但在拥有权力和资源的时候，他始终没有真正把手中的东西向余倾斜，而是一直玩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只有到了危难时刻，他对余的那份特殊的器重才真正暴露无遗。他竭力拉余离开，他力邀余跟他下海，也许还可以说有利用的成分，但他对余说的话，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前辈能给与他所关爱的后辈的最大情谊。因为“早看破早解脱”这句话，其实是吴敬中在知天命之年，回首自己为国效忠的拼搏之路，大彻大悟的一句真心话，也是他作为一个长辈、老师，能教给余则成的最切要的贴己话。

可惜余则成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也没有理解吴敬中说这句话的真义。也许在结尾处的那个颇有“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的表情里，他已经参悟了这句话的含义。只是那个时候，毕竟为时已晚。

朋友说《潜伏》是个悲剧，我当时立即想到了布莱希克所说的：“真正的悲剧不是英雄死了，而是英雄结了婚”。 我相信每一个看懂了《潜伏》的人，在看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巨大的迷惘与无措，而绝非是巨大的悲伤。没错，《潜伏》无疑是个悲剧，虽然男女主角经历了种种危机毕竟都幸存下来，但是布莱希克的论点一点也没有错。具体到这部片的情况的话，《潜伏》真正诉说的东西不是信仰，而是信仰的破灭。

无论是李涯、余则成、还是吴敬中，都曾经是英雄式的人物。然而，除非在最激情的年代死去，不然英雄终会看破真相。真相就是他所为之奋斗的，也许是根本不值得的。这句话，就是吴敬中一直想要对余则成说，但终于也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 3.单纯情感限度内的信仰 信仰与政治的牵扯，最后总是让英雄慨然长叹，郁郁而终，这样的情况似乎古已有之，而至今亦并未有任何改变。但是，真是只有“早看破早解脱”一途么？中国英雄的唯一出路，仍然只有释老之万法皆空，或者逍遥天地么？

我想不是这样的。《潜伏》中说的也不是这样的。 余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仿佛是为了做间谍而生的。他深谙个中的游戏规则，也深得隐藏和掩饰自己的精髓。但就像他对翠平说的，他在翠平面前是真的，没有丝毫掩饰的。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逗女人玩的恶趣味大老爷子，喜怒哀乐、容颜举止，通通都是松弛自然，收放自如。

余则成这个人真正的理想，不过就是和心爱的人安安稳稳过日子。而吴敬中何尝不是？

吴敬中抗战一胜利就命下属接来自己的夫人，才引发了这一连串的故事，这个命令有做给上面看的部分，但难道不是反映了这个人注重家庭的一种内在倾向么？所以他在劝余离开的时候才说“要活着，过生活”，“你跟翠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过安定的日子”。

这样的话对余则成而言肯定是充分赞同的，但他始终相信只要解放之后他和翠平就能拥有这样的生活，一如他未背叛国民党时曾经和左蓝打赌，认为只要抗战胜利国家就可以安定，他们就可以结婚过日子。一次又一次，余则成选择了单纯的信任，和天真的憧憬，而现实也一次又一次击碎了他的安居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一种牺牲了一个人所有的生活的奋斗么？那么这种奋斗又保护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绝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乃至信仰这个词本身有任何疑虑。人是需要信仰的，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信仰，也许只是相信善、相信人性、相信希望，也许只是不害人、不逐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些难道不也都是信仰？

在和袁佩林对话的时候，李涯曾说：“我不为立功，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又说：“和平了，大家都是神仙。”

其实人心的盼望与渴求，都是惊人的相似。但是为什么这些相似的盼望与渴求最后集结而成的信仰，却往往成为剥夺了人追求这些渴望的最大侩子手呢？ 其实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确的，但却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是信仰要求我们去杀人么？是信仰要求我们去死么？我觉得不能直接这样说。一个信仰如果教导我们去杀人，去死，那是多么可怕的信仰啊！是形势迫使我们杀人，亦是形势迫使我们去死。当外面的世界把我们逼到生存的夹缝的时候，在苟延残喘和英勇就义之间，我们可以做出正当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信仰本身叫我们去杀人，或者自杀。这就是为什么余则成无论如何不能除掉晚秋而要冒险把她送往西柏坡的原因，也是廖三民必须与李涯同归于尽的原因。

战之罪也，何故归于信仰本身？

一种信仰，必须如脱离利益之掌控一般，脱离权力之掌控，它才有可能纯粹，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力量与价值。政教分离，绝非荒唐之言论，而是当下必行之形】势。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千百年来的孽根深种，难道不是到了应该连根拔起的时候了么？

然后，一种信仰，必须真符合人心，符合常情，它才不会偏颇、过激和扭曲。就像当余则成有余太太陪在身边的时候，他信的最真，信仰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抽象的理念、空洞的口号。当然信仰也不是革命的欲望、暴力的欲望、发声的欲望。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粹取于人心中最普遍也最真切的那些天性，那些本质，也是切实流露于人伦日用每一处的具体表征。它不指向单纯的“理”——一种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活生生的人心的高全理论；亦绝不能指向“欲”——无论是与生理相通的诸欲望，还是更加隐蔽的心理深层之欲望；而必须严格限定在“情”的范围内。

这里的“情”不是情绪的“情”，亦不是不受约束控制的感情的“情”。以《潜伏》为例的话，余和左的才子佳人式的恋情还不能达到这个“情”的高度，而唯有余和翠平之间的夫妻恩爱才能达到这层含义。这个“情”也是“情状”、“情实”的含义，就是它永远关注于当下，关注于细小的、具体的、琐碎的人间世，关注于每一个情境和境遇。

就好像翠平曾经问余则成：“你究竟是要去看牌子（情报信号），还是真心要和我散步？”余则成的回答很妙，也很真诚：“都是”。

这是一种单纯情感限度内的信仰，爱自己的妻子，也是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妻子，也就坚持了自己心中的信仰。

如果说我从《潜伏》中看到了什么可以叫做“希望”的东西，那么我想就是“都是”这两个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