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庄》是一部很有名的老电影，1962年由八一厂摄制，编剧胡可大校，导演王萍，摄影蔡继渭，作曲晨耕，副导演谷德显，化妆师颜碧君，独唱马玉涛，主演是胡可的夫人胡朋上校，其他演员还有孔芮、葛振邦、车毅、安琪、杨成轩、赵岂明等。

影片是从贫农团率领村民到地主家分家产开始的。看到这个情节时我联想了很多。早些年，地主被定义为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之首，只要是地主就是坏人。所以，穷人分地主的家产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都是不义之财，是剥削穷人得到的。但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地主可以分三大类：前两类比较好划分，一类是团结对象，一类是严厉打击对象。第一类属于开明士绅，又叫爱国士绅，他们对待老百姓还是不错的，没有民愤，没有血债，有些还有慈善行为，在村里受到尊敬。鬼子侵华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日，并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进步者甚至支持资助我党工作。第二类是恶霸地主，他们为富不仁，欺压百姓，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敛财，草菅人命，为非作歹，有血债，民愤很大，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农村黑恶势力那种。鬼子来了以后甚至还投敌当汉奸，帮助鬼子祸害家乡。黄世仁南霸天应该都属于这一类吧。黄世仁就是放高利贷，逼死杨白劳，强抢民女。第三类是介乎二者之间，这个数量应该最大，程度也有所不同。有的是靠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或者头脑灵活勤劳能干积攒下财富，然后大量买地，富了以后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也是不择手段，做事冷血，但没有血债，比如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那样，通过延长长工劳动时间来获取不义之财，类似资本家里的奸商性质。（高玉宝的小说小时候看过，情节都忘了，这里只是指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不是整个小说里的。）

影片中的地主崔老昆肯定不属于第一类，因为老百姓都恨他，肯定做过不少为富不仁的事。但也不属于第二类，因为他让儿子当了八路。恶霸地主家也有子女参加革命的，但他们都是背叛了反动家庭的。而片中崔治国跟父亲关系亲密，显然没有背叛家庭。根据片中交代他似乎没有血债，只是在兼并土地时比较冷血，不顾农民的死活，应该是属于第三类的，这种人在抗战时期应该是统战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还有一个证据，郭大娘是崔治国的奶妈，崔治国因而认她为干娘，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所以，我感觉影片尺度把握的不够准确，贫农团的做法似乎是对待恶霸地主的做法，让人感觉有点过。

小时候看这部电影，因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所以对崔老昆那双充满仇恨阴森森的眼神印象很深，他问儿媳妇今天是几月初几的意思是要记住这一天，要记住这个仇恨，还记有变天帐，小时候看这个情节觉得挺恐怖的，因为这表明阶级敌人贼心不死，一有机会就想反攻倒算。

除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外，影片另一个主题就是建合作社。今天看来，建合作社是没有问题的，小农经济的规模是不可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个体经济总是要整合的，现在就有很多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当年的问题是搞得速度太快，有拔苗助长之嫌。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还落后的情况下急于变更生产关系，只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还是应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管是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哪个村适合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政府可以指导但不应强行决定，不要一刀切。土改以后，的确出现了少数人返贫的现象，这是因为个人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势单力孤无法抗御，但制定政策不能只根据少数人的情况，帮助少数人可以制定特殊的扶贫政策，不能用多数人的利益绑架。

郭大娘这个人物，绝对是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和树立的，因为她严于律己，积极奉献，宁肯牺牲自己利益也要帮助别人，她是先顾国家再顾集体最后才考虑个人，公德私德都很好，那个年代有很多这样的劳动模范。不过，作为她那个社里的社员，恐怕会有一些想法。她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别人无可指责，只能敬佩，但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社员利益，社员就未必会愿意了。说穿了，这其实是一场利益的博弈，余粮交多了，国家乐意，但社员就受损失了，谁都想改善自己生活啊。所以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谁对谁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评价了。国家要大力发展重工业，需要资金，那个环境下（金银都被老蒋弄到台湾去了）只有通过剪刀差剥削农民了，这也是为了农民的长远利益。但站在社员立场上，肯定会不大高兴。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事情，如果把握好尺度，兼顾各方利益，也会皆大欢喜的，至少矛盾不会那么严重。

影片中对崔治国的形象塑造有些概念化，事先就把他定义为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所以尽管他早就参加了革命，但思想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一点起伏，从头至尾一以贯之的干坏事，太脸谱化了。

这是一部很少见的正面描写1957年反右斗争的电影。七十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拍过描写反右斗争的电影，（1979年以后倒是大量出现，但都是伤痕电影，反右运动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为什么呢？

影片的一些细节是很真实的，比如穷苦老百姓穿的衣服破的露着棉絮，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描写，反观现在的电视剧，穷老百姓穿的衣服干干净净，连个补丁都没有，我小时候还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呢。

有个情节似乎不对，郭大娘在1953年就提出要贯彻总路线了，而总路线是1958年才提出来的。

郭大娘的儿子抗美援朝时牺牲了，组织上竟然没有专门通知，而是靠同村的战友回来通知家人，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似乎太薄情了。

胡朋绝对是个优秀演员，本片是她演技最出色的一部影片。她是个女强人，但并非像文革样板戏里的女主角那样，一味地强硬好斗，她也有柔情的一面。得知儿子牺牲那场戏，她演的一点都不张扬，却让人潸然泪下。还有对待干儿子崔治国的态度，她对崔的错误绝不退让，坚决斗争，但崔毕竟是自己奶大的孩子，她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一种母性。特别是最后一场崔治国被打成右派后下放本村监督劳动找她报到时，她那种怜悯无奈又生气的表情，真是绝了。

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改编的，演员大都是话剧团的演员，只有少数几个电影演员，名角不多。安琪是叶挺的儿媳妇，主持过1956年的春晚，但一直不红，大概跟长相不漂亮有关，不知那次为何请她主持春晚。葛振邦主演过《扑不灭的火焰》。赵岂明好像就演过《侦察兵》里的卖水老头。孔芮和张延两个人我老是分不清。

小时候话剧中的一句台词给我印象很深，“根柱，今天吃杂面，你不吃我也不吃了。”电影里竟然没有。

本片无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典型作品。至于评论中的分裂情况，打一星的，破口大骂的这些人，大概就是平常口里总讲着不要上纲上线，不要太意识形态，要就电影论电影的那帮人。老地主的那本账在若干年后就这么让人拾起来了，好在他们也就是网上喷喷屎，控制控制舆论环境。想问一句，既然容许改开后各种以地主为主角的文艺存在，那为什么不能容许人们看一看曾经有过的以工农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呢？既然莫言，方方等人反映黑暗面的小说成了主流，那为什么不能有光明面的作品为历史做另一面的见证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有何不可。

这当然是无比高明的叙事手法，文本上无可挑剔，水平高到让人看了就会相信。人物典型而不刻板。

从未消失的保守主义……

“那你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

“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保卫他那地主的家庭！”

这确是掷地有声的控诉，然而读过几本书的我，心里总是泛起种种不健康的联想。起初的先锋队，组成人员无一不是略有背景，在既有秩序当中保有一定位置的知识分子。

彼时的旧中国，能读到书，能识文断字的人，同手握生产工具的人，就已经不是一个阶梯了。这些人事实上经历了秩序的崩毁，同时他们存在的意义没有消失，那就是继续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框架。

郭大娘是一个道德模范，是彼时的典型人物，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人，时机正确，可以做许多称得上是伟大的事。但是时机不会永远正确。

“要翻翻身。”翻身是什么？翻身就是获得权力。对于工农语境而言，翻身就是生产到分配全过程的结构化权力控制。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分布式的基础农业生产不是军阀混战，国家、民族叙事不起作用，艰苦奋斗成为乏力的话语。

人类在战争中用各式精神鼓舞来建构生命博弈的道德，但战争结束以后，亲历者似乎对建构一筹莫展，用这样的路径依赖，去挑战自然环境和人性本身。

我不是亲历者，只是悲剧的耳闻者，只是偏见的集合人。自发式群体化生命博弈进行当中，所有人的利益一致。而社会生产不是生与死的是非题，是无法让渡统筹决策权的，无法进行精英主义先锋队式的、少数带领多数的行动策略。

所以“人变坏很容易”这是一句扯淡的说辞，打日本人和农耕这两件事上，人跟人的共识基础就不一样。硬要说有，那就是生命权，战争的团结基于直接的生死、绝对的对立；而粮食不握在手上，给农民带来的简直就是阉割焦虑，是生命权受到侵害。

“我们农民的肉不能长在你们地主身上。”

“我儿子是革命干部，他就快回来了。”

“回来了他也要和群众站在一条线上。”

郭大娘拿着鸡毛当令箭，不像今天的人能意识到生产力低下不足以进行实践的历史事实，打击瞒产私分，催家家户户上交。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结构化权力控制，最终并没有落到手握劳动工具的个人头上，而是落在少数人头上。

郭大娘斗志昂扬地代表了农民，她有了权力，也就是说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而是符合理想模型的社会建构需要的个人做了主人。

至于典中典“我儿子是革命干部”，愈发像是本片的春秋笔法。就不说这部了，我想起了《高山下的花环》。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什么？且不说如宗教赎罪劵一般的“光荣历史”计算法，就是说到“翻身”，与之对应的则是观念与权力的匹配与识别。发包制下的成绩竞赛模式，主导了非自发性秩序的再生产。出于“翻身”的阿尔都塞式机器运转，农耕不再是人类自发自主的生产活动，转为胁迫式的价值产出，“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基础”——“不交国家哪有钱买机器”。一种经典的原始积累，一种名不副实但是其实十分有效的运转模式。前现代的消亡由此肇始。

“超产有奖励，肯定比去年分得多”

“怕支援了别处”“咱们糟了年景，别处也支援过咱们不是”

（这两句都事实性地没有做到……）

“我要是不走合作化的道路，我怎么会有今天（的生活）”

怎么不会有呢，你不走合作化不也要种地么，种完地不都是你的么。

（甚至突然意识到了包干的优越性了……）

不得不说，老一辈文艺人士笔力深厚，轻描淡写地把生产-消费的链条拆碎，再声嘶力竭地接上别处。明明是我自己从田里刨出来的，变成了___给我的，并且我自己都相信了。太感人了。

入社，原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从而领导者必须联合更多的人，才能达到目的，只靠个人的热情、努力、甘于牺牲，是不可能成功的。本片中，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在联合和自己立场相似的人物，并在正式开大会、正面较量之前，统一意见、加强联盟、制定策略。

革命题材的影片，主角更多的是女性，1980年代的武打片，也有相同的现象——女性作主角，似乎更有艺术效果。

“那以后还有没有自愿这一条？”很有力的反问。贫穷年代表现亲近或客气，最常见的是“吃”“喝水”。

农民家庭吃饭，桌上一堆盘子碗，好像还有酒；当年拍照非常奢侈，大娘的家里却有很多照片——这些应该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