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自称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在于深刻的怀疑与反思，而他的专业则体现在他怀疑与反思的是人类精神世界永恒的困惑。《三色》探讨的是三色所象征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导演没有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出发，却是着眼于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细微感受，忧伤或欢喜，屈辱或尊严，低头神伤或泪眼朦胧隔窗相望的的姿势，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有可能经历的细小感触。

蓝色象征着自由，失去亲人的朱莉失去了家庭同时也失去了义务，生活优渥，没有责任，有着新鲜爱情的无限可能。这样的朱莉理所当然是完全自由的，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向我们展示随这自由而生的束缚，他探讨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缺失：朱莉被往日的情感与记忆所囚困，无法脱身，她所作的所有便是无所作为，她拒绝去墓地，拒绝看旧照片，扔掉亡夫留下的曲谱，拒绝知道有关亡夫的消息，甚至拒绝哭泣。婆婆与她拥抱，那么用力地哭泣，朱莉问她为什么这样哭泣，她说，因为你不哭。

“在某种意义上，朱丽处于静态的处境，她不停地等，等待一些事情发生变化。她极度脆弱——因为她决定这样——因此某种意义上，电影只好追随她，跟随她的生活方式和她的举止。”

白色代表着另一个美好而具有魔力的字眼：平等。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此片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中个体地位不平等的故事，却是为了质疑平等对纯粹情感关系的必要性。正如芝华士的广告语无比狂妄却又无比真实地叫嚣的那样，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又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不敢正视的事实。卡洛尔因性无能而被妻子抛弃，对妻子的爱令他受尽侮辱，当他偶然发财之时，不仅性能力重新恢复，妻子的爱也随之而来。爱情仿佛由财富与生理条件的平衡为前提，一旦失去平衡，爱情就变成一场沉重的灾难砸将下来。

红色的主题是博爱。瓦伦丁像传说中的天使的那样，美丽而善良，一心想为别人着想。只是，“她一直从自己的角度来为别人着想”。一场车祸让她结识了一直坐在屋子里窃听电话的脾气古怪的老法官。老法官偏激的行为观点对于瓦伦丁生命中一直坚持的爱的原则无疑是一场冲击。哲学家都有点多虑，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一样，他被一个问题苦苦困扰，“我们自己有些东西可以付出的这个事实中就有美的东西存在，可如果我们的付出是为了给自己更好的评价，那么这种美就有了瑕疵。这种美纯洁吗？或者是有点被破坏了？”瓦伦丁无疑就是这个充满矛盾与不确定的美的化身，在她身上集中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疑问与希望。最终瓦伦丁逐渐理解了老法官，老法官也受其爱的感召，决然地作出了自我检举的决定。

自由平等和博爱是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哲学家刘小枫称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其叙事思想“紧紧盯着不放的个体生命的偶在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然而影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又是从这三者的反面开始的。可以说，他所探讨的，都是这三个诱人字眼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及其存在的可能。

光影总如水。朱莉在受伤时总躲进蓝色的游泳池，让水淹没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无法抛弃记忆。因此无法自由。

因为音乐一直在响，音乐响起，记忆重生，画面在瞬时变成寂静无声的漆黑，时间静止。只有音乐一直在响，最终终于变成恢宏壮大的合唱，每个人在音符的流转里各自生活，微笑或若有所失，做爱或静静死去，所有人的人生都变成朱莉生命的一部分，朱莉的眼泪终于可以静静流下。之前朱莉的任何作为都无法到达自由，顺应内心的声音而生活是不可能的，你所能做的，只是顺应生活本身。爱是囚牢还是自由？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最后庄严而伟大的音乐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在《白》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讲述了一个关于平等的故事，但平等并非真正的表现主题，这是一个取得平等的故事，是关于报复的故事。他相信我们应该追求平等，但要明白永远不会完全实现。歌德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又有何决定？一个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与他有生以来的境遇。这些又岂能是平等如流水线上的产品。每个人大概生来就各有其命运了：生理有所区别，生活的环境也各有差别。有如原本电脑被安装上不同的操作系统，一个个原本应该没有差别的肉体被社会伦理安插进不同的灵魂。更諻论在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脆弱的情感更有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在《白》中，爱情中个体的尊严完全与爱情无关而与爱情之外的东西如性能力与金钱有关。因不平等而生的屈辱感，却才是爱情的真正面貌。不平等的爱情，或者爱情的不平等，才是永恒平等的东西——对所有人，所有爱情。基耶斯洛夫斯基想说的不是平等的重要性，而是不平等的无法改变。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究竟什么对于他人才是合适的，是让他遵从自己的意志堕落向死亡的深渊，还是让他得救却以放弃自己的选择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为代价？没有谁可以是那个上帝，可以代别人思考，代别人做出选择。而站在大众所认为的正义的立场改变他人，是否又是一种对他人自由权利的亵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在这里暂时止步，他给了《红》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刻思考与怀疑之外表达了对人性的坚定信仰。

“在不计其数的拨、插、按以及诸如此类的动作中，摄影师按快门的发明尤其富有成效。用手指触一下快门就能将一个事件永久地固定下来。照相机赋予了瞬间一种追忆性的震惊。这种触觉经验同视觉经验联合在一起，就像报纸广告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其中穿行便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惊恐与碰撞。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神经紧张会像电流冲击一样急地通过体内。波德莱尔说一个人扎进大众人流中就像扎进蓄电池中。不久，为了描述惊颤经验，他称这种人为“一个装备着意识的万花筒（kaleidoskop）”。当坡（爱伦•坡）的“过往行人”还显得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时，当今的行人却是为了遵照交通指示而不得不这样做。因而，技术迫使人的感觉中枢屈从于一种复杂的训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对新刺激的急切需要使电影得以诞生。在电影里，惊颤式的感知成了一个有效的形式原则。那种在流水作业的传送带上决定生产节奏的东西正式电影得以立足的基础所在。”

本雅明的这段话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貌似沉闷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美学特质。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里，主要进行叙事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人物内心世界与外界发生碰撞所产生的“惊颤式的感知”。这一点在《蓝》中表现得尤为出色。

蓝色的光闪耀在朱莉的脸孔上，有一种使人心惊肉跳的忧郁。波德莱尔说忧郁即美。蓝色的光闪耀在朱莉的脸孔上，如同小女孩死之前手中飞扬的棒棒糖纸的光芒闪耀在风中，沈从文说残忍是一种美。这美的残忍的光变成一道沉重的阴影，使朱莉无法从往事中脱身。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蓝色光芒经常是很突然地就闪耀在朱莉的脸上，这突兀的晃动的光芒，正象征了朱莉内心情感的颤抖。自由。自由何在。自由，自由是没有东西可失去的代名词。

此外，在《三色》中玻璃与玻璃的反光成为一个重要的隐喻。无数的玻璃，玻璃与玻璃的反光，这脆弱而坚强的透明而无法逾越的物质正有如影片中每一个人的内心与他人之间的距离。玻璃那种混合了脆弱与坚硬的特质正很恰当地揭示出了人物敏感而矛盾的内心。人物内心情感的隐喻表达与技术手法的完美结合保证了“惊颤式的感知”的“惊颤”度，给观众以一种心灵上的冲击力。

“三部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些有某种知觉或感觉的人，一些有魅力的人。”事实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许多电影都是以这种知觉或感觉为基础的，“惊颤式的感知”可以说是整个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价值所在。这种奇异的感知既是电影的表现内容，又是电影与它的观众之间发生感应与传递情绪的基础。比如那一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镜子、窗户上、门上和汽车上的玻璃的反光与折射中的“镜中”维罗尼卡与现实中的维罗尼卡同时存在，电影中的人物被一种奇异的心灵感应主导着命运，而光影班驳，金黄色的温暖色调里，我们内心最隐秘的部分，也被一种熟悉而奇异的忧伤与温暖围绕，那新鲜的柔嫩的颤抖的感觉，如灵魂的存在般神秘敏感。

这种“惊颤式的感知”存在于电影人物心灵之中的同时存在于观众与电影人物之间，成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最终完成它的表达的最后关键。即基耶斯洛夫斯基选取了我们每个人生命和思想中共同存在的最细小最敏感的情感样本，当我们被电影中的人物所感动，也即产生共鸣式的惊颤感知之时，我们其实是被自己感动了。正因为如此，刘小枫才叙说自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过世时，感到“思想的在世孤单”。基耶斯洛夫斯基正有如我们思想世界里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他的电影熨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孤单灵魂，光影之间令我们感受到一点细小却灼热的温暖直抵灵魂深处。而无疑，《三色》正是他众多作品中人文关怀的出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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