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文学体裁、流派中，诗歌通常是最易被忽略、误解乃至边缘化的一类。这一古老的艺术样式，从诞生伊始便紧密附着于人们的日常情感与对自然万物的探索之上，从而孕育出特殊的魅力，能将浩瀚思绪转译为数行精练的文字，却因散文、小说等文体风靡，加上过度的精英化主张，生存空间屡受挤压，一度濒于衰微。

当文学市场日趋荒芜，现代诗的发展无疑让人们看到一丝曙光，继而被委以复兴诗歌传统的重任。所谓“传统”，并不等于竭力矫饰、讲求格律严整，而是与自我心灵的对话，和蛰伏于诗行之间，无数亟待解脱的灵魂。

对余秀华来说，诗歌便担负着这样的重量，仿佛一根拐杖，支撑着她脆弱的身躯，在摇摇晃晃的人间去寻找、记录和表达，令压抑日久的情感渐次涌出。如果说命运曾数度将她推入泥潭，诗歌存在的意义，便是在她原本逼仄的精神世界里，悄然开了扇窗。

从她的诗中，人们读到的是一个的饱经风霜的农妇，和她内心的动荡不安。而纪录片独有的影像风格，则令文本大幅度地视觉化。从第一个画面落在金黄的麦田上开始，场景不断流逝，和填充空镜头的诗句一道，拉近了观众与那片土壤的距离：荷塘，家禽，收音机飘出的声音……让人目睹一个地理与思想同样闭塞的山村，如何在囚禁诗人自由的同时，哺育出让人惊艳的才华。

这种才华的奠基，往往与痛苦相伴。范俭将镜头贴近余秀华和她的家人，似在渲染一种静默的张力。生理残缺，家庭穷困，破败的村庄，共同为她的生命刷上一层悲凉的底色。而诸如网兜中被困的鱼、掠过天际的鸟雀等，则与诗歌中神秘的乡村意象相契合，既折射出诗人坎坷的身世，也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激发出文字中蓬勃的生命力。

网络空前繁荣的时代，每个普通人的意外走红都能迅速升级成大众狂欢。从余秀华到范雨素，每当草根文学引发热议，其内涵往往背负着被放大乃至曲解的风险。一方面，广泛的群体偏见使她们备受关注，然而也正是新媒体自带的话题性，将人捧上神坛，转而以意想不到的手段，无情伤害、消费着她们。

在纪录片中，一夜成名的余秀华说：“我现在感觉很惶恐，好像不知道命运在把自己往哪个方向推，推得这么高，会不会突然掉下来。”

以那首标题醒目的代表作为拐点，命运在她身上开始了一场特殊的实验。沿着这一轨道，影片后半段，摄像机跟随她出入各大颁奖礼、座谈会，窥见其心境变化。有趣的是，不论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还是阅历浅显的学生群体，在和她的接触中总不免染上几分猎奇色彩。伴随讨论持续升温，有关创作者的轮廓被逐步抹除，仅剩下一对引人浮想的词组：脑瘫、情色、农妇。

对于信息过剩的社会来说，标签与被标签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在余秀华看来，所有标签都是错误的，带着一种歧视。她毫不在意外界给自己粗暴扣上的帽子，即使曝光度陡增，面对媒体贪婪的注视，仍然率性直接，不惮于流露真实面。挡在她与围观者之间的距离，自然远非一本诗集的容量。

这或许恰是对“诗意”二字最为浪漫动人的注解。和电影《帕特森》中文艺的公交司机一样，余秀华写诗，目的不在于喂饱读者、取悦大众，而只是吟诵个人的生命经历，化狂风暴雨为涓涓细流。作为日常经验的总结，这类创作注定有别于书店里外观精致的畅销书，不具有被公开表演、展示的可能性。因为那些隐秘而深沉的情感，从来只属于作者本人，哪怕技巧再朴拙，语言再粗粝，内在的滚烫与真挚却拥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以诗歌为工具，她捕获了横店村的田园风光；以写诗为契机，她从渔网中挣脱，逃到了外面的世界，尽管那儿充满广阔的未知数——正如岸边陌生的海浪，可她仍挽起裤管，带着新生的好奇，在晃荡中努力维持平衡、把握方向。这些沿途不期而遇的馈赠，又或是幸运，都源于最初对诗意的那份向往。

纪录片末尾，余秀华坐在电脑前，颤缩着手指敲击键盘，看一个个灵感的音符跳进屏幕，犹如把体内沉睡的激情一点点挖出。而全片最让人难忘的一幕，是她身着红外套伫立于漫天飞雪中，那抹耀眼的红色，正如她心间燃起的炉火。当被生活的铅坠拖着缓缓下沉，还好有诗歌这双翅膀，让她与干涸的池塘作别，飞往自由与爱的栖息地。

那一刻，她远离了所有灯光和掌声，远离了似是而非的争议，如一株麦穗般，谦卑地弯下腰，结出了最晶莹饱满的颗粒。

层层叠叠的麦田中间，匍匐着一条长满绿色荒草的路，余秀华摇晃着身体，吃力地走过去。

她上身白衣，下身牛仔裤，像是一叶在狂风中起伏的帆。

这是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第一个镜头，伴着余秀华的诗句：

首先是我家门口的麦子黄了， 然后是横店， 然后是汉江平原。 月光里静默的麦子， 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 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

我读余秀华的诗不多，但读过的都很喜欢。她的诗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像是从残缺的身体里钻出来的。

有憎恨、有偏爱、有卑微、也有孤傲。

余秀华的“诗”，要和她的“人”一起来看，就像是看《红楼梦》里十二钗的判词，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的命数。

一直期待着有人把余秀华的故事搬上大荧幕，终于，等来了范俭导演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范俭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该奖项被誉为纪录片界的奥斯卡。

盛名之下，更让人多了一份期待。

影片讲述了余秀华成名后的生活，主线是她和丈夫的离婚官司。影片不断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切换，拍余秀华的孤独，拍她身份的焦虑、压抑的情感。

应该说，范俭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好题材。

可是坦白讲，他并没有把握好这个人物。要不是余秀华本身的鲜活个性在支撑着全片的观感，这必然会沦为一部平庸的作品。

究其原因，主要两点：素材的匮乏和视角的缺失。

两者都是硬伤。

作为一部人物纪录片，应该从一个特定的拍摄人物身上，拍出普通人的挣扎和普世的情感，由特殊到一般，由孤木见森林。

比如《杀戮演绎》，拍的是印尼大屠杀中的刽子手，拍他们在多年之后，还洋洋得意地重演着当年杀人的场景，这够奇葩，但最后，我们看到镜头前的杀人者，全身颤抖，几近崩溃，他问导演：“难道，我当年真的做错了吗？”

再比如《少年小赵》，拍一个90后的五毛，整天穿着军装，背着军挎，挥舞红旗走在大路上。你和他聊天，他不会好好说话，满嘴的政治标语，这也够奇葩。但最后，他的老家遭遇了强拆，小赵看着推土机在捣毁自家的院墙，忍不住落泪。

这就是人物纪录片的魅力，从一个特殊的人物身上，看见永恒的东西，比如“人性的回归”，比如“荒谬信仰的崩塌”。

要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并不容易，需要“预判”和“时间”。

作为导演，要有眼光去选中一个有趣的人物，并预见到在他身上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然后静静地、不加介入地等待。

这其中，预判，就是视角；时间，就是素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拍摄时间。

前文中提到的《杀戮演绎》，导演冒着生死的危险，前后拍了8年；《少年小赵》也拍了4年，影片跟随小赵从高三升入大三，从青涩走向成熟。

而《摇摇晃晃的人间》呢？只拍了1年的时间。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指标，来评价一部纪录片的好坏。但这至少说明一些问题。

记得在采访中，范俭也提到过，由于余秀华的爆红，每天挤在她家的媒体有十几家，轮番上阵，范俭只能去抢余秀华的时间来进行拍摄。

如此一来，能够拍摄到的有效镜头，就更少了。这也直接影响了成片的效果，在短短88分钟的片长里，反复出现特写、吃饭、采访、行走……大量的重复镜头，都是“素材的匮乏”导致的。

时间短，素材少，人物就很难立体。

比起素材的匮乏，“视角的缺失”是更严重的问题。

记得范俭在采访中，聊到《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主题：一个关于女性身体和情感欲望的故事。

但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这条脉络却极其模糊。这与素材不足也是息息相关的，以至于影像根本无法支撑起主题的表达。

而影片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碎片化的观念。

比如：直男视角对女性的物化。

最典型的是一场戏是在研讨会上，男诗人们个个神采飞扬，意淫着女诗人的创作心理。

还有在饭桌上，余秀华的丈夫向朋友抱怨妻子的无理，朋友训斥道：“女人就是猪，只靠你会哄。”

还有：余秀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进退失据。

影片基本是在这两个空间里交替进行的，我们看到，回到乡村的余秀华是自在的、踏实的，但在观念上，她又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她似乎是向往城市的，但身在城市中的她，又显得局促，处处被人消费。

这种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尴尬，始终在纠缠着她。

还有：身体局限与内心欲望的水火不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挫败感，“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是为人的宿命。

这一点，在余秀华身上，尤为明显。

她在采访时曾经反复说过，她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残疾。她多想在说话时，表情不要那样扭曲，但就是做不到。

后来，她写诗，出名，赚钱，离婚，活得越来越自我，但每每想到身体上的残疾，还是会彻夜痛哭；追求喜欢的男人，遭到拒绝，她还是会归咎于“谁让我是残疾人呢。”

这种外在的成功依然无法掩盖的内心的失落，是这个人物的悲剧所在。

应该说，上述这些表达在片中都有涉及，但全都若隐若现，浅尝辄止。

其实，只要扣紧任意一条线，用尽可能丰富的影像去呈现，都是不错的。

可惜，《摇摇晃晃的人间》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摇摇晃晃的主题。

范俭在采访中说，曾经想把这个纪录片，拍成一个关于诗人的片子。就像吉姆·贾木许的《帕特森》那样。

巧了，我也想推荐这部电影。

《帕特森》讲了什么呢？

讲了一个巴士司机的日常，从周一开始讲，一直讲到下一个周一，周而复始。

而每一天，这个巴士司机的生活都大同小异，早晨被闹钟叫醒，起床，上班，开着巴士驶过固定的路线，去老地方吃午餐，下班，吃晚饭，遛狗，去酒吧，回家睡觉……日复一日，波澜不惊。

你肯定会很好奇，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别着急，听我讲啊。虽然每天的生活差不多，但这个巴士司机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酷爱写诗，会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下他偶得的诗句。

于是，生活也就在他写诗的过程中，变得不那么一样了。

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其实这部电影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诗人。

诗人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文艺青年的伪装，它甚至不需要被外界认可。

当你用一种诗意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世界时，你就是一个诗人。

就像片中的帕特森那样，他每天的生活看似一成不变，但他却总能在平淡中，发现流淌于时间裂缝中的诗意。

而这部电影更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对观众提出了同样的挑战：只有你用诗意的眼光去观看，才能发现影片中暗含的诗意。从内容到形式，这部电影都在践行着“诗意”的表达。

回到余秀华，她也是这样一位诗人。

我至今都很难忘记，听她读自己写的诗。那首诗叫《我爱你》：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2016年11月23日，中国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盛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获得相当于榜眼的评委会特别奖。影片以因诗作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走红的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为拍摄对象，记录了她成名后近一年的人生历程。据制作方介绍，该片将争取于明年春天在国内公映，或于明年年内与观众见面。

范俭在2016年IDFA致受奖辞（摄影：于卓）

因为余秀华本身的关注度，影片的选题似乎很讨巧。但从拍摄角度来讲，导演范俭选择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这样一个高度曝光的公众人物，关于她的纪录片除了影像资料外还有什么其他价值？除了拍余秀华成名后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读者见面、诗集签售、学术会议，纪录片怎样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怎样更深入地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又怎样在余秀华诗人、女人、残疾人等多重身份间穿梭、整合？存在价值危机都是拍摄人物的纪录电影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摇摇晃晃的人间》的IDFA之旅可以说是检验影片在艺术层面的成败之旅。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阿姆斯特丹，没有几个人知道余秀华是谁。影院里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放映厅里的黑暗像是一道无知之幕把余秀华的世界与外国观众隔开，亮起的银幕是连接两个世界唯一的通道。她的诗歌与人生、爱与恨，都必须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来抵达观众的内心。就像泽维耶·多兰在戛纳含泪所说的那样，电影是一种情感驶向彼岸，在观者的情感中引起共鸣，而这样的航行往往以海难告终。余秀华的名声和魅力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成败全看船上的艺术家们怎样掌舵。而当首映场里的观众随着情节的发展嬉笑、惊讶、叹息，当他们用雷动的掌声为片尾字幕伴奏，我们知道范俭的航行成功了，他的艺术把余秀华载到了彼岸，直抵人心。

2016年IDFA上《摇摇晃晃的人间》全球首映场的观众（摄影：于卓）

评委会发言人汤姆·保罗在宣读评语时提到了拍摄诗人的难度，影像在模拟诗歌并试图创造诗性的时候，容易陷入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诗人和残疾人也恰恰也属于最容易被脸谱化的群体，对这些身份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刻画对纪录片而言尤为困难。《摇摇晃晃的人间》从影像、声音、音乐到叙事、节奏和暗喻的使用，不但在技术细节上严丝合缝，也与内容做到形神合一。这种“技艺之美”或许是唯一能够承载诗行之轻与诗意之重的载体。当导演选择展示余秀华的诗时，这些诗句同时具有叙事、展示和风格的多重功能，这一刻的影像和文本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相谈甚欢，相得益彰。看完片子后再捧起余秀华的诗集，片中的图像和声音也会浮现出来。

人们认为文学（特别是抒情诗）和音乐是更纯粹的艺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绝对的抽象性，几乎不对受众的想象力形成任何限制，而影像的绝对具体性和它对想象力的控制、限制是电影艺术无法摆脱的诅咒和原罪。优秀的电影创作者往往能够用具体的影像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意境，把具体的人生体验上升为普世的情感，从而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范俭在这部作品中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电影语言在交代故事的同时，非但没有妨碍反而促进了我们对余秀华的想象。影片图像在具体展现余秀华一举一动的同时，时刻指向他处，指向情感精神层面的复杂性，指向关于“余秀华”的一切普遍性和可能性，从而达到了“诗性”的本质。

跟纸上谈兵的影评人不同，导演的创作依赖于实地操作，除了要考虑技术细节，还要处理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与一个诗人的作品神交，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作品；想把一个人物拍得立体并体现其复杂性，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世界，消除双方的界限。范俭似乎对理解人物主观、私密的一面特别有一套，在情感的深度挖掘方面举重若轻。可能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拍摄抒情诗这个极端个人化的体裁及其背后细腻、坦诚而多维的诗人。关于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和故事，我在IDFA上采访了导演范俭和摄影师薛明。

范俭和薛明在《摇摇晃晃的人间》海报前，左边的海报是拿下2016年IDFA头奖的伊拉克战争片《无处藏身》（摄影：于卓）

陈凭轩：首先谈一下这部影片的缘起吧，最初怎么会想到要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呢？

范俭：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一直都很想拍一个诗人，但不能是职业诗人，而是一个诗歌与日常生活反差很大的诗人。这部片子最初是优酷的一个短片项目，在余秀华刚开始走红的时候，算是抓一个话题。但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余秀华是一个很有意思、很丰富的人，我很喜欢她的诗歌和她的性格，她的情感极其强烈，也能拍摄出有趣又有价值的镜头，她的处境和农村妇女身份也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就跟优酷商量决定继续拍摄，我一直是想做长片的，也一直是按照长片的标准在拍。

陈凭轩：对于人物类的纪录片，与拍摄者建立信任十分重要，您在关于《吾土》的采访中也强调过这一点。你们是怎么获得余秀华的信任的？

范俭：《吾土》中的陈军一家与我本来就是朋友，那跟余秀华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已经成名，家中记者络绎不绝，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多个采访者。所以必须要让她知道，我们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最初大概八到十天的时间里，就是尽力让她认识到纪录片拍摄与新闻报道的区别。当然前期准备也很重要，我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就读了她的诗，所以可以跟她谈诗，表明我确实是理解了她的诗歌。我甚至去读她喜欢的诗人的诗歌，希望能和她在精神层面对话。

吾土 (2015)

7.8

2015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范俭 / 陈军 李小凤

在跟余秀华比较熟以后，就需要与其父母建立关系。因为两位老人都是普通农民，这个交往主要就是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劳动。建立关系对于纪录片拍摄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与人交往和举着机器拍摄有着同样的重要性，那并不是浪费时间，相反是最要紧的。我们起初以为跟余秀华丈夫的关系会比较难处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也很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除了我们以外，几乎没人去问他是怎么想的。而且余秀华作为一个写作者，比较善于自我表达，尹世平则完全不同。他不太会说话，但也想诉说，也想要一个话语权，所以最终他也愿意让我们拍摄。

薛明：我妻子当时还是媒体人，第一次去余秀华家就是我们一起，到得比范俭还早。她采访拍照结束就走了，而我留下来拍片子。拍摄过程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左右。余秀华刚开始也纳闷儿，说这几个人怎么都好几天了还不走啊。关于信任，范俭懂她的诗真的非常重要。她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其实特别反感记者们肤浅的问题。最恶劣的记者对她和她的诗没有任何了解就跑过来，对采访对象缺乏基本的尊重，她其实挺不高兴的。

陈凭轩：所以余秀华很反感与媒体接触吗？媒体的关注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范俭：那倒也没有。只是说她性格很率直，又是个诗人，对于不太恰当的问题，她会回答得比较简单直接。但是不会不理人，没有任何架子。实际上，她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成名后受到社会的关注，她的世界被“打开”了，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影片里也提到她在北京、香港做活动，接触到了很多人，而通过这种接触就获得了更多人生经历。所以说她还是挺高兴的，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了，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薛明：她的家人也很热情好客，对来访者很友善。因为那是个小村，没有饭馆，余秀华的父母有时还会给来采访的记者做饭吃。我们也时不时地跟他们一起吃饭。媒体热逐渐散去以后，还有络绎不绝的“粉丝”。有一次一群热爱她作品的人开着车来看她，余秀华正好不在，好像是在外地做活动，他们就在余家的院子里野炊，等她回来。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陈凭轩：目睹了媒体和“粉丝”的狂热，又与她长期交往，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余秀华的诗和她这个“现象”的？

范俭：首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她的诗的，不然也不会去拍她。情感非常丰富和真实，很有力量。关于大胆谈性的东西，片中也有交代，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放了一些评论者的说法，比如《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个题目里体现了“民族”和“性”两个当代主题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对于余秀华来说，诗就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情感抒发：她把自己一种很纯粹的欲望和欲望得不到宣泄的痛苦写在诗里，真实而简单。至于旁人看到什么其他东西，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她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中收录了一些早期作品，所以可能不是每一首都那么成熟，但是后期很多都是好诗。

月光落在左手上

8.3

余秀华 / 2015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她的作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后，中国最畅销的诗集。在1980年代那一代现代诗人逝去或淡出后，中国诗歌在大众视野中逐渐消退，她的出现对中国诗歌也是一种新的激活。当然不是说她的诗一定有多么伟大或者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它能触动人，也不矫揉造作。总体上来说，这对中国诗歌和文学应该是个好事儿。哪怕像片中说到的那样，有人说她是“荡妇体”——有争论、能被人谈论，对于诗歌这个很久没人关注的创作类型来说，是有益的。

陈凭轩：影片的一条主线是余秀华离婚的过程，这也是她鲜为人知的一面。能够恰好拍摄到一个话题人物离婚的全过程还是不容易的，真的有这么巧吗？片中她与丈夫吵架、离婚的场面都是实拍？

范俭：纪录片是真实与艺术的结合，但摆拍之类的方法都是有底线的。花草风景为了艺术表达或者暗喻的需要，可以摆拍，但是人物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吵架这些几幕在片中具有核心地位，对叙事和人物感情的挖掘都很重要，这就不能“作假”。至于我们是怎么拍到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我知道她一直想离婚，在经济独立后就准备这样做，但要等丈夫回家后才能提（丈夫在外打工），所以尹世平回家后我们也去拍摄。我还提前问过余秀华会在哪天和丈夫谈离婚，她告诉了我，于是那一天我们就做了充分的拍摄准备。

薛明：他们上民政局离婚前一天打电话给我们，当时我在西安，范俭在重庆。我下午四点接到电话，一看火车飞机都赶不上，就晚上八点跟助理开夜车奔赴湖北，路上只睡了两三小时。中午跟导演赶到民政局门前，他俩正好出来。盖章离婚的过程没有拍到，就赶紧举起摄影机拍离婚程序走完后两人的表情。后来想想，对于挖掘人物感情，这一段才是最关键的。办手续只是冗繁的过场，对于电影叙事来说是很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的语言，浪费好几分钟的镜头就为了告诉观众“他们离婚了”，信息量很低。相反是她在民政局门口看着离婚证书既高兴又感慨的表情更有价值，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又传达了人物的情感，对人物塑造有作用。之后两人在回程路上的对话，那种解脱后心情舒畅的感觉和自嘲、悲凉，再加上对二十年不幸婚姻的感慨，五味杂陈，很真实、很揪心，把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更好的叙事和表达。

范俭：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离婚这件事会正好发生在我们拍摄期间。余秀华19岁结婚是她母亲张罗的，主要目的也是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来照顾她。这两个人的性格处于光谱两极、水火不容，一个是感情极为细腻的女诗人，一个是不解风情、有点“直男癌”的男人，他们的婚姻一直有很多矛盾。如果没有残疾，能自由恋爱的话，余秀华欣赏的男性是所谓的文化人，比较有学识和文人气质的那种。她之前一直没能提离婚，主要也是因为身体残疾让她无法经济独立，家中主要靠父母。她成名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最重要的是收入的大幅改观。经济独立给了这个女人很大的自信，让她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再加上外部世界的打开给她很多新鲜的刺激。我们去拍她的时候，她的生活正好处在这个蜕变期，她非常迫切地想结束这段婚姻。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陈凭轩：镜头的存在会不会对她也有一定影响呢？让她更敢说话？

范俭：如果你指的是我们一个镜头，那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我认为，让她获得信心的是读者和整个社会对她的关注和认可，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自然也就有了自信。

我一向尽量避免对拍摄对象的影响，但拍摄者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工作，不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首先摄影机就放在那里，然后又有三到四个人的拍摄团队。但我认为更大的影响是观念上的，比如在离婚这件事上，余秀华一家人都会问我怎么看。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不能说得过于直接，但又要保持坦诚，如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对整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的姐姐也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幸的婚姻，没有尽早结束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跟余秀华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婚姻不应该继续，尤其当我的姐姐总是感受到一种折磨的状态下。他们来问我的看法，我会如实表达我对婚姻的观点：所有让双方、家人都痛苦的婚姻，就应该结束。至于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能为了孩子彻底牺牲自己的生活。但同时我也会跟余秀华说，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二十年，还是要给她的丈夫一定的尊重，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样对双方都不好。

我跟他们的这些交流，就像是朋友之间一样，不存在干扰拍摄对象的问题。拍摄者既然要与拍摄对象建立关系，这样的事情就不能避免，如果我拒绝回答，就好像是对她漠不关心。重要的是，所有决定都是他们自己拿主意，没有人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余秀华，她对离婚有很强的愿望和动机。尹世平也明白这段婚姻无法维持，但就是希望对方也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要求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他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婚姻无法继续下去，但也不甘心就这样结束，有时候也会来问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离婚后两人非常放松的状态。

陈凭轩：余秀华丈夫尹世平作为离婚冲突的另一方，你们对他也进行了一定的刻画。影片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物的呢？

薛明：从他们结婚到二十年不幸的婚姻，这场离婚几乎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可能“性格不合”是最适用的解释了，当然背后有很多激烈的冲突。我们在片中看到关于离婚的各种拌嘴，很多其他夫妻也会有。钱的问题，余秀华也并不是不愿意给，只是刚开始不懂法律，不知道夫妻离婚需要分财产，又跟尹世平呕气，有些其他夫妻也会这样。咨询过律师后，她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也就顺利分财产离婚了。尹世平离开余家后在附近小城租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地方，因为节俭惯了，分到了钱也不会去铺张。我们也去那里拍了他，但是最后没有用，那场景还是有些凄凉，让人挺难过的。

范俭：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也都有令人同情的地方，但生活的一些结局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另外，这个片子也有很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可以深挖的地方，比如片中尹大哥有一次抱怨余秀华不愿意与他同床，觉得不可思议。一方面是他不解风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有一种“夫权”，觉得婚姻中自己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观点跟余秀华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文化人，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扩展开来说，片子里有一场在武汉开的“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与会者大多都是男性，女性极少，我们在剪辑的时候也专门都剪了男性，来突出这一现象。那实际上就是一群男人在分析、评点一个女人和她的诗歌，来赋予她和她的作品以“价值”。这里面有可探讨的话题。

原文地址：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569113

* 通读了一遍，总觉得好像缺了什么。可能是当初发的时候编辑有删减，待我找到原稿再来补齐 :-)

真实的诗人余秀华，这部电影中更吸引我的是，“人性”。

余身上有各种反差，甚至诡异。她残疾而穷困，但才华惊人；她因脑瘫而说话结巴，但逻辑清晰有深度还时不时幽默；她看诗写诗玩高雅文艺，但毫不避讳的畅谈其婚姻不幸和性福以及金钱，家庭生活很俗气，吵架时口不择言，情绪激动会爆粗口；她将母亲视为人生依靠，会因母亲生病而悲伤到吐血块，但又不愿给母亲好脸色，不屑于母亲的传统伦常，在婚姻大事上处处怼母亲。

“我就是个荡妇你怎么着吧。”

“有钱就能让你这个老鬼推磨，我草！”

说实话，对这样的坦率不是太能接受，心里会膈应，但我想我没有资格评论她，因为我没有那样的人生经历。“我是我自己的灾难，你是灾难的四分之三”，“快乐是什么东西，你解释一下。”“至于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没有经验，真的讲不出来”。她的人生已经如此，还苛责她学会社交技巧，压抑自己的情绪，那她还能活下来吗？还能写出那么绚烂的诗歌吗？

人性中都有本能，就如同饿了会吃，累了会睡，伤心会哭泣，生气会骂人，所谓道德，所谓迎合别人认同那是在本能情感满足了之后，过度压抑情感是会出问题的。有研究为证，抑郁症患者多是那种道德感很强，很重视他人评论，也从不公开说自己抑郁的人。脑瘫患者本就是精神分裂症易感体，假如再压抑情感，那余是很可能出精神问题的。

余秀华在不幸的人生经历中，始终保持思想的独立，始终保持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已经难能可贵。

“我们是谁，竟敢这么轻易地评价别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法理解一些人，无法理解一些事，愤怒，反感，嘲笑，是因为他们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他人影评中的一段话，我也说过类似的，“固执仅仅是因为孤陋寡闻和修养低下”。我想要更开明的人生态度，就要了解更多类型的人生。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中，感觉范导对余秀华人物的刻画还不够，对爱情和婚姻的描绘也欠缺些火候，毕竟四十年的人生都要拍出来，才算完整了解这个人。对其成名前的痛苦磨难拍的太少，所以好几次在其情绪爆发时觉得生硬，反倒容易被其坦率和幽默逗笑。但前一秒才笑出来，后一秒又觉得辛酸。

还有一点很震撼的是，在余秀华的婚姻当中，余、丈夫、余父余母，似乎谁都没有错，可结果就是一个悲剧。谁都有缺点，可我对谁都恨不起来。再一想，如果我是当事人之一，也许也会无比恨对方。

影片当中，余母的形象可能是最饱满一致的，面对余的质疑，“你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给自己看”，余母，“活给别人看”。她不佩服女儿能干有钱，只佩服家有儿女，家庭和气，一方面希望女儿过得好，一方面又希望维持家庭的完整，避免村里人的非议。这可能是传统农村妇女的典型思想吧。

余的丈夫，应该也算有情有义的了，面对余的各种看不惯甚至人身攻击，他是争吵中弱势的那一个，但始终能坚持对“爸妈”和家庭的责任，他离家的时候，会与老丈人、丈母娘等每一个人打招呼，即便没人应和。离婚当日，反而感情出来，牵手前妻走夜路的场景加分不少，“毕竟几十年夫妻，不可能一点感情没有”。对于其他，不能要求过多，毕竟他也有委屈，“同床时跟个死人一样我何必呢。” 余成名后，最终同意离婚，我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对余的一种成全罢。

“有的婚姻会成全一个人，有的婚姻直接毁掉两个人”——余秀华。

如果非要我公开评价余秀华，她肯定不是完美的，我不能去引导正常人完全用她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生活。可这就是人性，包裹着优雅与粗俗，包裹着情义与自私。

人性至上，理解万岁。如果还有余力，可以要求高尚；如果已经很痛苦，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当然，也包括自己。

看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理解不同的人性、价值观、生活方式，然后，在今后生活中，尽量少去评价他人，尽量全面去包容他人。这是我看《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初衷，电影也确实做到了。THE END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人生多别离

“有年轻人居然是不写诗的？我难以想象。”李诞和许知远吃饭的时候这样说。

他难以想象年轻人为何不写诗，我难以想象为何一个说着“开心点，人间不值得”的佛系年轻人会对其他年轻人不写诗这样耿耿于怀。他发微博，推荐大家看完整版的《十三邀》，以免被剪辑版呈现的效果误导，他在意大众的眼光，他写诗，他“活给别人看”。

“活给别人看”也是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余秀华的母亲反驳她时说的话。余秀华想要和结婚二十年的丈夫离婚，她母亲强烈反对，这是余秀华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络走红的半年后。

又一次在饭桌上说要离婚，她质问罹患癌症的母亲：“你是活给别人看的还是活给自己看的？”，她母亲毫无犹豫：“活给别人看。”

而在余秀华看来，爱情极端重要。2014年到2015年间她的诗中“爱”字出现了140次。出名后她去香港参加节目，她坦言：

“一个女人没有爱情就是巨大的失败。那种真爱、肉体和灵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爱情离我太遥远。”

“你现在甘心了吗？”主持人问。

“不甘心。”

那时，她还未和丈夫离婚。每次和丈夫尹世平说起这个打算，他丈夫总会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哪里做错了，这二十年挣钱养家，抱着对残疾人的同情和余秀华在一起，余秀华还要什么？

余秀华甘心的是做一个“荡妇”。她不要当中国的狄金斯，不要做自己能力之外的对残疾人的关爱，她会对坐在她身边参加余秀华诗歌研讨会的男人赤裸表白，甘心把出书赚的钱都给丈夫只求一个离婚。

在余秀华眼中，出名后的离婚愈发艰难的同时也因“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变得简单。她怕很多事，大多都是爱情里的，她怕自己无法承受把所有的爱都给同一个人后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后果，也怕人们会议论她有钱了就把丈夫踹了。

但她还是选择了活给自己看，距离二十周年结婚纪念日还有十天的时候，她和丈夫离了婚。拿到离婚证的时候，她一路都在笑着，“真好，结婚二十年还可以离婚。”

“你高兴吗？”导演问尹世平。

“有啥子高兴的。我还有气（生气）”。

余秀华指着同样笑着的尹世平说：

“你看他笑成那样子，还不高兴？”

领完离婚证的当晚，尹世平搀扶着余秀华走过石子路，她曾在诗中抱怨丈夫嘲笑泥泞路上摔倒的她，为这些细节的伤害感到愤怒，而对这个“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狗屁不是的女人”来说，这晚的搀扶，可能是她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李诞说年轻人不写诗，横店的中年农妇余秀华在写；食指说她不关心农村疾苦，可她就是苦痛本身。再看她的诗，文字都有了她不清楚的发音和不稳的脚步，周围是啄食的鸡和夏季的风。

如果不是诗出了名，余秀华可能就只是深海下忍受无聊婚姻的普通的残疾人。诗改变了她，改变了她的家庭，也许也在以某种方式改变着读过她的诗的人。

只是不是没有代价，不是没有更多的“凄凉”，靠在城市酒店窗户边的余秀华，依旧怕很多事，很多的热闹都和她无关。只有和母亲的争吵还真实，被说冷血，再回击，余秀华仍然在和生活抗争。

只是最后的最后，像余秀华说的，对一个人来说，领奖不能带给她长久的欢乐和愉悦，而爱情，仍是她求而不敢得的东西。

和丈夫离婚，母亲病逝，夏季的风中，余秀华穿着带圆点的黄色连衣裙和绛紫色的凉鞋，卖力搬动肌肉组织语言写诗，摇摇晃晃的人间，诗是她的一根拐杖。

· 有意思的一点是，纪录片选用的配乐之一是电影《机械姬》的插曲Ava，海报和专辑封面也有几分相像：一个是裸女侧卧地上，一个是机械姬侧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