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

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

《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

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
《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

 生于1984 还有van hallen的那张专辑<1984>
 以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或多或少有点什么联系
 电影由作者1948年创作的书改编，名字只是颠倒，无任何意义
 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
 但乌托邦的诱惑，也曾对年少时的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
 人性的消磨、自由的丧失......甚至禁欲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哈哈哈，似曾耳闻
 被社会强奸的不是人身，而是仅剩的永该自由的思想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
 男主角和女主角靠性去反抗，却毫无力量
 男的相信爱情，却也被爱情出卖
 “不要背叛”？

 思想控制----应该是控制学科的极端终顶了


                                                ——2004-4-24

奥斯威尔逊的1984主角温斯顿可能就像1941年以前的丘吉尔对坚信真实客观存在，他每天都会自己周而复始的工作对自己工作篡改历史及其的厌恶。他开始反思这个国家对自己所看到的是否真实“注意这里屏幕一直告诉大洋国和东亚国的战场在印度及马来巴但是画外音的爆炸声却一直提醒我可能大洋国也许只有伦敦大小 ”。宣传造出大洋国的假象类似于战时经济的形式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战争知名消耗社会共产。利用不断出版的新话词典规定人们只能说什么话新话词汇量逐年减少，新话的目的就是减少缩小思想的范围社会主义集权下的统治。从健身操到写日及健身操的表情麻木身体狂热到写日记的逃避现实唯一的精神壁垒回忆找妓是带着少许愤恨纸张慢慢变成妓女的皮肤而呻吟也掩盖了电影中的口号。
战争即和平通过战争来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维持生活的基本能力，即穿的暖吃得饱思想无暇考虑其他。用免费的粮食和低级的娱乐来拉拢安抚贫民。常年的战争加速降低百姓对物质及生活所需，多余的经历正好被用到激进的演讲和爱国情操上，连仇恨都是畸形国家机器下的产物。物质水平和精神匮乏另群众阶级模糊化，打消个体及家庭单位形成原子化，让党有对思想的绝对控制权这也是极端左派的终极目的实例可以看看红色高棉统治下柬，永恒不变的三个阶级统治阶级 外围群众 和无产阶级 这就是和平！
无知即力量无知在电影以及书中都堂而皇之被谈论以及推崇对知识分子抱有嗤之以鼻的态度。政权已经控制了教育的手段片中展示了少年占察队 青年团和 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团体他们以老大哥作为个人崇拜的偶像对揪出思想犯为光荣使命。党的领导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像人民公仆像身边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样亲近。科学文化就是在在浪费时间即党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不需要知道，知识只是对方国家的精神毒瘤罢了。所以无知是一种光荣这种光荣是党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几，知道答案你还要感恩戴德。不需要思想怀疑，当有了双重思想你就变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告诉你苹果不会掉下那它就不会掉来，也许引力就是那第五根手指！
自由即奴役一个自由的人说明他的思想不受社会规则和国家约束，他的行为由个人所负责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自我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书通过什么样的媒介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和讯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什么样的思想体系自主选择崇拜方向和对象。电影中这种人注定是要被清洗的，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政权无疑是螳臂当车所以你必须要接受党的存在，才有你个人的存在 不存在自由 自由即是奴役。
即便是派孙思这样思想纯正的人，因为梦话辱骂老大哥被儿子发现举报他他也要感激儿子还好发现的及时，党是反性的，因为性是本能创造了天地非党所能控制所以必须加以摧毁重要的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个人的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好事可以转化为战争的狂热和个人的崇拜。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篡改历史是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有主角这样的人负责老大哥和党犯下的错是不可能的，会统统销毁重新翻印所以你找不到任何证据。权利阶级都离不开一个行为就是播报各种生活幸福指数的上升,如今这种依旧如此比如"明明知道巧克力的供给从三十克降到二十五克,却要和家人朋友欢悦党把供给从二十克提升到二十五克"。甚至记得上周供给更高而感到耻辱。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由来，人人不知过去就没有了和现在生活的参照安心以现在的生活轨迹前行。从温斯顿最终改造来看，和之前被抓的思想犯特征无二。还有电影里温斯顿的妈妈和妹妹应该死了的，这也是温斯顿害怕老鼠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抢了妹妹的巧克力跑后妹妹和柔弱的妈妈可能会被老鼠吃掉。老鼠的存在就是温斯顿的最大弱点，老鼠的食物全是他的卑鄙和自私以至于最后出卖了裘莉亚的灵魂，而最后的一小点希望和自由如同被打碎的水晶破碎在了火炉的边缘。

给五星是为了它的反洗脑。
哪种工作服，哪种发型，同一阶层的人，都是一致的。
周围都是一片破落的样子，想起之前看到的朝鲜七日行。

处处都是哪双眼睛，哪种广播，哪种新闻，是否似曾相识？

有些东西只是换了个马甲，本质还是一样的。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到后段我是看不明白的。

这样的统治，是不是要把每个人脑中的反抗意识都清洗掉？
为什么不从肉体上消灭他（这个男主角）？

为什么到了他叫老鼠去咬朱利亚，他就被放了？这样就证明他人性中的哪一点正义也被消灭了？

据说作者是欧洲共产党里呆过，受不了才转营的。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包括电影和书，都是伟大的，因为它唤起了人的反思！

“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未来。”电影的开场引用了书中的一句“语录”。迈克尔•雷德福在1984年似乎很准时的把这部预言小说搬上大银幕。故事的主人公出场的时候伴着一阵阵让人难受的咳嗽，也许导演在纪念奥威尔这位死于肺结核天才的预言家。在奥威尔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无数与《1984》中的描述完全吻合的事件，如果他能活着看到这个愚蠢，荒谬又脆弱的世界是怎样被操纵和蹂躏，不知道他改为自己的预言感到高兴还是悲哀。

在《1984》描述的国家中，所有人都归党管束，而最高领导人“老大哥”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老大哥的肖像遍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任何一个领域都在老大哥的关怀之中。看到这些，我觉得这个场面简直亲切的有些残忍。我们的老大哥也曾被印在画上或者制作成铝像章或者雕像遍布全中国的每个有人的角落。最后因为没铝制作飞机了才停止了像章的制作。《1984》中的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都是来自老大哥的智慧的领导，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受到老大哥思想的启发。

人民对老大哥有着极度的个人崇拜，人们喊着口号或者用同样的手势表达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导演让演员穿上了统一的蓝色的衣服，这应该是向苏联致敬。我想如果演员穿上绿色的衣服我们国家的观众会更觉得亲切。那些统一的集体化的手势曾出现在《意志的胜利》中，出现在任何一部文革纪录电影中，出现在无休止的阅兵中。年幼无知的我也曾和无数小孩一起高举着少先队队礼对着一块红布宣誓。老大哥并不会因为人民的爱戴而变得更加和蔼，而是更加理性的行使自己的权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统一。“电幕”在城市中到处都有，它可以随时下达指示，也可以随时监视人们的吃喝拉撒，甚至起床和做操。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进步言论。福柯曾经指出一个“圆形监狱”的模型，它的空间特征是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大楼内的每一间监狱均在中央监视塔的监控范围内。无论是前来巡视的高官，还是普通的小狱卒，只要置身于监视塔内，就由于空间上的等级划分，获得了对每个犯人的绝对控制权。集权者似乎都深知控制权和支配权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然，最重的罪行还是思想罪。影片中和温斯顿•史密斯关在一个牢房的思想犯，在被抓到后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一直是个社会的叛徒，告密者是自己的小女儿。对下一代的精神操控和洗脑是任何集权者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希特勒这么做过，东条英机这么做过，红卫兵也是这样的牺牲品，还有今天的无数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一直熟读马列毛的人。即使一个人知道哲学不该这样独裁，经历了如此多的教育熏陶后也不一定能保全其头脑清醒。老大哥教育小孩子们要爱党，要先进。先进的表现就是监视父母，揭发父母，大义灭亲。陈凯歌导演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总是忘记不了这样一个场景，他的爸爸被批斗的时候，少年凯歌竟然也推了父亲一把。成年后的陈凯歌一直为此后悔，或许《霸王别姬》中段小楼与程蝶衣互相揭发那一段是导演对过去的再现或者忏悔。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还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以对癫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实行大禁闭，但是连平民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起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的权力运作，使得权力者与“非权力”阶级交锋显得没有必要，它们之间不需要真正的对抗或者冲突，“理性”本身已经不战而胜。老大哥用列数字的方式不断的向国民宣传自己统治下的国家的进步，每一项工农业指标都在进步，经济不断的掀起新高潮，人们的生活似乎也在进步。小说或者电影中的这一段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真实再现。当然，即使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媒体。《1984》中巧克力的进步是以“克”为单位，而我们国家在1958年说稻子亩产量可以达到十几万斤，并说明了科学根据。

有些话当然要禁止说，书当然更不能随便写，但是只是禁止还不彻底，学者们要把一些不利的词汇消灭，于是，字典越来越薄，剩下的全是好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性”也是与理性相悖的，性本能使得男女双方在做爱的时候只顾及自己的快乐，而忘记了党的教诲，而且党也没办法控制，于是老大哥号召禁性。当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赤裸拥抱的时候，秘密警察猛的冲进屋子，一个警察朝朱丽娅的肚子狠狠的打了一拳，这个镜头让我心寒。权力的泛滥和洗脑政治的熏陶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被他人控制的“理性”机器，也只有机器是最理性的。在老大哥的号召下，广大根正苗红的女国民开始宣誓禁性，并以此为骄傲。性生活的缺失则会造成更歇斯底里的“理性”，人们有了无穷的精力去战争，批斗，或者领袖崇拜。很多年前我看到王小波老师的《黄金时代》，王二和陈清扬在那样一个举国无意识的环境也正是通过性保全了自己的人性。

故事的结局是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互相供出了对方的反动事件，温斯顿•史密斯最后对着老大哥的画像说了“我爱你”。他最终还是不敢说出“2+2=4”。导演用温斯顿•史密斯凝视镜头的定格画面结束了这部电影，这个巧妙的镜头似乎预示了一种时间上的无限。千万别以为小说中描绘的阴暗已经过去，《1984》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巧合的历史记忆，我们要知道如何走出阴影！

魏晓波
2006-12-9 0：12 于株洲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