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

第一次接到法院传票的电话时，我一身冷汗。
尽管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老古语在先，但仍敌不过我心里对“法院传票”这四个字的敬畏，脑海中的搜索引擎马上启动，找寻最近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和“法院传票”沾边的事儿。
一件没有。
倒是想起了最近新闻中报导的新出现的几种诈骗案，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电话诈骗，手段林林总总，方法拐弯抹角，结果总逃脱不了一句话：把钱汇到指定账户，一切方可息事宁人。不过，这些手段和方法中尚未提及“法院传票”，想必诈骗分子还不敢胆大妄为到“太岁爷上动土”的地步，（事实证明了，永远不要低估了诈骗分子的想象力）。所以当时我还是琢磨了半天，现在想起来自然可笑，就像《服从》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可笑。

如同任何一起事后分析起来竟毫无技术含量的骗局一样，《服从》的故事总让观众为剧中人物的智商着急。一个忙碌的周末，快餐店的值班经理桑德拉突然接到警方电话，声称她的一名女店员贝基偷了顾客的钱包，顾客跑到警察局报案，因为警察局现在人手比较紧张，这位名叫丹尼尔斯的警察在电话中就命令桑德拉协助办案。首先要把贝基控制住，接着丹尼尔斯指导桑德拉对贝基搜身，此后的故事越来越离奇，就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甚至有些荒唐。实际上，许多诈骗事后想起来都非常的幼稚，就连受害者自己也不相信，这么幼稚的骗局，自己怎么就入局了？最终也只能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解释。
其实，《服从》的重点并不在于骗局本身，因为这场骗局太拙劣，有经验的观众在一开始便能猜到骗局中的关键要素，那个警察是假的。有些观众据此便认为，故事不可信，尽管影片开头已经声明：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甚至在结尾，导演还用具体数字来增加这一声明的可信度，相必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认为这场骗局着实不怎么高明，所以才一再二二再三的用“真事改编”来消解观众对剧情的排斥。

那么，这场拙劣的骗局如何起作用的？
骗子声称自己是警察，并煞有介事的以协助警察办案为理由指导受害者的行为，或许正是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的因素。其中不乏反映了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来探讨人们对于权力的反应。他找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作为受试者，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受试者充当“教师”，在实验者（斯坦利及其助手）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受试者便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后来，斯坦利又改变实验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这些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引起了人们对权力、个人道德以及自由意志三者关系的谈论。世界各地的许多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又重新做了这次实验，以期“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两个变量的引入能改变斯坦利的实验结果，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实验结果和斯坦利的基本吻合，这无疑说明了，对权力的盲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天性，不分时间和地域。
《服从》实际上就是斯坦利实验的电影版，它以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盲从。在这个故事中，冒名警察充当了实验操作者的角色，值班经理（及其未婚夫）充当了受试者的角色，而可怜的女店员充当了“学生”的角色，不断反抗，却遭到越来越强的“电击”。值班经理在快餐店这个小团体里尽管原本就有点小权力，平时还算平易近人，但自从受到“警察”电话这个更大权力的指导，观众可以看到她的权力慢慢得到加强，最终其身份已经因权力关系而与警察认同了，仿佛自己也穿上了警服。

看到这里，人们不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又名“路西法效应”。就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年之后的1971年，斯坦利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研究小组从70名应征者中选出24名实验者（他们都是美国大学生），随机抽出12名，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12名饰演囚犯。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最终，看守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衣服，拿走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囚犯空手清洗马桶，关禁闭等，然而，局面还是完全失控。第六天，在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的道德质疑下，实验不得不停止。2001年的德国电影《死亡实验》就是以此为蓝本改编而成，2010年，好莱坞又进行了翻拍。
《服从》中，冒名警察让值班经理找人看管贝基，因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忙，值班经理找来自己的未婚夫伊万来看管。在快餐店的仓库里，伊万和贝基基本上重演了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伊万没有穿警服，贝基也没有穿囚服，但是，警察的电话赐予了伊万一套无形的警服。对于剧情外的观众来讲，这套警服因警察的冒名而显得荒诞不经。但剧中人物对此却深信不疑，所以才令贝基的对自己囚犯角色无能为力，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冒名者冒名的不是警察，故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正因为是警察，一个权力机构的象征，才使得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何以在权力面前，人们会如此的盲目服从？斯坦利的实验证明了这或许潜藏在人的本性内。这种本性可能部分的源于生物学，而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社会学，或许是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通过种种的惩罚手段（就像影片中伊万奉警察之命对贝基的惩罚一样），把“对权力的服从”内化到种族的基因里去了。这是意识形态最成功的，然而也是最可怕的结果，人如果丧失了对权力的反思，便只能“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此时，批评的意义便体现出来。
因为，批评首先需要反思和质疑。
《服从》的结尾，出于道德的责问，伊万不想再看管贝基，值班经理只好请另外一个员工哈罗德来看管。冒名警察又要像指挥其他人一样指挥哈罗德，哈罗德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虽然只有一个词，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重量，它彻底改变了《服从》的剧情，如果这个词提出的更早一切，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其实，剧中也有人有机会提出这个词，但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欲言又止。之所以被哈罗德提出，并不只是因为哈罗德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当警察在电话中要指挥他脱掉贝基的衣服，检查是否有被盗的东西时，哈罗德说：“我不认为看女士这么裸着是一件得体的事”，这样的道德底线，剧中每个人都有，为什么那些人就轻易的按警察的命令脱掉贝基的衣服，尽管他们内心也曾犹豫不绝？
在权力面前，很多人容易丧失自我，或许是出于对权力的过度信任，或许是出于权力的淫威，自我的丧失使道德底线也随之坍塌，而哈罗德却没有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一种权利——对权力的质疑和批评，尽管这并不容易。然而，正如E•B•怀特在《镇民会议》一文中所说：“人们为权利而奋争，毕竟是件好事，否则，时间会像老鼠一样，一点点的吞噬掉这些权利。”

类似的电影还有《浪潮》，讲述的是一个老师为了让学生了解纳粹的情况，而模拟了纳粹当时的宣传、组织之类，结果只用了五天，就在校园内成功组织了一个类似于纳粹的组织或帮派“浪潮”。还有一部影片，讲述的是一群人（随机的人），体验监狱生活时，被分为警察与囚犯的故事。

这些影片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人在一些环境中会做出与自己平常生活完全相反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事后看起来完全不可思议！另外，人的行为有时会根据所处的位置来决定，如此片中的女老板、女老板的情人一样，在得到”警察“的授权之后，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着”审判“者的角色。

不过，话说在国内，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吧，记得我妈当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你有一张法院传票....“，还没说完，我妈立马挂断电话，一句废话没有。

   本来没听说过的电影，看得我一头冷汗，人性的弱点就在于，生活中人人冷静智慧，灾难一至都是无头苍蝇。
   君不见，那个聪明的正义的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一听“你想跟毒品惹上关系？”就立马退却。
  那些宣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大多只是想代表群众。
  很优秀的一个电影，气氛和节奏都很到位，格局虽小，意味悠长。
ps：鄙视那些认为世人智慧冷静这种sb事不会发生的人，鄙视那些仅仅不喜欢这个故事就给电影打低分的人，这不是影评的正确态度

很值得深思的一部影片，很真实，情节很简单，一个骗子电话导演了一部猥琐的闹剧。

开始只是轻描淡写，看起来绝对无害，一步一步引君入瓮，到最后一步时已经完全超出底线，让旁人看来匪夷所思完全无法理解，但局中人看来都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心理学在犯罪层面的典型应用。一旦建立了信任模式和排他模式，人很难改变固有心理态势和思维定式，人会下意识回避所有对固有思维定式不利的证据，这也是国内越演越烈的电话诈骗的心理学基础。

不要怀疑为何店长不直接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为何不否定电话里的要求，难道她真的傻吗？不是，这是因为她一开始就确信，并通过一系列她以为符合警察行为模式和合理的理由，确认电话对方就是警察，所以她建立了信任模式，在她思想中她完全没有犯错，她只是在做一个善良公民应该配合警察做的事情，她也感觉到了不妥，但女孩既然能接受，那问题应该不大吧，所以店长就这么想当然的做了。身在局中，她的每一步都是前面一步的进一步而已，她没有遇到反抗，没有遇到质疑，没有遇到需要动脑解决的问题，一切简单的按照电话里的要求做就好了，于是她就做不用思考的做了让女孩脱光的事情，这就是人的心理。

也不要怀疑为何女孩不防抗，为何女孩会让人做绝对有辱人权的事情，为何女孩不报警？一样，她也只是一步一步按照电话要求在做，她认为她在洗脱自己的嫌疑，尽快了事，为此她愿意付出一点点代价，但随着要求的提升，她开始犹豫，但每一次要求的提升都是前面的一点点扩大而已，前面都答应了，如果拒绝后面的要求，前面不是白费了，而且看来进一步的要求也就是提升一点点难度，忍忍就过去了，于是女孩也就接受了。但假设一开始如果电话里就要求女孩被一个男人猥亵打屁股，她绝对会跳起来拒绝，但片子里是一步一步的进行，所以她也一步一步的退让，最后就变成接受这个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温水煮青蛙。

至于其他参与的人，出于不愿意惹麻烦或者间接信任的思维定式，都被操控了。

这部电影很有意义，其实国内完全可以拍一部，电信诈骗被骗的电影，就像新闻里，一个老人被电话诈骗到银行汇款，柜台人员提醒他，他还坚持要汇款，最后打了起来，警察到现场还不信任，直到他要救的亲人打电话过来，才恍然大悟。

最后补充一点，哪怕看了这部电影，如果遇到诈骗被骗的可能性还是很高，因为你是斗不过天天处心积虑费尽心思妄图用各种手段骗你钱的骗子的。至于你现在能明显发现骗子的电话诈骗手段，只是因为骗子采用的是最低级最经济的手段来骗最容易上当的人，犯罪也是要讲成本的。

个人以为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方法，不是广而告之，有这种犯罪模式，因为犯罪会不断创新，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最新的犯罪模式。所以只有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利界限在那里，知道那些事情对方越权了，才会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比如，本片中，如果店长和女孩知道，在没有女警的情况下不得搜身，在没有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不得搜查，在没有法官判决的情况下不得处罚……这个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就这么简单……

对电影工业有几分异样贡献的戈培尔曾经这么自豪的感慨自个的创作团队，即，他们能使德国民众”遵守一种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但却在梦中都能背诵的法律。“以拍摄《意志的胜利》等片蜚名着身的里芬斯塔尔在戈培尔组织的团队里算是翘楚了。许多年之后，耄耋之年的她还在坚称自己只是以电影导演的身份参与纳粹政府的电影创作，自己偏重的艺术美学只是与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精神美学恰巧吻合，战后几十年来舆论界和评论界的牢笼似乎并没有磨抵多少老太太的意志，终年101岁的老太太”拒不悔过“的大半辈子倒是成功的熬走了一票战时恭维，战后戏虐嘲讽她为乐，除了评论，终身无影片著作等身的平庸艺术家。

影片里那个自称警察的人如戈培尔一样，为实现自个的政治计划抑或什么莫名计划布下一盘棋，店长则如同里芬斯塔尔一样，以己之力，全面组织配合。而此陌生来电，对店里员工来讲虽说荒谬但并不陌生，店长以及员工们似乎此时需要一个缓解店内紧张空气的新事件，无论其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似乎它的发生就可以吸纳当下所有的问题，摆脱失业，上级追查，顾客投诉等等可能发生的一切困窘。作为受害者的贝蒂起初的想法也是这样。
于是，”一种被不寻常所具有的诱惑力所迷住的人民“（里芬斯塔尔）所主导悲剧发生了，更可悲的是，那个拨打此神秘电话的犯罪者，不曾出现在在此事件的平面维度里。面对面对峙的两方，其实从根本上都是一类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幸存者们纷纷声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更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一小撮牺牲者们则沉湎于对事件的感伤，只是还在懵懂却坚定的认为这件事即便发生也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所经历的是一种”即时性的假象“。

平庸之恶如若开花会像蒲公英一样，怕的是此花开不在一时，其种子会轻飘于周遭很多人的身上，心里。熟视无睹是常态，再其后是记忆失调的幻觉。除非此花开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会意识到每一个人在细小事件里承载的，看似不重要的，也许正是他人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随意的翻看了一下豆瓣上关于这部影片的影片，大部分人都纠结于这个故事有多大的意义，或者反应了多少人性问题。这篇文章主要回答这个故事有多大意义，至于那些热衷于讨论反应多少“人性”问题的部分，大部分是为了炫耀逼格的喋喋不休。

影片片尾指出故事源于真实案例，并且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美各地大约发生了70多起类似案件。但这样的样本大小似乎仍不能说明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仍然认为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势必会扮演年迈卡车司机一样的角色。毅然拒绝“警察”“不合体”的要求，从而引发了对于故事意义的怀疑。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米尔格兰姆著名的“电击实验”。以下部分文段来自百度百科。

电击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这个实验本意在验证关于参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分子可能是出于单纯的对权威的服从的假设，但实验最终却得到了轰动当时心理学界的结果。

1961年，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拿到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担任“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进行电击。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出于对于”权威“（负责怂恿参与者的实验人员，依据实验设计，该实验人员身穿白色大褂）的顺从，65%左右的人都选择了不断电击。这样的结果甚至震惊了米尔格兰姆本人，引发了他对于人性的怀疑。而电影故事和这个实验的契合程度让我觉得已经无需再赘述。65%这个数据也充分说明了这个故事的意义：人群中的大多数在面临这样的情景的时候，都难以做出旁观者眼中正确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要说明的是电击实验中无论是拒绝电击还是持续电击的人都不具备理想化的人格特征。可能有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拒绝电击的人应该是一副典型自由派精英的样子：吃有机食品，提倡环境保护，反对战争等等等等。而服从于权威的那部分则是典型的保守派：有坚定的信仰，反对堕胎更不用说同性婚姻。

而根据在21世纪初对当时实验参与者进行的一项采访中，一位拒绝电击的人在回答为什么要拒绝时首先提到的是”他的心脏受不了“，同时，他已经是一位参加过越战，反对环境保护主义，在石油公司担任高管的老人。而另一位在当时选择继续电击的受访者则在纽黑文地区的一所小学担任老师，是一名同性恋，和一名固定的同性恋人过着不追逐物质的平静生活。

他们均表示应为参与了这项实验而对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拒绝者更多的是对于自己拒绝行为的自豪，而服从者则在日后积极参加维护同性恋权益的运动，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活跃分子。

所以，整个故事的意义绝不在于简单个案所反映出的人生悲喜，而是通过实例阐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派所坚持的观点：人类行为只有部分源于稳定的内在性格（人格），而绝大部分受外在力量决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