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美女1991

1.女性的形象和女裸体是西方艺术史传统当中的一种展现方式。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以贯之的性别战争同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具有权力的性别规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也就非常“自然”地呈现为李维特这部电影的魅力。

2.里维特用一种高度电影化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微妙的所谓平等和解放之后的世界性别真实。他尝试去触碰关于艺术的秘密，关于生命的秘密，关于体面的、华丽的布尔乔亚生存表象下的种种暗流涌动，种种不能展现于他人的微妙的、细碎的秘密。

今天分享著名法国艺术电影导演里维特制作于1991年的名作《不羁的美女》。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的52部的序列当中最艺术的一部。换句话说，它吻合了绝大多数的朋友对于艺术电影的想象，冗长和非常的沉闷。

影片的最初版本是一个长达四小时的版本。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版本四个小时的电影时长当中，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所期待的戏剧性的场景和冲突，尽管它包含了我们所熟悉的情节剧：家庭情节剧、感情情节剧、情欲情节剧当中所有最典型的场景，衰老的、丧失了创作能力的世界知名的画家和他同样衰老了的妻子，而妻子曾经是他几乎所有成名作的模特。而这时候闯入一个年轻的、美丽的、充满反叛的、充满挑战性的，像一个行走的荷尔蒙的年轻女性，似乎已经预示了所有的情节剧可能发生的前提和条件。那么这同时是个四角故事，还有这位年轻女人的男友，一个正在起步之中的青年画家，它使得情节剧的可能变得更为丰富，但是直到影片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

里维特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当中涌现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家当中的一个，他的特征和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新浪潮当中站到了世界电影史的高端的导演们都不同。他的电影并没有那样的极端激进，并没有那样清晰的对于颠覆布尔乔亚道德和布尔乔亚电影美学的诉求。同时当然他也分享着那一代人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逻辑，就是对布尔乔亚社会的不屑，对布尔乔亚社会的间离，对布尔乔亚社会的极端蔑视和讥讽的态度。

当然在里维特这儿非常的典型，或者说非常的有趣，就是里维特式的电影所可能拥有的观众，正是他所蔑视的那个社会的主体或者中坚。而他所蔑视的那个社会群体也正是以观看他这样的电影来标识和形成自己的外在趣味，并以这种外在趣味作为自己的身份和阶级的一种体现。这大概是欧洲艺术电影和全球艺术电影的一个突出的困境。就是他们直面社会问题，经常他们也表现社会底层，但是他们的影片却完全不为他们所再现的底层社会所接受，相反为高修养、高阶层的社会当中的某一部分人所拥抱、所热爱。

对这部影片来说，影片的谜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影片的法文片名实际上是个很难翻译的片名。英文片名最后选取了叫“Beautiful Troublemaker”，“美丽的捣蛋鬼”。中文的译者非常的节制，有政治正确的立场，所以把它翻成了“不羁的美女”。我记得90年代我仍然在电影学院任教的时候，第一次观看这部影片，就把这部影片选作了我在电影学院的电影语言课的教材。因为后面我们将分享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这部影片当中所包含的极端丰富的关于构图、关于摄影机运动、关于电影的场面调度的众多的时刻、众多的例证。我们刚才讲到说，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去借助情节剧所可能提供的所有戏剧性的时刻，所有具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诉求、不同的心理支撑的人物在特定的场景当中可能发生的外在冲突。而在影片当中，这是一场心理的较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比拼。这是一场青春面对衰老、才能面对平庸的这样一个角斗士的时刻，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通过电影语言来呈现的。

但是我最早选择这部影片作为我的篇目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确定它的标题应该如何翻译，我请教了无数的、擅长法语的法国文学系的朋友，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多义的和含混的东西，比如说它直译是“核桃美女”，它是法国的一种隐喻，可以转译为“吵闹的女人”，“喧闹的女人”。同样由于这个法文片名的多义性，它的英文片名也不止一个，比如叫“美丽的奸细”，或者叫“丽人奸细”，或者“美丽的监理者”，或者叫“美丽的捣蛋鬼”。所有的片名都把女主人公，就是这个独立的、反叛的、多少有一点无事生非的青年女作家，放置到了这个故事命名的中心处。

同时这部影片是一部名著改编作品。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部改编片，因为新浪潮的倡导者、同时是电影作者论的倡导者里维特又是今日世界最著名的电影作者之一，而作者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要求叫做编导合一，所以以致我们忽略了这部电影居然是一部文学名著改编。它改编自著名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部短篇，叫《不为人所知的名作》，或者叫《不可见的名画》。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巴尔扎克的原作仅有一个极端单纯的骨架被保留下来了，就是关于一个衰老的、陷入创作困顿的名画家与一个年轻的女模特之间的相遇，和他们在作画过程当中的心理较量。

而另一个从原作当中保存下来的元素，也成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高度电影化的主题，也形成了这部电影作为一部艺术电影的一个最有趣的谜题或者魅力所在，就是那个不为人所知的名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当中同样没有被看到。但是我们知道小说原本是一种用语言文字所创造的想象世界，而电影的最基本的前提叫做“我首先要让你们看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一副作品——据说它也被接受为不朽的名作——但是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到它。而在电影的叙述当中，它永远不会被人们看到了，和原作小说一样，这部名画被砌入到墙里。唯一看到了这幅名画的，除了画家本人之外就是那个小女佣。但是在此之前，事实上两个女主人公——画家的妻子和画家的模特都看到了这幅画，而他们看到之后的反应使我们大概把握到了这部电影用视觉，用看、被看所讲述的那个极端内在的心理较量的故事的结局。但是由于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始终无法确认。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它的命名是以女主人公玛丽安，也就是这个年轻的女作家，故事当中的这位临时模特，作为所谓主角或者叫主体，但是在整个电影当中贯穿始终的，始终把握着整个叙事的走向、剧情的走向的，却仍然是那位名画家。所以，也是正在这里，它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介入这个影片的切口，从我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对这部影片的把握和理解的话，我大概会比较粗暴地把它说成整个电影其实是一场性别战争。

而这场性别战争发生在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想象之上，就是男画家和女模特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整个的艺术理论或者艺术史当中，即是充满了性别战争，或者说性别的权力呈现，比如说对于电影来说，经常女性的位置，或者说女性最传统的、最适宜的位置是在摄影机镜头之前，也就是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所谓女性的被看位置对于电影来说从来都是双重的，不仅代表着男性的摄影机观看镜头前的女性人物，而且被这摄影机所看的男性与女性角色之间同样存在着男性角色对女性的欲望观看——故事情景当中同样被摄影机所看的男性角色所看。换句话说，是在双重的男性的特权性的视野和观看之下的位置。

而对于美术来说，当然是男性艺术家所勾勒的、所描画的女性身体。女性的形象和女裸体是西方艺术史传统当中的一种展现方式。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以贯之的性别战争同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具有权力的性别规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也就非常“自然”地呈现为李维特这部电影的魅力。我最早选择它、这次仍然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它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最基本的电影的再现方式和再现路径，也就是“看与被看”，也就是男人看与女人被看。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我们大概就要说里维特是一个直男癌，里维特是一个男权主义者，这是一个关于男性权力或者男性优越的一种再次的印证。但是显然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它就不值得入选到我们这个篇目当中。当我们说它是一场性别战争的时候，我们在说它有交战双方，它有交战双方之间的攻防过程，它有着这样的一个尝试去争夺胜利者的位置，尝试去争夺最终的在权力意志的比拼当中获胜的可能性。这才是在四个小时的冗长的、确实沉闷的电影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迷人的电影事实。

我们可以把《不羁的美女》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场性别战争，成名的画家和年轻的，远在奋斗之路当中，但是却因为年轻而充满了青春的骄傲的女作家，也是画家与他的裸体模特之间的权力和意志的比拼。

照我的理解，这部影片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构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高度电影化的故事。而这个电影化的故事又有着一个特定的传统的艺术场景，就是画家的作画和作画现场的男性画家与女性模特之间的关系。在最传统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天然地构成了“看与被看”，同时天然地构成了灵魂式的伟大的艺术创作。也就是熟悉里维特的朋友所知道的，里维特喜欢说他希望在他的电影艺术当中去探讨的，正是关于艺术的核心，有时候他也用“神秘之花”这样的修辞来描述这样的艺术的秘密。那么自然地，画家代表着饱含着人类最深奥的、最幽隐的艺术创作的能力，艺术创造的才情，而另一边，在通常的情境下，现场的女模特仅仅是客体，不仅是观看的客体，不仅是被复制的客体，而且也是一个物质层面的身体，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被物化的身体，她成了某一种写生的道具。一个男画家对一个女模特的身体的勾勒不高于一个画家对一个静物的勾勒。在这儿，它完全没有任何平等的可能。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似乎完全被规定的情境之下，导演展开了他的故事，导演把它结构为了一场权力和意志的比拼和较量。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女主角玛丽安在故事当中所采取的全部的角逐、争夺、意志比拼当中胜利的可能的方式，正是在于她固执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剧情当中这个人物所有的个性、所有的身份特征所拒绝的传统角色上。或者说，故事一开始，这样的一个规定情境就被反转过来了，似乎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将挑战这个桀骜不驯的现代女性。画家将通过这样一种强力，通过这样一种权力的高点来压服这个女人，使她驯顺地进入到一个女人、一个模特、一个客体、一个非艺术性的、物质性的位置上。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掉入了一个古老的情节剧，就是淫荡的女性或者低贱的女性试图诱惑一个并没有对她怀抱着邪恶欲望的男性。但显然不是如此，因为整个电影的故事建筑在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前提之下，就是男画家丧失了创作能力，丧失了创作冲动。而女作家对于男画家的这样一种召唤和诱惑，使自己扮演了在最古老的情节剧当中的一个女性拯救者的身份，而同时这又变成了一种青春面对衰老的挑逗，或者青春面对衰老的傲慢。

如果说到电影结束的时候，老画家最终创作出了他的作品，尽管他最终完成的这幅名作是“不可见的名作”，但是他仍然交出了一部作品。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个穿插性的角色，一个小丑角——经纪人。对他来说，任何由这位老画家署名的作品，都足够构成艺术市场上的名作，所以最终他获得了一幅名作。不论从最终砌入墙内的名作来说，还是从艺术经纪人带走的、重金购买的那幅画作而言，老作家都重生了，老作家都得救了。但是我们的女主人公，我们的女作家却没有获胜，因为老画家使自己的得救成功地成为并非为女作家所救。换句话说，他通过拒绝了这种诱惑，他通过再一次的使用所谓意志的、权力的、社会性的和性别上的强力，把女作家再一次地钉死在她自己主动选择和主动扮演的位置上。他令她仅仅作为一个模特。

在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人之间始终发生的是一场性别战争，而这个性别战争成就了这部名作，并且使它成功的入围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并最终赢得了评委会大奖的，正是在于整部影片当中无所不在的是情节剧的召唤，无所不在的是我们通常的想象路径的引诱。但是导演每一次都成功地用高度电影化的方式，在那个诱惑面前巧妙脱出。而每次他的巧妙脱出，都使得这样的一场关于性别的战争，关于意志的比拼，关于青春与衰老的不无残酷的对决，再一次地呈现出心理学意义上的微妙，一种精巧的电影的勾勒。

回到这部影片当中来，我刚才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一场性别战争，那么我们把故事锁定在老画家和他的模特、年轻的女作家身上。它无处不在的情节剧诱惑事实上展现为一个三角恋爱或者多角恋爱。很简单地说，在故事当中四个角色之间构成了不同意义上的组合。当玛丽安面对利兹，也就是画家的妻子，也是他昔日所有名作的模特的时候，是另外一重意义上的青春面对衰老，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主题：一个青春已逝，一个甚至不再是风韵犹存的老迈的妻子，面对着一个年轻的、青春勃发的，而又是如此的狂放的青年女性的挑衅的时候的绝望和无助。大家也注意到，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剧情，就是最后那部不为人所知的不可见的名作是在当年对利兹的最后一次素描的画布上被完成的。这构成了对利兹的致命性的打击和否认。

同时它表现在尼古拉，也就是玛丽安的男朋友，年轻的男画家与成名的、他如兄如父的、他必须仰视的、渴望追随的、也许完全的不能到达的高峰似的前辈艺术家，与他年轻的、美丽的女友之间的关系之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青春面对衰老，也是在这儿，里维特事实上结构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性别战争，就是在男性与男性的相互关系当中，衰老不单纯地意味着衰老，同时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先行、意味着高位。年轻不仅意味着在生命上的优势，而且意味着某种自然权力所赋予的劣势。那么在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当中，它就形成了在原本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当中的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争夺。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三角关系当中，新意正在于这个被争夺的女性，通常在情节剧当中也就是一个单纯的由两个男性的欲望所构成的客体角色，而整个故事的有趣，整个故事的微妙，正在于这个经典意义上的客体角色具有强大的主体自觉，具有强大的主体力量，它才形成了这样一组故事当中的多重变奏。

但是如果我们对照着利兹、玛丽安和这个知名画家之间的三角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青春面对衰老的多重的主题变奏的意义上，我们看到那种性别的不平等，在文化的、在社会的意义上是如此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因为在男性这里，衰老同时可以演化成年长，可以演化成成功，可以演化成父权，可以演化成高位，而在女性这儿衰老就是绝对的劣势。而这样的女性与衰老之间的没有歧义的组合本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规定的基本逻辑。所以在这样一个层次上，玛丽安所处的那个位置，当它与其他三个人物相互关联，并且形成一种双边的或者多边的关系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变奏也就开始变得极为丰富。

那这个非常特殊的影片的有趣之处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它最早对我形成的召唤，到今天仍然对我形成的诱惑在哪里？是在于我们刚才试图用语言非常不胜任地、非常的曲折地、非常自我缠绕地试图描述的东西，在电影当中其实是相当直观地呈现。在画家和模特这样一个关系模式当中，它很容易地形成了关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关于主动与被动的基本的视觉结构。但是同时它所形成的电影变奏，就是女主角如何把被看的位置改变为一种自我展示、一种自我召唤，以被看的个体的自我展示的方式去返回来试图掌控观看者，试图去左右观看者，试图去影响观看者。说的稍微具体一点，我可以把这部电影称之为一场发生在画框之中的战争。在整个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它不断地表现画家对玛丽安的放置、安置，将会形成两个人是否在同一个画框之中，还是被不同的画框所分切的这样的位置。它同时会形成关于哪个角色占据着画面前景，而哪个人物只能退居在画面的中景和后景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断地形成在对切镜头当中，谁能够占据更大的景别，因而就具有更为突出的视觉形象的这样一种变换。

而当我们说它是一个意志的比拼的时候，它同时表现为电影表演和电影调度当中的一个东西。看上去这部电影当中还包含了一种召唤，似乎我们可以期待两人之间存在或者发生某种所谓SM式的关联，因为画家不断地把玛丽安的身体摆放或者扭曲成一种非常不适的、一种非常不自然的位置，几乎像一种直接的身体施虐行为。而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位置，两个人之间的银幕形象，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接触以及动作的变换，并没有最终流向也许人们曾经预期的那样一种关于身体和直接施之于身体的权力关系，相反它变为一种关于意志、关于权力、关于主导者的故事。

那必须说到影片结束的时候，玛丽安成为了多重意义上的落败者，而画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获胜，并且得以自救。并非里维特在影片结束的时候最终地回归了一种男性主导的或者父权表述的这样一种位置，而是他用一种高度电影化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微妙的所谓平等和解放之后的世界的性别真实。而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性别现状、性别真实的又一次呈现的过程当中，他尝试去触碰关于艺术的秘密，关于生命的秘密，关于体面的、华丽的、光洁的布尔乔亚生存表象的种种暗流涌动，种种的心结，种种的不能付诸于社会、不能展现于他人的微妙的细碎的秘密。

词典：

1.资产阶级（又称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是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当中的富有阶级之一。 从词源上看，bourg指的是城市或者市镇。相应，bourgeois的意思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著名的概念：市民。就是说，它指的不是一个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者阶层，而是一群首先是因为聚集在某个地理-空间范围内而享有独特政治-法律地位的人。 布尔乔亚是法国中产阶级的代名词，代表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理智、谨慎、崇尚资本主义。文革期间，布尔乔亚是被批判的，而如今小布尔乔亚们则被称为“BoBo族”，但是BoBo族们连布尔乔亚的形似都没有学会，更谈不上神似了。

可以看作是对《放大》的回应，开头的即兴戏剧重演了公园偷拍一幕，只不过颠倒了性别，在66年看不懂的英国人到了91年照样看不懂，被摆在银幕上roast。同样是电影对先前媒介的呈现与反思，《放大》检视了摄影由底片感光物质所携带现实痕迹的若有若无，而本片则进一步用形象绘画与摄影并置，竭力用电影手段还原绘画的时间消耗、手工性（准备与陈列工具）、物质接触（刻意突显的钢笔尖与纸张的刮擦）以及老生常谈的艺术品aura。两部电影里的艺术家半夜独自在空荡荡的工作室对着作品沉思，使得画作、相片甚至电影的平面都有了深度。

不同于早期的超现实玩闹疯傻，里维特本片中态度总体很严肃，而严肃与反讽始终很紧张。看上去他相信某种超越力量以及身体精神的二分法，借由不善言辞的Frenhofer在癫狂中说出，他的一连串天文意象不能说庸俗，但透露着地位稳固的中年男人用空洞修辞迷惑、打压他人的傲慢。唯一明显的反讽是Liz的标本制作，死去的动物和模特一样听任摆布，但成品是杰作还是恋物癖存疑。

更疑惑的是精神力量在由画布支撑之前，为什么必须要由处于此时此地的女性裸体作为媒介。这当然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史传统，但我期望能从里维特这里看出一些反思；封闭的画室与扭曲的身体指向了萨德，虽然画家和模特之间没有表面的情欲，但他（或传统促使他）追求的abandonment无疑注满了erotics。

但好在电影没有演向更通俗剧的陈规，埃德加·坡式的艺术品摄取灵魂由更伦理的选择取代，最终作品无法从无到有而必须从有到有，通过覆写来直面却非消除记忆，只要是画上去的印记就永远留在画布上，即使被新一层颜料覆盖也会在未来重新浮现，用砖头砌上也是同样道理。最后的复盘时间展现了格外古典的平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所有人又好像都经历改变，其寓意可以与《放大》最后的虚拟网球相比。

作画时如同摄像头一般的事无巨细的记录和“不及物”的（摄影机）凝视、对身体的施虐般扭曲以及对越轨恋情所可能爆发的戏剧性冲突的禁欲式排斥构成了不羁的美女中基本的叙事零度，专断的将性别战争伦理剧倒置为对于主客关系的精巧辩证。

影片的冗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对作画过程的事无巨细的记录，其中仅仅辅以画家的凝视，全无被画客体的反打。正如画家所言，“我要表现在你身体中又超出你身体的东西”，这让女主曾近乎歇斯底里的“超出”正是画家的凝视自身，是女主与画家眼中的女主之间的差异，而女主后来一度的反客为主也基于这一差异，让她短暂化身为超我式女性，要求“性无能”的画家主体完成由他开始的创作。

差异在女主自身的一端体现为“超出她自身的”理念与用于彰显理念的质料客体-身体之间的差异，后者是再现超验之物却永远“不够专业”的业余模特，而全片最唤起性遐想的段落也全部来自于画家对她身体的施虐式扭曲。这让我们来到萨德的世界：女主身上超出于她的超验客体-原质是萨德意义上的享乐意志，画家仅仅是这一意志的“工具人”，而女主的身体则是因无力承担这一物之尊严而被享乐意志借助工具人所不断扭曲和折磨，却又不生不死的“完美”被享用客体。

创作的结果有二，一是超验客体的“真正”化身，而它的毁灭性要求它只能被藏于墙后，永不可得。不如假设这一被雪藏的作品正是画家对女主最后姿势的记录，其中女主第一次直视镜头，作为客体将凝视返回到观看主体，让所有牵扯进这一情感纠葛的人都无法平静；二是进入了艺术品商业流通的“庸作”，它建立在对画家在剧情史前史中以妻子为模特所作画作的失败之上，这一失败所含的凝视的破坏性纬度被舒缓的蓝色盖于其下，好像经过消毒和和烹煮后的“安全”的罐头食品，而画中的姿势同样可以解读为模特和妻子经历艺术加工后对男性权力-市场交换逻辑的臣服。

谈生意的过程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得以缓解的过程，人们不约而同的准备“忘记这三天”，唯有女主对其男友的旅行邀约的否定成为这一社交场景的污点-噪声。她不准备像那幅画一样藏身于暗无天日的本体领域，或是让以自己的身体为基质的艺术交易循环完成最终封闭，相反，她以巴尔比特式的、伦理式、无法转喻为其他含义的否定拒绝这一再生产闭环，打开“无限判断”的不羁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