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剧中的母亲对孩子说，当我们离开时，要留下点什么。没想到的是，却把孩子留在了土耳其传统尘埃之中。
这是Feo Aladag自编自导的处女作，能够做出如此“狠心”的决定，足见该女野心很大，或者说动力很足。作为影片中母亲的希冀所在——德国，也给了导演足够大的支持，该片代表德国参加2011年奥斯卡评奖。
在伊斯坦布尔长期忍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女主人公，最终决定带着儿子一起迁到德国生活。在柏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女人不断开始新的生活，以及被旧日子追赶。有了新的工作，有了新的爱情，却没能有真正崭新的生活。在与丈夫的儿子争夺战中，她的孩子被自己的爷爷和舅舅们误杀。然后，然后就黑场了。
女人接下来的生活会什么样子，不身处在土耳其的白墙青瓦间很难预料。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如此不同。曾经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笔下，看到伊斯坦布尔像一堵老去的，斑驳陆离的墙。墙上绘满光怪陆离、光芒四射的图案，却因为岁月的侵蚀，不断卷曲的墙皮上，只能依稀看到石墙曾经的荣光。那也是令人着迷的景象。帕夏的宫殿似乎永远不会死去，蜷缩着身躯等待将深陷其中的孩子指向死路一条。
那一切都仿佛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而并非现实。即使如《纯真博物馆》那样言之凿凿，带有具体年份的故事，也因为帕慕克那被浪漫啃噬到酥的骨头渣而显得罗曼蒂克。在伊斯坦布尔灰暗的房间中轻数情人吸过的烟蒂，这份浪漫可以让塞班乃至塔利班都变得花容失色。
但是这似乎只是幻像，一张夕阳透过诗人的眼眸，投放在墙上的幻灯片，一张一张之间，用黑场连接。Feo Aladag所说的“有价值的电影”，理应是中间的黑场。在影片结尾字幕缓缓上移的时候，我在想，黑与白在哪里被悄悄转换了？
奥斯卡外语片奖的竞逐，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用来展示自己，不如说得更透彻点，是用所谓现代眼光审视不同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之间差异性。我得承认，我是站在比奥斯卡还“主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因此《当我们离开》犹显创痛。
但是结合到那面斑驳的石墙，至今游人往返不断。曾经出差在一间犹如新龙门客栈般伫立在荒野中的火车站和一个朋友聊起帕慕克。他告诉我，他与我的方向相反，是因为憧憬伊斯坦布尔而对帕慕克感兴趣。这让我想起长城内外，颐和园内……一个一个不断申遗，不断立项的历史，毕竟不仅是承载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传承，其中毕竟还隐含着“不同”。只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不同，只想起了骄傲，而那些“不同”又有多少是让人扼腕叹息的。
是历史让我们不同，更有历史让一个个民族有泪可流，有气可叹，更在上街散步99%被判非法的时代，还能勉强将反X运动当成全民健身运动。没有不同的历史，就不会有不同的现在。没有了不同的现在，站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上的电影该有多么了无生气！正是历史的不同，百花齐放才成为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刀将伊斯坦布尔的华丽宫殿与我们看来颇为保守和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切开。
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相同！耻笑、愤怒伊斯坦布尔令人崩溃的传统意识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自身的缺憾。Feo Aladag手里拿着的是“现代”的标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也成了“现代”的一份子，在什么时候又会被“现代”所抛弃。总之，这把“现代”的利刃已经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究竟何时我们才能相同？当那个世界大同到来的时刻，是否也已不再能区分天堂和地狱？

情节悲催现实，不推荐欢乐派人士观看。

（以下短文有剧透）当我离开时，讲的是一个女人受到丈夫毒打后选择携子离开的故事。起初她回到娘家，却反遭嫌弃，三番两次被施予暴力，大哥出手，爸爸作为幕后旁观，妈妈冷眼。
 “你的父母若要在你和社会之间做选择，一定不会选你。”
女人在那个社会中大致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从少女或者处女，而后成为人妻，性对象零个到一个；还有一种就是指性对象超出一个的女人，统称妓女。符合这个特征的，与年龄身份阅历全无关，皆得此称呼（比如片中女主这种造成可能性的也算）。
片中还有一段是女主角妹妹即将举行婚礼，男方听闻家中“妓女”一事立即取消了婚礼，但又由于女方未婚先孕，爸爸给男方塞了钱才勉强促成其婚事。女主角也因此又一次“得罪”她的家庭。
封建和落后的道德观是使社会有秩序了，但那里面抹杀了感情和爱。一群受过蛊惑的人，像是要生吃了她的所有。影片最后，一直致力于与脱开关系以及帮助女婿夺回其子的父亲，指使了家中大哥和小弟，不是别的什么教训这种小儿科，指令就是谋杀，小弟心软未能下手，大哥上阵，结果匕首在女主角一回头后直接刺入了她怀中的儿子。
喝酒，砸酒瓶，石子砸破窗户，身上带枪带刀的，男人的社会属性到底是个啥。自女主离开后，丈夫这个角色再未出现，全是自由与落后道德约束的纷争。
在当代自由恋爱和过度开放的性行为、以及混杂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下，落后的道德观像颗毒瘤，无法轻易将其摘除。在没有看清病症前，连诊断都变得很困难。

该片发生地点：土耳其

人群：主要为穆斯林

 

却跟中国的现状这么接近。

（芷宁写于2011年12月16日）
    有深刻寓意的影片大多是通过不断详尽地再现典型事件本身、剖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弊端、解读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以试图带给观众一些有益的提示和思虑，并通过光影化的思辨，力求寻找到通往更美好平和生活的路途。
    而写实类影片也往往是很多无法替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有力代言，德国影片《当我们离开时（Die Fremde）》根据真实发生过的恶性暴力事件改编，通过这部影片，观众仿佛看到土耳其裔女性生活现状的艰难和苦痛，而当忍耐到极限，反抗一旦觉醒时，她们不仅会遭遇四面楚歌，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更令人感到无望的是，如此这般生命的代价，却是大家族的集体决议，这让这部影片在凝重之外，还带着几分撕心裂肺的沉痛。
    该片导演菲奥·阿拉达戈曾表示，自己有责任把这种生活的真实一面拍出来。她做到了，此番，这位女导演将精准的笔头和冷静的镜头对准了穆斯林女性所生存的环境，即便遭遇家暴，也得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一旦逃离既定的轨道，即便需要娘家的帮助与庇护，于老旧的传统和所形成的社区氛围而言，这都是碍眼的，不能被接受的，于家庭利益而言，亦然。因为这会使家族蒙羞，让家族成员举步维艰，在这种大环境下，再美好的亲情也难经得起考验。
    在德国有不少的土耳其裔，他们在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依旧遵循着自己的传统，即便某些约定俗成缺乏人性与理性，与现代进步背道而驰，他们的主流依旧会遵循，并果断维护，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而跳出这个框框的人或事，才是他们感到不妥的，不仅不妥，而且必须除之。
    众口铄金在如今的地球也不是什么古老的稀奇事，人一旦被所处的圈子非议排挤，便预示着他将无法全身而退。片中嫁到伊斯坦布尔的Umay（西贝尔·凯基莉饰演）年仅25岁，已是5岁孩子Cem的母亲，为了儿子的未来，她决心离开只会用拳头和老二对待她的暴力丈夫。当她带着孩子回到位于德国的娘家时，起初的天伦温情很快便被她所说的实情“撕毁”，大弟立刻暴跳如雷，而此后发生的一切让Umay完全陷入到无助的境地，她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起初亲密的妹妹因婚约差点被姐姐这个污点毁掉而痛恨她，Umay一手带大的小弟也在父兄的暴力式“调教”下、周遭态势的严峻变化下渐渐改变了态度。
    Umay出现在妹妹婚礼上的戏是全片的重点之一，它表现了一个家庭对一个柔弱无助女性的无情。父母的漠然，妹妹的厌恶，小弟的驱逐，大弟的大打出手，都让Umay对父亲诚挚道出的“血浓于水”成了一个可笑的传说。
    在德籍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的影片《在人生的另一边》中饰演耶特一角的诺塞尔·柯丝，出演了片中Umay打工餐馆的老板。柯丝仅仅用几个面部表情就表明这是一个善良而有阅历的老板，她深知土耳其裔家庭的特点，她冷静地告诉还对与娘家和解抱有幻想的Umay，在社区和Umay之间，父母只会选择社区。言外之意，Umay是孤立无援的，她等待父母手足回头的想法从根上就是幼稚而错误的，在男权族权高于一切的传统穆斯林家庭中，Umay的选择无疑是在挑战传统和权威，勇敢的她、很爱儿子的她选择了一条注定要被族人“判定”为死罪的路。
    片尾，病床上父亲的道歉比小弟所持的手枪和大弟所持的匕首更显得残忍，他老人家一句“对不起”便是对努力生活中的长女的人生交代。纯真孩童的血来得突然，也来得触目惊心，当一个原本可以不存在的悲剧发生时，人们会追究反思，只是这个追究反思也会走得很艰辛，有时候，在有些地方，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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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結局對cem實在心疼不已。

他乖乖的跟著媽媽去過不同的家，每次他都看著不說話，小心的問，在每次離開的清晨，安靜的跟在媽媽身邊，但他卻成了反抗的犧牲品。他是矛盾的起因，也是矛盾的結局。

每種文化下都有沉重的枷鎖。尋找自由，就好比翻山越嶺。umay挑戰的豈止是家人，她挑戰的是她所在的整個人文文化，宗教背景下的文化。而她卻是孤軍奮戰。可以說，umay這個角色代表的是在這個給婦女扣上沉重枷鎖的文化背景下，要掙脫的婦女群體。出於各種原因，她們放棄掙扎。因為下了這座山去爬那座山，很多人會因此而放棄念頭。

她沒有做錯，卻要一直承受痛苦。這就是悲劇。

观后：＂「当我们离开」，总要留下什么＂，这是剧中母亲对儿子提问的回答，也是这部获德国奥斯卡奖提名电影留给我们的沉重思考。也许我们会愤怒地质问，这是怎样一个恐怖的民族，道德、良心、亲情，在所谓名誉面前就这么不堪，这么脆弱？可是，如果冷静地想，当一个土耳其裔女人为了反抗家庭暴力，带着孩子从伊斯坦堡回到德国的娘家，却不被自己亲人接纳，在巨大的男权主导的社区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在一个以宗教至上、夫权至上、父权至上的社会中，一个弱女子为自由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不是自己或儿子被亲人所杀还能是什么，尽管这样的结局看似不可思议，儿子死在母亲的怀中也太过残酷，但现实就是现实，封建的礼教、父权、夫权杀人！

Die Fremde，德文原意是“局外人”。

片子的开端，不过是一般女性励志电影的老生常谈：

为了逃离暴力的丈夫，结束压抑的婚姻，嫁到伊斯坦布尔的25岁德国籍土耳其裔女子UMAY，偷偷打掉了腹中的胎儿，领着幼子CEM，回到柏林的娘家，决心从此和父母及弟妹共同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即便在德国这样开放进步的国土，土耳其移民社群却仍然牢牢地被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所禁锢：结了婚的女人，是属于丈夫的，孩子，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即便长期遭遇暴力，也应该循循善诱，等待丈夫浪子回头。

离开丈夫的女人是下贱的婊子。而一个离开丈夫又抢走孩子的女人，更是应该千刀万剐万劫不复。这样的女人回到娘家，简直使整个家庭都蒙上了奇耻大辱。

诚然，她的父母和弟妹们是爱她的，也爱她的孩子。只不过，在整个土耳其社群和男权的价值观面前，他们对她的爱就显得苍白软弱，微不足道。

她怀抱着独立自主的美好愿望强势回到父母家中，并反复申明：我的家就在这里！她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血浓于水”。她不信神，她想要左右自己的生活。她要工作，同时继续中学学业，然后上大学，然后……

可惜家人们并不配合她的意思，在无奈接受她与丈夫复合无望的现实后，便要遵循传统“道德”，强行将小CEM送还给男人的家族。为了保护孩子，她不惜报警，在德国警察的护送下，她和孩子住进了妇女收容中心。在强力社会福利系统的笼罩下，她如愿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还认识了对她关怀备至真诚相待的金发德国男友。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UMAY的生活渐入佳境的同时，她的家庭却因她而蒙羞。作为“名誉受辱”的家族，她的家人们沦为整个土耳其社群的笑柄。弟弟因受辱与人斗殴。而妹妹的未来公公，更是因此要求解除婚约。谁知小恋人早已珠胎暗结，婚礼势在必行。腹背受敌的父母只得“破财消灾”，重金请求男方家长收回成命，婚礼终于如期举行。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婚礼上，UMAY竟身着盛装，带着儿子不请自来，使妹妹尴尬至极。家人驱赶之，却一来二去，被她披头散发奔上舞台，夺过话筒，泪如雨下地向众人诉说道：“你们说我玷污了家族的名誉，你们说我下贱，但我的儿子CEM是无辜的，他今年四岁了，是个好孩子。他有权利出席小姨的婚礼！……” 她仍然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的“血浓于水”，并恳求父亲重新接纳她和儿子。

UMAY要自由，传统家庭观念毕竟却深深地种在她的脑海，她接受不了无“家”可归的现状。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要家人的垂爱。可惜世事往往不能够尽如人意。UMAY的母亲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只是有句话她没有说错，UMAY要的太多了。

但UMAY是个倔犟的女人。她想要的，一定要得到。于是她三番四次地返回父母家中乞求修和解。而她的反复出现，却犹如一记记重拳，使得家族原本不堪的名誉在土耳其社群中层层抹黑。因此她的父亲和弟弟含泪决定清理门户——将荡妇杀死，将孩子归还，以挽回家族的名誉……

结局就不透露了。这种荒唐不可思议的谋杀，叫做“Honour killing”，指的是女性被一个或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維护家族名声的理由杀害，这类事件在封建制度女性地位低下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我国旧时将通奸妇女投入“猪笼沉塘”。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名誉杀害事件高达5000起。在这样的环境下，长辈管教孩子，男人管教女人，噼噼啪啪几记耳光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最危险的武器。意识，才是最致命的瘟疫。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教育孩子？
人的身体被禁锢的时候，还有思想可以是自由的。可是当人的思想被禁锢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希望呢？
UMAY，是个想要突破传统，实现自我的女性，却仍然摆脱不了自幼耳濡目染的传统家庭观念，仍然被对“家”的强烈渴望所束缚。她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局外人，也是西方开放社会的局外人。她想与社会抗争，却不能够彻底，摇摆着铸成了悲哀的结局。

我国女性也呼吁平等。
每每怀孕女孩被男友抛弃的时候，我们就谴责男人的不负责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要求男人为自己的自己的身心负责。就好像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责一样。
当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这两个人之间还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所以当妙龄女子嫁给年长的男人，我们说她爱的是钱。年长的女人和年轻男子做朋友，我们又说她样小白脸。作为男人责任范围内的产物，女人只有被抛弃的时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同情为基础的认可，多么可悲。

男权社会，世代相传。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男人和女人的地位真正平等的那一天，并不是女人非要做和男人相同的事，而是承担得起相等的责任。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明白……

        在我看过的土耳其电影中，男权主义和家长制的影子总是频频投射，有时候是故事背景，有时候就是故事的主题。相应的，女人在土耳其电影中常常是颇为弱小悲剧的角色，她们时有抗争，却又常常在大环境中无力的被淹没。《当我们离开》是又一部让人感受压抑与悲伤的电影，一个女人，想要从娘家寻找受伤后的宽慰，却发现无处可以栖息，唯有从一个地方离开，再从另一个地方离开，在一个男权与家长制传统之下永无宁日。

        影片由主人公Umay不堪忍受丈夫对她和儿子的殴打，毅然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前往已经移民德国的娘家开始。试想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如何的情况，想必，女儿她爹娘气个半死，女婿不登门谢罪，痛彻心扉的承认错误，休想把女儿领回去。而如果姑娘再有两三个火爆的亲身兄弟，搞不好抄起家伙就要找姐夫理论理论了，但是在影片中的土耳其家庭确是另一番景象。影片开场不久，就见Umay躺在医院，足见受到的暴力之深；接着康复后的Umay回到家，在餐桌上，丈夫即可以暴怒的对儿子抽打，将妻子狠狠推到，足见其暴力倾向已成习惯，不可逆转；而当晚，丈夫无视妻子心中悲苦，毫无温存的爬上妻子身上之举，足见其对妻子感受毫不在乎，你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做爱”，只能视之为“性交”，因为妻子毫无反应，如一根木头呆滞任丈夫泄欲，而到了这里，足见两人已毫无感情而言。短短不到十分钟的叙事，就将故事的社会背景，人物情感勾勒完毕，让Umay的出走显得顺其自然，从这十分钟，导演的功力就令我欣赏。

        Umay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否则她也不会选择出走，同时，从我最初角度看，她也有出走的基础，那就是父母远在德国，否则她连逃的地方都没有。想想吧，回娘家，那是亲身父母和兄弟啊，去的是德国，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制度上是没有对女性的歧视，更不会放任女性在家中被殴打的啊。结果，这份期待很快被打破，德国作为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国家，其移民早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保存着一份民族的传统和氛围，当然，其中也包括男权。而作为其中的一个家庭，Umay的大家庭，虽然存在于德国，但是你依然感受到的是一个传统的土耳其家庭。于是，倔强的Umay猝不及防的在自己的大家庭受到了更令其心痛的灼伤，父母对其受到的委屈其实也感到心痛，特别母亲看到女儿悲伤的伤痕后，更与其抱头痛哭。但是，很快他们便“冷静”下来，对女儿愈发冷淡，希望她早日回到丈夫那里，因为这样的出走是“丢人”的。而这个时候，文化的压力和对亲情的扭曲也被导演暗中表现，社区中的土耳其人对Umay家族成员指指点点，一时间道德上，这个家庭受到孤立，愈发难堪，而这又让Umay与父母的裂痕加剧。

        而片中Umay与妹妹和弟弟的亲情关系的崩裂则是影片最大痛点，和很多姐妹一样，Umay回答家中后，妹妹兴奋的同她聊天，跟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憧憬着少女的梦想。而作为被Umay带大的家庭中最小的弟弟，更是与姐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与家中一直对Umay持有敌意的长兄形成鲜明对比。从家中几个男人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男权文化在不同层次男人身上的影响，父亲保持传统，要维系家庭尊严和稳定，同时又带着对女儿的爱，所以他的男权思维表现在坚定的原则，谨小慎微的处理上，慢慢地给Umay施压，迫其“幡然醒悟”；而家中的长兄，已经在社会历练一段时间，慢慢要成为家庭顶梁柱，心理上总是试图刻意表现自己的坚强和男子气概，而正如我在另一部表现男权的土耳其电影《三只猴子》评论中所说，“男人都有着懦弱和胆怯的一面，却总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发泄和树立自己“男子汉”的脆弱外壳。”，于是，他对Umay敌意最深，他从Umay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可能受到的女人的挑衅，所以，他的男权思维坚定，同时流于表面，举措最为强硬。而对Umay的弟弟来说，男权思想尚未树立，所以对于姐姐的难处，更体谅，还尽力协助，他和妹妹成为了Umay在家中唯一的希望。然而，社区文化和氛围的压力最终压迫了这脆弱的希望，妹妹因为姐姐“丢人”的行为，导致无法被恋人家族接纳，让她对姐姐心生怨恨，她无法冷静考虑这一困境的源头正是对其姐姐和她都造成伤害的男权文化，而是更顺乎常理的要拯救自己的爱情，而Umay的妹妹和母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和传统受害者下意识的求稳定的行为，常常正是维持这恶的传统绵延下去并伤害她们更多姐妹的关键力量。于是Umay与家庭被迫划清界限，甚至无法参加妹妹的婚礼，当她闯入婚礼，试图发出一个坚强的女人的呼唤时，却遭到了弟弟和哥哥轮番的辱骂和殴打，特别弟弟终于向姐姐扇去一个耳光时，Umay绝望的眼神和呼唤注定了她寻求家庭庇护的失败。

        《当我们离开》是一部有股“狠”劲儿的电影，它不寻求什么大团圆，就是要把现实赤裸裸的暴露出来。Umay在国内无望，因为那里的男权传统根深蒂固；Umay在国外无望，因为她依然要寄居于那里移植过去的传统；Umay在自己的家族无望，因为传统之恶正是投射于一个个这样的家庭中才得以延续；Umay甚至独立也无望，一个人打拼本已艰难，她还不得不承受她试图远离的传统势力的一再骚扰，而爱情的萌芽看上去也微妙的让人感受不到希望。所以，哪怕最后，看似Umay与病重的父亲有了一丝难得的亲情的对话，导演却依然通过Umay的兄弟们，也就是男权传统延续的下一个接棒手，留给Umay一个痛彻心扉的伤痛，Umay呼喊着，抬着儿子行走于街道，留下一个问号般的背影：她的希望承载于何处？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2c2f995274975c1f0df3e3fb.html

很久没有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影片，可以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直到某一刻难以控制地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家庭暴力下的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自己的亲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却不能理解她，也不愿意接受她。甚至，到最后，想杀了她。他们爱她，毫无疑问，可是无法摆脱的观念幽灵让这种所谓的“血浓于水”被稀释到可怜的地步。是这个女人让他们蒙羞，是这个女人毁了一切。她是疯了的人。就像影片中，夜里女人打电话叫警察救他们母女两逃离自己家时，女人的父亲朝她啐的那口唾沫。可是我不想谈论所谓僵化愚蠢的宗教信仰，不想赞扬女人的勇气和贬斥其他人的无知；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我不需要为这样显而易见的主题再多讲一句话。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所以我愿意写下来。

从影片开始的那把枪和女人弟弟粗重的喘息声起，压抑的感觉就从没离开过。因为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所以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怜悯般的情感和认为整个事件难以理喻的理性。可是，如果我是处于那个文化中的人，女人或男人呢？我又会带着怎样的情感？那时，就没有所谓“理所当然”了。我们浸淫在各自的文化里，被无形中牵制着甚至被绑架着，还浑然不觉。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不可理喻，可自己其实也做着让又一些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仔细想想，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生命这只简单的容器里装了太多别人，自己常常被挤得不见了。在伊斯兰文化里，女人由于丈夫打她几下竟然就带男方的孩子离家出走，她的父母接受不了；在以前和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女人由于与丈夫已没有了感情或是在草率的婚姻里邂逅了真正的爱情而与丈夫分手或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已婚男人，她的父母又能接受吗？周围街坊会怎么说，说她不守妇道，这会让她的家人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女人不贞洁，是狐狸精，该被雷劈死！如此看来，拍中国版的《当我们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这样类比，中国人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没有人问影片里的女人她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她应该怎么想，和别人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应该尊重她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所以，她老师会说“让你的家人在社区和你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你”。这句话，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可是确实真实到残忍。特别是她最爱的弟弟也举起枪对准她时。她已等不到“总有一天，他们会爱我的”。

撇开电影内容不谈，回到日常生活，约定俗成的东西真的常常紧逼到使人留不下一丝自己。任何形式的出轨都是不齿的。为了所谓名声，常常会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这股无形的力量如此强大，淹没了太多真实，太多尝试，太多希望。总有那么些不够突兀的问题在不够明显的地方慢慢咬噬所谓的自我。比如，没遇到倾心的人，为什么还是一定要逼自己牵上一个陌生人的手？比如，总算遇到了倾心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磨蹭到已擦肩而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无法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