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

导演想说得太多，一样都没说到位。

本片在性侵儿童及相关处理（这已经够复杂的了，至少有受害者的心理干预、受害者监护人的不同选择、律师调查、警察受贿、渎职、医院做伪证这几条线可以挖掘下去）之外，还涉及到的有：教师对学生的区别对待甚至歧视、校园欺凌、离异家庭的亲子关系、黑户、混混让女友陪老板、黑诊所堕胎这些点。

都知道金鱼是什么意思，但是，金鱼的交待呢？

请不要把无能的叙述美化成隐忍、克制。

故事之外，低分评价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败的叙述。粗暴的场景切换是无力的镜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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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为什么要拍梦露像的裙底？

安保监控按规定应保存至少 30 天，既然没有，为什么没有对这项违规的处理？

小米偷留下的假发怎么落到健哥手里的？健哥知道那是案件相关物品怎么会到处甩着玩而不是保存好以便试着谋求好处？

小文躺在梦露像下的照片谁拍的？？

小文第二次被检查身体后难过得满脸泪水，给了一个开着窗户窗帘被封吹动的镜头，超过五秒，让人以为她跳楼了，结果下一个镜头她和她爸爸在打扫卫生？？

第二次检查凭什么推翻第一次检查？？首先这种是有记录的，其次，这种检查非常非常常规，绝对不存在上级医生纠错的余地。

旺季将要到来却拆掉梦露像？

小米怎么就落到被看管着要接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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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的几家影院每天就一、两场。开场前一小时四十分钟买的票，之前选座看到卖出一张，不过看的时候只有我。啊那个没来看的人可以说是逃过一小难了。

这片子实际上可以说是烂了，多给一星为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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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心上心下个不停。白裙少女，冰川蓝机车，还有前方未尽的路，到底哪个能逃离现实到更远。我们无从知道。

海边的故事在小米的出走后，戛然而止，可又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上路继续。

当时我冒出来的心里想法，跟先期观影的朋友出奇一致：这是2017年，在电影院看过的华语片最佳。

《嘉年华》的成熟，不仅意味着文晏从拍摄《水印街》到这部影片的惊人提升，其镜头语言与作者诉求的统一性，暗中抛索，丝丝入扣，营造了一个真实，梦碎和绝望的东方时空。

它的成功，也不是孤立的存在。黑户少女小米，未尝不是从湖南飞来的《笨鸟》，或者是更遥远的，来自云南边陲的《米花之味》。如此跨度的联想，只为说明《嘉年华》的出现，不但是对导演艺术才华的肯定，也是写实风格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个样，一小版块。它们是有白纸黑字的充分根据。

再用大白话说，《嘉年华》是近十年少有的，聚焦于当代社会矛盾与性侵少女案件的电影。有人试图告诉外国观众，电影里的中国，就跟现实中的中国一模一样。我所想到的也如出一辙，电影人物所出没的空间，跟现实中生活的市镇一模一样。

片中人物包括了黑户，打工者，旅馆老板，无业人员，流氓打手，小学生，普通父母，警察，律师，医生，还有面目模糊的权势人物。之所以一一历数这些身份职业，正是因为观众在现实生活经验中，会与这些角色产生过实际接触，并进行有效观察。

《嘉年华》从一片海滩，一座海滨城市，一间根植于每个人出游印象中的民宿酒店，引出发生一个房间内的黑暗秘密。好奇，疑惑且不安地注视这一切的，除了电影院观众，除了监控摄像头，还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的眼睛。

在文晏的构思里，片中女性角色性格多样，各具特色。也不难发现，《嘉年华》的女性卡司上，她们的长相特征，比如大眼睛。从00后强势崛起的文淇、周美君，到曾是中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史可，都有某种相仿神似。在她们身上，埋藏了人物命运互相转换的可能性：比如长大以后的小文，变成了小米。未来的小米，也许变成了莉莉。结了婚，生儿育女，又变成了小文的妈妈。如果不是这么悲观绝望，倒还有成为一个代表正义与公信律师的可能。

片中还有一个大写的，居高临下的女性形象。《嘉年华》从海报，开头，剧中再到结尾，一再反复出现了这座巨大女性雕塑的戏份。值得一提的是，它从未在一个大全景里面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梦露，只是一小截，一部分，直到被支离，吊起，拖车拉走。

海边的梦露雕像，她云集了女性性征魅力于一身，又是吸纳了男性欲望的万千投射。好事者研究说，当梦露瞪大双眼，她有如洋娃娃般的青春少女。当她微垂眼帘，又是热情似火的性感女神。男权社会错乱的欲望倾轧，导致了《嘉年华》事件的轮番上演。正如微博热搜上的女童、留守儿童、中小学生、研究生博士……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报道，网友都会无奈感慨，她们不是最后一则。

小米的手机里，拍下了梦露的裙下风采。拍婚纱照的人们，只是把梦露当做背景。她的大红高跟鞋，飞扬起来的裙摆，肆无忌惮地面对着大海，也引来了狂蜂浪蝶的小广告。

戏中男性，唯一有正义感，秉持了正常操守的，只有看起来不像父亲的耿乐。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名父亲的婚姻家庭与工作事业都有问题，处于同样好不到哪去的境地。令部分观众觉得不够的是，他好像应该爆发得更为强烈、粗暴一些。

在耿乐身上，《嘉年华》再次压制了一点就燃的怒火。那不是电影想要的。

无人，空旷荒凉的海边游乐场，正在等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盛大嘉年华。可是，在庞然大物的充气通道上，只有两个女孩避开了家长，学校与人群的嬉闹时光。她们像渺小，徒劳的钟摆一样，停留在了人生中的某个时刻。

如此情景，尚还引发不了成人世界的孤独，寂寞和感叹。306房间的秘密，只会在小文不断长大后，被扎破，并发作，足以把一个纯洁的人类摧毁。

回想这一幕，就能发现《嘉年华》的忧伤所在：她们的快乐成长，只是需要陪伴。好比回到小文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就连无聊踢树枝的场景，也快乐胜神仙。

《嘉年华》所要说的，当然也不止于这碗鸡汤。少女与金钱，啤酒，假发，口红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成人（男权）世界的贪婪诱惑。面对这场上下合谋，无时不在上演的倾轧侵害。小文的悲剧，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几乎没有现身示人的刘会长，并不是一个类型片里的孱弱反派。恰好相反，他的模糊，他那无处不在的触手，GPS定位，买通警医，已经强大到了足以颠倒黑白，就地掩埋的疯狂和荒诞地步。

梦露雕像的离去，引发了一些影迷对于安哲罗普洛斯，《再见列宁》的联想追忆，更有甚者，觉得少女的机车驰骋——在速度感变化提升中感受到生命节奏变化，也会想起《南国再见，南国》和《路边野餐》。在我看来，影迷型的触类旁通疯狂联想虽然过于放飞，却更说明《嘉年华》所表现的环境时空，是一个真实，可信，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世界。《嘉年华》被与之并提，说明了水准可靠。

雕像当然也会死亡。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的开场，就是一尊耶稣雕像，被直升机吊在天上被拉走，遍布空虚。主人公迷失了自己，失去了一颗纯真的心和对生命的开放态度。那个荒诞故事发生在罗马，费里尼却认为是一座内心之城，永恒之城。

《嘉年华》的海滨城市也是如此。同情片中的小文与小米很容易，但《嘉年华》要说的东西：爱，温暖，还有停止来自外界与亲人的二次伤害。其实更难。

在著名导演布列松的人像摄影集中，玛丽莲·梦露照片的受到了所有人的瞩目。这是你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无法看到的梦露，她衣着朴素，不再是性感的代名词，目光中带着疲惫和厌倦，唇角的微笑中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霾，呈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姿态。

她是过去六十年以来最标志性的女性的象征，其代表的女性也被塑造成满足男性性幻想的存在物。虽然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依然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被歧视、被物化的问题。

电影《嘉年华》就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嘉年华》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片中，梦露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导演并没有过多的展现雕像的全景，而是只突出指甲油、高跟鞋等符号。它们是女孩向往的成长的标志。

虽然是一部中国底层女性的群像，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嘉年华》中的女孩是一个人，是一个女孩的成长轨迹。小米和小文渴望成长，渴望用化妆品、首饰和衣裙成为一个大女孩。因为成熟女性不仅仅意味着美，也意味着能够战胜恐惧和现实的强大。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嘉年华》的摄影指导本诺·德福是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御用摄影，长镜头、纪实风是它一贯坚持的美学风格。但在片中，导演刻意削弱了镜头的复杂处理，而突出事件本身的力量。对两个镜头的印象非常深刻：梦露雕像的裙下，是灰色的尖锐建筑群。还有小女孩做妇科检查时主观视角下张开的稚嫩双腿。

这样冷峻、生猛、有分量的镜头，往往很少出现在女性导演的作品中。但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镜头的存在，使得一直克制内敛的叙事拥有了一个打破沉默的爆发点，带给观众的是加倍的震撼。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嘉年华》，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沙滩、雕像、游乐场、海滨旅馆构成了嘉年华的底色，然而在影片中，唯一代表嘉年华的一场戏是两个女孩在游乐场里开心的跑叫着，但是游乐场已经破旧凋敝。

导演文晏曾担任电影《夜车》《牛郎织女》《春梦》的制片，这是她的第二部个人长片。她气质优雅迷人，和她的镜头一样灵动干净，毫不做作。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以丰富的细节为支撑，导演讲当代社会性教育的匮乏，社会底层的女性，以权谋私的权力机构，还有对待这类事件的相关人的心理。如此复杂的线索和多层面思考，都在小女孩认真、稚嫩的表演之下，观影时常常会感受到震颤。

从始至终，她对两个小女孩都是采取绝对保护的态度，从未为了影片的“观众效果”进行任何敏感、可能伤害到她们的处理，这样严谨的创作，比作品本身更值得尊重。

男主演耿乐说，看完剧本，他就觉得气愤、憋屈。身为父亲，他的愤怒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更大的爆发，所有的质疑和愤恨最终都是用略带怯弱的方式表现。但就是这样的“憋”，让他感受到了压在心里的能量，想要去做些什么。

参与了几场映后活动，在现场看到不少女性观众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这份纯洁，需要整个社会的保护。

· THE END· 这是“不散”的 第507期 文章，诚意推荐，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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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承水怪赠票，去看了电影《嘉年华》。这是一部极具勇气，艺术上也颇为出色的电影。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在电影院看到对社会问题有观照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导演文晏在映后提到她所选取的第三人（酒店服务员）视角，是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极为克制。这种“克制”在电影中非常明确，没有直接表现会长性侵小女孩的过程，没有受害者哭天抢地，没有父母的申诉，唯一一个称得上激烈的情绪时刻，是耿乐饰演的父亲在看到医院召开发布会说女儿并没有被侵害后，试图上前和医生理论。那是一个远景。电影里甚至没有侵害片里常见的刻板人物，如果想想最常被提到的《熔炉》和《素媛》，首先会想到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坏人，和极其无辜的好人。

《嘉年华》里，每个人都陷在自身生活的困境之中。小文父母有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他们疏于关怀女儿的原因。小米从小流浪各处，以自保为本能，所以不愿相信律师。酒店老板算是个比较规整的反面形象，不想惹麻烦，就藏起了视频证据。所有人的困境织成网，小女孩们再也逃不出去。造成她们悲剧的是性侵者，也是所有人。

看完电影和沛沛吃饭，我们自然讨论了起来，提到了电影的风格，克制。有很多评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素媛》和《熔炉》，但两部电影的风格差异太大了。看《素媛》、《熔炉》会痛哭，但看《嘉年华》更多的是叹气。《素媛》、《熔炉》是这样一种电影，完整地展现了美好被撕裂的过程，有一个确切的反派，有一整套体制的压迫，有一方坚持对抗的力量。无论结果如何，任何一种情绪，对美好的同情，对反派的痛恨，对坚守者的感动，都得到了有力的释放。观众内心，也因为观看这部电影，完成了一次伸张正义的过程。

这与《嘉年华》的克制，并无优劣之分。而我在想，克制固然是导演的审美偏好，但同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实现此类题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反抗的对象是缺失的。有伤害发生，就有施暴者，而施暴者不可描述。《嘉年华》里的施暴者是着墨最少的一个角色，只有前后寥寥几个镜头，几乎可以认为是符号。他是“商会会长”，其中一个受害小姑娘的父母的朋友。而文晏最初对这类题材感兴趣，是看到各地当时被广泛曝出官员、校长性侵幼女的新闻。权力者被置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即便如此，施暴者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他没有像《熔炉》中的那个肥头校长，缓慢露出猥琐又骇人的笑容，定格成经典的加害场面。他无法被记住。

故而无从指责，无从怪罪。母亲只能骂女儿，以后不要再穿浪荡的衣服。父母相互埋怨，“如果不是你想和会长套近乎，怎么会让女儿认他当干爹？”阻碍律师取证的是酒店服务员和老板的自私，而警察的干涉被匆匆带过。人性的弱点如泣如诉，可真正的恶呢？真正的恶是故事的背景，还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旦指认出恶，必然要求指认出恶的原因，完成对恶的惩戒。你必须说出魔鬼的名字。但我们生活在不允许魔鬼存在的次元里。

当看到医院造假，医生对媒体说两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侵害，观众憋屈的情绪到了一个极值。小文父亲几下无助的挥手，除了自取其辱之外毫无用处。但很快镜头一转，以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施暴者被抓了，干涉案情的警察被抓了，造假的医院负责人也被抓了……仿佛有一个全能的天神，于无声处主持了正义。而这天神是谁，如何主持了正义，就和这恶一样，没有来处，没有身影。

中国的观众，早已学会脑补电影。一看到这里，观众席马上有人私语，“删的还挺多”。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心领神会，生怕导演不知道“我懂的”。

电影的克制是一种“职业”的创作态度。它抗拒直诉苦难的悲情，谢绝沉溺于悲伤，甚至是体面的。它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保留尊严的方式了。在这一点上，对导演有极大的尊重和敬佩。

没拍出的那些呢？专注的哭泣，彻底的愤怒，以及决绝的反抗，最终迎来胜利。这些我们没在电影里看见过，也没在现实中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