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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影像的摹仿论——对阿巴斯《生生长流》中真实/虚假关系的再思考
阿巴斯始终围绕着“真实”与“虚假”的关系建构影片，以影像的形式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展开了跨时空的探讨。于是，在现实与影像层面反复游移的《生生长流》成为了阿巴斯书写电影摹仿论的卷轴。在现实层面，《生生长流》承接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背景，在伊朗大地震的特殊时期下前往库克寻找前部作品中的小演员；在影像/虚构层面，出现在荧幕中的导演并不是阿巴斯本人。真实的震后场景、真实的寻觅之旅、虚构的导演与未知的路途，阿巴斯通过混淆真实与虚假竭力让我们淡忘摹仿论。
在真真假假的影像与情节中，阿巴斯以老人的对话与传统意义上的穿帮道破了自身对摹仿论的理解——
老人：这并不真是我的家，拍电影的人让我住在这里，我就说知道了，事实上我的家在地震的时候倒塌了，所以住在刚刚路边的帐篷里。
阿巴斯：这栋房子熬过地震了呢，这才是现实。
老人：你说得对，电影也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
阿巴斯认为，房子熬过了地震就是真实。相较于人物与情节层面上的真实与虚假，苦难才是最为真切的实在。能反映这份实在、这份不断游移于能指链条上所指的影像的，就是真实。因此，阿巴斯不断地切换纪录片与非记录片的调度方式、反复运用镜头的全知视角与主角的半知视角呈现震后伊朗人民重建家园的场景。 在多样的拍摄手法与摄影视点中，家园-生活始终是真实的。正如导演的小儿子念念不忘的足球，当灾区的信号接通，孩子们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球赛时，影片切切实实地接触到了情感的实在。
最后，影片始终是朝观者开放的，在处处未知的故事中走向了蜿蜒的伊朗山丘。当阿巴斯的旧雷诺不断尝试攀登又意外地下滑时，我们可以说这正是影片向我们传递的“生生长流”，是在挫折中不断重新站起来的“ And Life Goes on ”，是那句处变不惊的“Et la vie continue”
2 ) 伊朗人的足球和阿巴斯的红上衣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吉奥吉.莫罗德和吉娜.娜尼尼的歌声响彻整个亚平宁半岛，这首或许是最成功的世界杯主题曲至今仍被一群人所津津乐道。
1997年大连金州，伊朗人马达维基亚在人丛中的“一箭穿心”现在回想都隐隐作痛。除了记恨想赢怕输的窝囊男足外，还有点不明白伊朗足球居然完全超越了中国（那会刚小学毕业，没什么充足的知识积淀）。
2006年，一名叫波尔哈尼的伊朗年轻球员在卡塔尔球场上——中国队球门线处做出了长约两三秒钟“极富挑衅性”的庆祝动作。那一刻，中国球迷的怒火被点燃，蒙羞以外，却说不出个具体的所以然。
不无可能的说，伊朗足球远比阿巴斯作品更有“亲近力”和影响作用。对于普通人而言，说这些和阿巴斯的《生活在继续》都有所关联——至少看过影片后，很多人知道：在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的偏远山区村庄，能让一个孩子甚至一群人暂时麻醉乃至忘却伤痛的是那年的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甚至有着一双绿眼睛的男孩子Reza几人还因熬夜看球赛躲过一劫。足球运动在伊朗的普及性，发自人们内心的喜好，随之而来的兴奋鼓舞，与电影一样成为不分语言、国籍的世界语。
2.人文关怀
发觉真想扯点什么，还要提一个被用烂的名词叫“人文关怀”，它的出现频率极高，不乏众人顺手拿来一用，相似的词语还有“救赎”等。
在这个国度人们更关心的是魏敏芝“脱贫”后的美好前程，而小男孩Ahmadpours的不同命运绝不是简单的中伊国情差异。我们的大师大导演忙着批上高雅艺术外衣、圆心中情结，将没做有，积极敛财。大作中常见的只是一通极权至上、虚伪说教，若干表情浮夸的角色外带些做作笑脸的群众演员。
中国那些顶着大师头衔的导演丧失甚至是不曾拥有的人文关怀，在阿巴斯电影里被记录在镜头中，脉脉不得语。
以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为背景，导演“阿巴斯”带着小儿子驾车重返地震后的灾区，寻访1987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演员，希望他们逃过此难，在地震中平安无事。
远远的哀乐声起，配乐第一次出现在影片时，是在一处公路对面带着绿色生机的林间空地画面，人们忙着哀悼死去的亲人。随后窗外场景出现一个大“之”字形的山坡，旧景重现，那是小男孩Ahmadpours送作业本时几次跑过的山头。之后在Ruhi老人处小憩时导演望向几近坍塌、只剩堵墙的木门外，远处深景依然是一片充满绿意的草地。而墙上还有张中裂开来的画像，人们忙于自救、恢复往常。
3.记录与虚构
令观众第一次产生记录与虚构的界限混淆在Ruhi老人出现后，他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一名演员。他说到了他本来没有那么老，是导演让他变老的，甚至驼背。他不认为把年轻人变老是种艺术，把老的变年轻了那才称得上高明。纪录片模样的影片产生了不小扭转，而问题就是老人在《生活在继续》里也算出镜，真实的他究竟是年轻还是老呢？
十个以上的人讲起了大地震的惨剧，无一例外的都有亲人丧生，唯有例外的是老头Ruhi，他孤老一人。造成无数死伤的地震是不可虚构的，看山体巨大的伤痕和四处倒塌的房屋已明显不过。《生活在继续》用大量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灾后惨景，多数地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废墟。便是导演四处问路遇见的人们不乏用绷带缠着伤肢、包着脑袋的，眼神忧伤面对着残酷灾难降至的家园。
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动人特质令观众保持高度清醒又能够投入感情，交相存在造成的间离效果在后半部分愈加明显。导演遇见了地震过后就选择新婚的青年，坐楼梯上套袜穿鞋的动作颇有印象（《橄榄树下的情人》的男主演，互相嵌套的戏中戏）。那层破旧小阁楼也就是《橄榄树下的情人》翻版，甚至成了阿巴斯之后灵感的来源。
喊背痛的小男孩是真实的，还有说演过教室第三排的小孩子（都出现在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村庄三部曲之一），不过导演似乎已不不记得，插说这个导演并不是真的阿巴斯，作为记录的真实和作为剧情的虚构在《生活在继续》完美结合。
4.对比，对比
《生活在继续》不曾偏离的主线来自导演极力探寻着小男孩的下落，路上偶遇的旧识被汽车引擎过热的外因一段段隔开分放于影片之中（引擎麻烦导致汽车行驶一段就要停下来散热，以便继续上路）。
儿子的年幼无知并没有被导演责骂纠正，一度以为他会对儿子挑三拣四的诸多要求发火，却没出现。当然，在影片中，观众见着儿子对失去孩子的妇女一通精神安慰，姑且称之为安慰，挺难得的。一路同行的儿子，他的存在恰好反映出不同人们经历灾难后的不易，例如洗衣服的女人、被蚊子救活的小男孩、一家住帐篷、对着摄像机还有些不自然的小姑娘。
导演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断壁残垣的灾区上，为灾后的惨不忍睹所震撼。强烈对比还来自锥心刺骨的时刻与噩梦过去的解脱，影片既没有掩哀而去，也没有夸大乐观；没有一味渲染惨象，也没有过于客观而带来冰冷，只有镜头注视下某一灾民目光言语中流露的坚韧顽强，努力活着力争摆脱困境。
“桑美”过后党的喉舌不断报道在《XXX文选》的指导下，受灾群众奋发向上，在人民干部的指挥下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对于多数国人可没什么宗教氛围熏陶，真主上帝的保护，天灾人祸躲得了有时却也逃不过，若是听见亲人死伤家庭的控诉，人们愈发要迁怒于隐瞒灾情、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XX们。
事实可能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也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不是说国人的同情心泯灭，而是没能见着类似哪怕是接近的作品出现，何况同情不过是情感上的奢华。想说的只是基于以上一种事实：一个导演以献给1990年的地震灾民为题的电影，需要何种的角度切入，既不是迎取廉价同情，也不用以政策宣传。
只能说阿巴斯做到了，在呼应前作之余，把《生活在继续》真切而不煽情的献给了1990年伊朗的地震灾民。
5.阿巴斯的红上衣
1992年5月16日，在戛纳电影节上，基于对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做出的贡献，凭借《生活在继续》，阿巴斯穿着从一位并不相识的比利时人那借来的红色上衣上台领取了罗西里尼奖，成为电影史上无法忘怀的一刻。且不说戈达尔对于他的评价高度，毋庸置疑的是阿巴斯通过镜头传达给观众细致入微的特殊体验。
用费里尼献给自己恩师罗西里尼的话说就是：“罗西里尼给予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谦逊，是面对现实所保持的非常纯朴的态度。”
如果说见着1994年《橄榄树下的情人》结尾小号声中，绿色原野上小白点移动的长镜头是真心叫绝，那么要是先看过1992年的《生活在继续》，也许自己当时几乎要拍案大叫的兴奋会减去不少——总归是大同小异。
在《生活在继续》最后，导演没有追上Ahmadpours，不过知道他平安无事（日暮时分的山顶，画面上两个身影掠过），也随之放下心来。面对陡峭的连续斜坡，他和那辆黄色车子都有些无能为力。面对几乎是不可能的斜坡，正当以为他将踏上归程，车子又迎头冲上，而且捎带上了扛着油气罐的男子，互助共进，完美如愿。
这温暖得不行的一笔。
附：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87分钟，1987年
《生活在继续》(生活在继续)91分钟，1992年
《橄榄树下的情人》(橄榄树下的情人)103分钟，1994年
3 ) 泉水与瓦砾的凝望
1987年伊朗导演阿巴斯拍摄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时间轰动国内外，里面的小演员更是因此家喻户晓。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丧生，200万人受伤，350万人无家可归。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也住在灾区，《生生长流》讲述的正是导演来到灾区一路寻找这位小演员的下落，以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展现了灾后人们的生活。 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灾区，他们的目的地是小演员所在的柯卡村。通过隧道进入山区后，巨石滑坡的公路开始格外拥堵，导演一路询问着柯卡村的方向和柯卡村的情况。这里的灾民悲伤而友善，可惜由于去柯卡村的道路被损毁，没有人知道那里的情况。山路两旁是搬运各种生活用品的村民，他们向着新的住所慢慢迁徙聚集。曾经在拍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搭建的房子，也因保存完好成了幸存村民的新居所。他们不紧不慢的，重新融入在残缺的生活里，人们以惊人的生命力愈合灾难带来的创伤。导演拿着小演员的照片寻找着，很多人都表示认识他，对话里，每个幸存者背后几乎都有着亲人遇难的悲惨，但他们耐心的回答着导演的问题，热心的指路，然后继续赶路或者忙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导演开车到不了柯卡村，但他还是执意向前开，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通往柯卡村的路。 导演和儿子布亚一路相伴，起初导演对儿子的顽皮毫无耐性，他一心想找到柯卡村的小演员，也一路被地震后的惨状所震撼，为人们遇难的亲人感到惋惜。逐渐，布亚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比父亲好得多，他与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谈起了自己对灾难的“哲学”观点，“我相信劫后重生，会更珍惜生命，我相信活下来的孩子，更能体会生活，会更好的成长，会更需要你。”这对失去一个女儿的母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安慰，比“被神带走”更有力量。偶遇另一个小演员后导演询问他地震那晚的情况，为何哥哥没有逃出来，布亚却和小演员谈论起了那晚苏格兰对巴西的比赛。这一路上，布亚一直惦记着远在意大利的世界杯足球赛。对足球的喜爱也为灾后的伊朗人带来了精神的避难所，他们在临时的营地调试天线信号，准备一起继续看球赛。布亚更好的适应能力让导演最终决定不再把他绑在身边，而是让他留下和小孩们一起看球赛，自己只身前往柯卡村。 这里有太多人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亲人，但生活还在继续。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一定是在处理完所有的悲痛以后才开始做别的事情，但这不是生活的节奏，生活一刻不停，人们也无法停下。生活与悲痛同行，那些站在路边失去亲人的人，他们已经踏上了新的生活，这不是什么坚强，不用刻意拔高，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电影里的那对年轻人，本要举行婚礼，地震却带走了几十位亲戚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来参加婚礼了。于是他们在地震第二天就结婚了，没有房子他们住在帐篷里，东拼西凑出生活用品，没有拿到救灾帐幕，但领到了番茄，于是就分给大家一起吃，就当办了酒席。这个新婚的年轻人说：我们应尽快重建家园，生还者本当如此，继续生活，供养家庭，下次地震，谁知生死。说完还不忘给孤寡邻居老人分了几个番茄。当导演问及地震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你们还看电视吗，调试天线的年轻人说：其实我们都是遇难者家属，我失去妹妹和三个表兄妹，但又能怎么办呢？世界杯四年一遇，地震四十年一遇。我惊异于年轻人的话，但也许正是直面过死亡，才会如此迫切的珍惜当下，这是灾难面前最朴素真实的表达。 电影里不止一次出现了山泉水，源源不断的山泉水，带着自然的力量，如同不曾停息的生命力，为灾后的人们提高了生活的保障。阿巴斯的镜头下，一切都是那么美。野花开在断壁残垣，生活的希望藏在泉水里，到处是构图精妙的油画。一家十六口葬身瓦砾的老太太，《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扮演驼背老头的老人，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地震第二天结婚的年轻人，村口裹着纱布的少年，蓝眼睛的男孩，用泉水洗碗的少女们，调试天线的青年，拎着煤炉的男孩们，没有符号，没有煽情，没有英雄主义，这些平凡的人，既是最美的风景，也是生生长流的力量。 导演的车在山路上艰难爬坡，灾民们在山坡上重整家园。一瞬间感觉很像阿巴斯版的《步履不停》。阿巴斯的电影里有大量的远景，被埋葬的遇难者，痛哭的家人，也只出现在远处。阿巴斯没有给苦难特写，他有意拉开了距离，这些苦难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站，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他们还要继续生活，而怎么安置内心伤痛与思念同时好好生活，在阿巴斯看来比面对苦难更难，更值得去凝视。而导演看上去已经很旧的车，爬坡爬得那么吃力，大量的远景用山路的宏大对比汽车的渺小，用到达目的地的难以实现对比想要找到小演员的信念。当车从爬不上去的半坡倒退下来，原路返回开出画面，大家都觉得导演已经放弃，那辆旧旧的车又踩足了油门冲上了山坡。也许他也受到了村民们的鼓舞，对比他们面前生活与思念的大山，这一段山坡又算什么呢。 今年的清明节格外沉重，但《寻梦环游记》告诉我们，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而是遗忘。心怀往事向前行走，好过今天哭唧唧明天忘光光。去看樱花，去划船，去读书，去恋爱，去体验生的美好，去思考生的意义。 今天看到新周刊的一篇文章，眼科医生陶勇受伤已经两个多月，他说自己是“重生”而不仅仅是“活过来”。他不想被立人设，也不想被神化。如果不能再拿手术刀，他就做科研、带学生，带盲童巡演，没准还会写个小说。
4 ) 诗意的由来
影片第14分钟，男主角下车在树林里撒野尿，听到树林深处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导演循声走去。
一开始我认为，在一场将村庄夷为平地的严重地震里，一个婴儿的啼哭也许暗示着一个家庭的灭亡，同时蕴含着一个家庭的希望，所以才是重要的。
直到颤颤巍巍的长镜头跟随导演缓缓走向一个摇篮，我才发现，那不是一个孤儿，只是一个寂寞的、或者是饿了的婴儿，和我舅舅家那位一看到周围没人就放声大哭的婴儿没什么不同。婴儿的摇篮被放置在两棵大树之间，随着婴儿有力的啼哭声微微颤动，除此之外，树林静默如迷
为何在影片的开头、在地震的底色之下、在导演在灾区穿行的紧张之中，阿巴斯放置了一颗如此安详的摇篮？
男主角与婴儿打了个招呼，轻轻摇晃摇篮。婴儿渐渐停止哭泣，他的母亲就在不远处捡拾树枝，一步一步走进了婴儿。
在这时，我期待母亲与男主角有一次短暂的交流，起码是一句“真主平安”。但完全没有，导演的儿子开始在车上呼唤他，他放下婴儿，跑向儿子，旅程继续。
阿巴斯为何要在一段寻人之旅中插入如此无意义的段落？几乎没有一句台词，也谈不上什么情节，是游离在主线之外的一处闲笔。
这种寻常、甚至是安详的幸福场景与前一幕的灾害场景构成强烈的反差，这对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种引诱 —— 引诱创作者抒发“灾害中人间有安宁”的刻奇、引诱创作者去让女人与男主角发生关联、然后男主角以一种“你受苦了”的悲悯去体恤女人、引诱创作者响起为这感人的一幕精心准备的背景音乐，用煽情的旋律催人落泪。
阿巴斯之所以成为阿巴斯，就是因为他不落窠臼，他克制地不赋予这个场景任何意义，而是任由它自我生成、自我发展成一个独特的、与主要剧情无关的段落，恰恰是这种游离引发了诗意。
这只是一次由偶然的撒尿引起的毫无目的的探访，它拒绝静心布置，拒绝为赋新词强说愁。在这个干净利落的段落里，任何多余的感情都显得不合时宜。婴儿的清亮的啼哭声、女人弯腰的姿态、男主角儿子焦虑的呼唤，男主角的行动被这三个人主导着，他同时体会到多重不同的幸福，这幸福简直要溢出来了，但这一切却又如此波澜不惊，因此令人感动。
这种波澜不惊的叙述是整部电影的核心姿态。大多数时候，镜头没有视点，有时跟着车，有时凝视着男主角，而有时，很遥远。
我们不知道镜头的主体是谁，自然也就无法带入到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只能看到，人们一脸平静地诉说灾害的影响，没有呼天抢地的哭诉，因为他们明白，大家都一样，也许有人更幸运，但也不过只是少死了几个亲人。这对我们这种每次在大灾面前都要额外付出好多情绪去应对社交媒体催泪式的宣传、好像不为大灾而感动就是不道德的中国人来说，尤其耳目一新。
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死亡，一路上，他最关心的就是世界杯的巴西VS苏格兰战况，在另一个小段落里，男主角接到另一个男孩，他问他怎么样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他问的是“灾情怎么样了”，而小男孩说：“一开始苏格兰就进了一个球”……
这也是一种游离，构成诗意。能怎么样呢？地震来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该结婚的结婚 —— 死了六十五个亲人，如果服丧的话至少要拖一年；该看世界杯的看世界杯 —— “我的妹妹也在地震中去世了，但世界杯四年才有一次”。
5 ) 阿巴斯电影评论之二
1990年6月，伊朗北部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两个主要演员巴贝·阿马布与阿默·阿马布来自这里，阿巴斯与所有电影观众都对影片中两个小演员的生死非常关心。于是，阿巴斯（费哈·格拉曼特饰）就与儿子亚哥（普也·比埃化饰）到灾区却寻找他们。
这部影片的英文译名叫“AND LIFE GONE ON ……”，直译应该是“生命已去”，香港的版本选择了意译，译成了“春风吹又生”。
由于地震的缘故，整部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大地开裂出的纹路，每一条纹路，就像是一扇向着生命开放的大门，它让生命在这里陷落，也让生命在通过这个通道，又有了新的开始。
在影片中，阿巴斯让开裂的大地，与导演在灾区发现的门扉交相辉映。这扇门就在一块断壁残墙上，而顺着这扇门望出去，是满眼美不胜收的绿色，是大自然奔放而热烈的勃勃生机。
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寻找有所不同，这部影片的意义不是在奔跑中显现出来，而是从谈话中显现了出来。阿巴斯在这部影片中，明显降低了戏剧化构造故事与处理故事的方式，而是采用纪实的方式来显现。
决定这部影片意义正是这两段谈话。，一段是父子二人与鲁迪老人的谈话；另一段是儿子亚哥与一个母亲的谈话。
鲁迪老人曾在《哪里是我朋友家》中饰演老木匠一角，但鲁迪对影片把他“弄”得很老不太满意，他认为这样做不公平，让老人变得年轻点儿才是艺术。
事实上，这一段话显然渗透出了老人对于生命的珍惜与热爱，阿巴斯在引出这段话之前，还做了一点铺垫。让老人谈了一下对地震的态度。老人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是神对他的恩宠。他把灾难看成了饿狼，把人的生命比作羊群，他强调了灾难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也包括人的生命被毁灭的偶然。
接下来才是老人切中题旨的话：“面对死亡，才觉得生命可贵。”
与鲁迪老人相比，导演的儿子亚哥起到作用更为重大，阿巴斯借用儿童幼稚的语言，进行了布道式地言说，这种言说甚至带有“神义论”争论的色彩。
当一个失去的女儿的母亲问亚哥，为什么这不是神的旨意时，亚哥给他讲了圣经中亚伯拉罕弑子的故事，亚哥认为主是不杀害儿童的，杀害儿童的只是一条叫灾难的疯狗 。
而父亲与新婚青年荷辛的谈话，与装电视机天线看世界杯的小伙子的谈话，以及与一些群众小演员关于世界杯的对话在影片中也有很具深意，它们印证了人们对生命的热情。
在装天线的青年的眼中，虽然他失去了兄弟姐妹，但他热衷世界杯的理由是地震40年一次，世界杯四年一次。
这种比较从重要性而言,是不符合逻辑的，好像是在把四年一次的情景喜剧与四十年一次人生悲剧做类比。但从人的具体生活感受出发，它又是合逻辑的，青年看重了喜剧，是因为喜剧具有了日常性，它跟人现实的生活非常贴近，而悲剧则是弃绝了现实生活的，它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掳掠到了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中。
除此之外，生命的荒诞和意义的空无也不断地在影片中显现。一个小群众演员因为怕被蚊子咬，跑到了父母的房间，结果地震摧毁了他原来的房间，他认为是蚊子救了他的命；一个老妇人在家里想把堆满杂物的地毯拖出来，导演告诉她这样是不行的，但她却说，除了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亲人的相继去世与生命的垂老使老人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她对日常世界的弃绝，她分不清做与不做的意义，也分不清能够成功和不能成功的区别。
而影片正是通过这些次第打开的生命之门，完成了对生命的日常性，以及对神与生命的关系的解读。地震带来的灾难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会因为不同的选择继续不同的生存状态。
实现了这样的内蕴表达之后，阿巴斯显然再也没有必要去探讨阿默与拉扎是活着还是死了。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会有他们的一扇门扉，他们在这扇门扉面前，会做出选择。
6 ) 从烦躁到安宁——首观阿巴斯电影之感
《生生长流》讲述了一个1990年伊朗西北部地震后有关个人见闻和经历的故事，风格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
与剧情片不同的是，该电影没有戏剧性的情节，而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白描一个导演灾后寻人途中的所见所闻。很多段落情节时间和动作时间一样，使整个观影过程显得漫长，特别是电影前半部分，这让我陷入了迷惑、焦急、烦躁、无奈的情绪中，恰与片中导演的心情相似。
与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电影又有明显的镜头设计，大量貌似冷静的主观镜头传达着核心人物微妙的心理起伏，比如，当剧中导演得悉他要寻找的小演员可能就在附近，镜头一直对着车窗前的坎坷山路快速前进，让人一面感受着他的急迫心情，一面不由担心糟糕的路况是否会引发交通事故。
此外，背景音乐的使用非常节制，当它响起时，无论是剧中人，还是剧外的观众，都好像久旱逢甘霖，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焦躁的心绪得以舒缓。
影片的结尾也极富象征意味，急于寻人的导演无视路人搭顺风车的求助，但汽车抛锚后路人不计前嫌给予帮助，当汽车奋力冲上倾陡的长坡，它停下来，主动载上路人一起前进。
电影的结局并没有告诉我们导演是否找到他所关心的小演员，就像生活尚在继续，你还无法确认梦想能否实现。但，重要的是，你和剧中人一样付出了努力，收获了一份独特的体验。
阿巴斯的电影风格是朴实而内敛的，不炫技，不迎合，甚至长时间不告诉你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考验你的观影耐性。
可以说，阿巴斯对观众是挑剔的。如果你不能沉下心来，细细品味那一帧帧画面、一句句对白所赋予的平淡而隽永的意蕴，那么，他在以委婉的方式提醒你，他的电影不是拍给你看的，请走好。
7 ) and life goes on with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这个时候看阿巴斯的这部电影，说不上温暖吧，但是确实给我这昏暗狭小的空间投入了几缕弥足珍贵的光线。
低落的时候，我常会感觉到生命被时间的风侵蚀着。这句话，昨天竟然是唐顿庄园里的一句台词“have you ever felt your life is slipping away, but you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阿巴斯大叔如果看到我，大概会淡定的说，小盆友，你想多了啦，生命的部分纵使会被风吹散，也保不准，风又会把其他的东西吹给你。生活在继续，千千万万的可能性将在你眼前铺展开来。生活没有定论，就如同人类追求真理的步履。谁说人类就应该像弗弗西斯一样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将巨石推向山顶后眼看着巨石滚落？你看我的车虽然破，爬坡不在行，总是爬到一半又给溜到山底。但是加大马力多是几次，爬上去的可能也还是很大嘛。
大叔说的是。
8 ) 《生生长流》：静听生活的潮汐
生活在平静有序的现代城市中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是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的。被呵护的温柔，相恋的喜悦，初婚的激情，得子的欢欣，相互扶持的温情，这些感情慢慢地会被平淡所遮盖。于是，很多人不自知的相爱着，把感情尘封在抱怨和沉默中。
海啸、瘟疫、地震、战争，把这些灾祸的名称罗列在纸上不过是几个墨点，一眼掠过的零星字眼，不具有什么真实体验性。就算真的可以预知灾难，也没有人会愿意相信是真的，我们宁可相信是误测和谣传。因为它们出现的次数之少，少到每次出现都足以令人惊慌失措。记录死亡的数字是不具备感染力的，就像谁也听不到投入大海的一颗沙粒的声响。直到有一天，灾难真的降临在眼前，我们像里厄医生说的那样，听到了垂死的呼吸声，看见了瞬间化为一堆废墟的城市。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从未如此贴近这个城市，死亡不再是医院病床上悄无声息的消逝，而是突如其来的冲进屋子，吞噬了老人、孩子、健康者、体弱者，它那么贪心地一个都不肯放过。然后，生还者的哀悼和撕心裂肺的哭泣让我们知道爱与死对立时的无助，那些被母亲抱在怀中，被老师挡在身下幸存的孩子们却又说明也只有爱才能与死相抗衡。死亡振聋发聩的吼叫，使得人们停止争吵，停止抱怨，停止沉默，惊觉彼此之间正深深相爱。死亡让生命从生活的沉睡中抬起头颅，看见生活之外被忽视的情感。无尽的悲恸和平日生活中积聚的感情，最终只是几个简短的词语：爱你，想你。对于亲人、爱人，也许之前听得有些厌烦的声音，祸患降临时，一声熟悉的呼唤都会让人潸然泪下。有人曾跟我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活着要思考死亡，为什么要感激早晨吃到两个鸡蛋的幸福，好好活着无忧无虑的多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不容别人多言。可是，亲眼可见的死亡却迫使人去思考，生命把人拉出了日常生活，忙碌工作不再重要，凭空有了大把的时间用来思考。开始思考的人，会否觉得平日里多说一句“我爱你”，多一点感激，以后会少些遗憾呢？
“我的双耳能否再听到
雪融时节近处的河
桀骜的潮声”——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 1991）是阿巴斯于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后五个月着手拍摄的电影。故事以一位导演（可以说他是阿巴斯，也可以说不是，全赖观众的选择）寻找家住地震中心的小演员的经历为蓝本，描写沿途所见到的居民的生活，由此引发的思索和领悟。阿巴斯擅长以寻找的方式展现主题，主人公所抵达的终点往往并非是最初预设的彼岸。在“樱桃的滋味”里，男人寻找着死亡，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孩子寻找着朋友的家，在“生生长流”里，导演寻找着曾经合作的小演员。最终，男人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孩子找到了友情，导演找到了生活的希冀。
影片开始于高速公路收费站，地震后的第六天，广播里播放着震区孤儿的领养问题。虽然道路还没有修通，导演还是坚持向震中开过去，一路上他年幼的儿子普亚以与之不同的态度带着观众看到了死亡外的另一种世界。
阿巴斯曾写过一首短诗，描写的画面是送葬的人群中，一个孩子无忌地望着数上的柿果。当所有人都因为死亡肃穆哀悼时，孩子看到的是与成年人所见不同的勃勃活力。他们无所顾忌，充满好奇，死亡无法夺走他们认识世界的渴望。阿巴斯总是很重视孩子的视角，毕竟这将是他们未来建构的社会，所以他们从一件事情上看到什么，选择了持有什么立场才非常重要。“生生长流”中的普亚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刚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他的小脑瓜中坚持认为人们为了看足球一定都去了巴西和苏格兰，因为他们没有钱买电视。当导演父子俩遇到了一个曾出现在其电影中的孩子奥哈美德，导演关心的是他眼中的地震，儿子关心的是前天晚上比赛的结果。奥哈美德一谈到足球便一扫之前脸上的阴霾，两个孩子还为比赛的最终结果争执不下，末了打了个赌。到了奥哈美德的避难处，远远望见有人正在远处支架天线，以便收看晚上的足球赛。导演不解的问那个男人，为何在失去亲人不久这么悲痛的时刻还要看足球。年轻人说他的亲人虽然很多都死了，但是世界杯四年才一次。地震已经掠夺了太多，他不想继续错过生活。导演一路上都在问人们地震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才和他一样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将来的生活打算如何过。
影片的前半部分，镜头中满是瓦砾碎片，人们站在上面挖掘着，一位老人拿着空桶坐在原本是“家”的废墟上。人们哭泣着诉说亲人的离世，失神的坐在路边，哽咽地询问真主这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导演用了人物面目的特写，让观众感受着灾民劫后余生的悲伤，看着他们脸上的热泪却感到无能为力。
为了绕开高速路上停滞不前的状况，导演驾驶着那辆破旧的雷诺汽车上了山。路旁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有种错觉，仿佛地震只是大家昨晚稍纵即逝的噩梦。随着镜头视野的逐渐变宽，悲伤外的世界一点点映入眼帘。阳光透过树叶轻盈地在路边散步，金黄色的花朵在山坡上微微晃动，远处聚集在空地上的人群乍看起来好像要赶在日头偏斜前出来郊游。地震和死亡截断了生活的脚步，人们停下来哭泣、问询、哀悼，然后，面对这无法挽回的局面，生活又开始了踽踽前行。导演遇到了出演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鲁西老人，他扛着一个厕所的洁具，谈起这个还有些不好意思：虽然死者已矣，但对于他这个活着的人这个洁具还是很重要的。 “老之前谁也不懂年轻的可贵，死之前也不懂得感谢生活。如果能起死回生，人们会更努力去生活”。这番话，是历经沧桑又走过死亡之门的鲁西老人的感概，不是抱怨，而是感悟。有些人家中的房子完好无损却因为出门串亲戚被压在房下，有些人则因为恰好出门躲避恼人的蚊子逃过一劫，人总是没法责怪无法抵抗的命运，却也不能因此向灾难屈服，对命运投降。幸存下来并不是为了简单的超越死亡，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以说那个为了保护孩子牺牲自己的母亲比其他母亲更伟大么？她们都爱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会爱着什么人，就像我们拥有生命一样。有时，人甚至会毫无理由地爱上一个陌生人，那么可以说爱一个人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么？爱一个人并不能让爱人者成为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是这种爱有种不屈服的力量，不屈服命运，不屈服于死亡，那些与强大力量对抗的时刻造就了爱的伟大。而其他时刻的爱，生活中的爱，每时每刻平淡的爱，被忽视的爱，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得以如泉水生生长流。
普亚在废墟上寻找快乐，捡拾起一个残缺但却美丽的瓷器，他完全享受着寻宝的乐趣。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能从孩子身上最先感受到活力，就像那个洗衣女人的几个孩子，面对困境他们仍旧没有停止调皮捣蛋。普亚看到洗衣女人哀伤的神情，忍不住安慰她：真主是不会伤害孩子的，当初亚伯拉罕要杀死自己的孩子表示虔诚，天使用羔羊代替了他的孩子。你死去的孩子现在一定很幸福，因为她不用写作业了。而其他的孩子也会因为感激而更努力生活的。这番酷似鲁西老人的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却另有一番意义。也许他并不能像老人那样体会其中历尽沧桑的含义，但是他懵懵懂懂地知道得努力生活，感激生活，这也是那些努力重建家园，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告诉世界的道理。地震没有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不强求所有人感同身受，但当你抱怨生活不如意时，不妨想想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如何怀抱希望，乐观努力。
灾祸总会过去，当痛苦终结，遗忘也会悄悄开始。真正的家园是不会被摧毁的，它远在这废墟之上，藏匿在山间的花香中，在雪融时的浪潮中，在心之彼岸，在爱之中。影片的结尾，导演开着车两次攀上陡峭的山坡，钻进了山群里的阳光中，载着沉甸甸的希望。加缪说如果这世上还有一样东西让人们永远向往并可及的东西，便是人间的柔情。当生命再次沉睡于生活繁复的脚步中时，我们还可以拥抱着这份柔情，怀揣着希望，静听生活的潮汐。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刊载于《新前程》杂志08年第7期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304046/
阿巴斯一如既往的人文關懷。尋找的過程就是人生的不斷前進的脈絡，現實的地震與虛擬的人生思考巧妙的融合在這樣一個尋找和重生的故事里，阿巴斯遊走在現實和虛妄之間，用平和的敘事來傳達人生的體悟，具象和抽象，記錄與演繹，最後的迎頭趕上，一種溫暖的姿態，那苦難中的熱情和堅持，生生長流而不止。
阿巴斯“乡村三部曲”之二，举重若轻的灾后题材电影。跟随父子俩走走停停，驱车前行，一路上遇到的村民或有悲伤无奈，但终归能够接受现实，继续前行。生命永不止息，生活不会停下脚步。想成为世上唯一养大蚱蜢的人的孩子，对意大利世界杯比赛的痴迷，树林中啼哭的婴孩，扛着新买的便池的老者，地震后第二天就结婚的情侣，在二楼往下浇花的女子，边在山泉边洗盘子边平静回答亲人遇难经过的两位少女。各种原野土坡大远景，又见之字形的小径。阿巴斯让自己和角色谈论起此前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并牵系起电影哲学——“电影中的家”和被毁掉的“真实的家”，“电影有它的真实，它没有撒谎”），并记录下演员呼唤导演的“出戏一刻”，让现实纪录与虚构搬演如此别致地交错互融。无论如何，空间、情感与对生活的态度尽皆真实。（9.0/10）
这片儿跟[橄榄树下的情人]对比一看简直是神作，我彻底理解到为何手册说阿巴斯的电影都是“装置艺术”了。[橄榄树]脱胎于这部影片，严丝合缝，段落及调度自我映照，同时又处处勾连着[何处是我朋友家]，真是绝妙。全景长镜头（包括[橄榄树]片尾那个著名长镜头的对等物）。
如果抛却大框架上华丽的嵌套结构不谈，你会发现三部电影连起来可以是一个巨大且延续的前进镜头，在第一部我们跟随男孩寻找朋友的脚步，第二部坐上导演寻找男孩的车，第三部尾随侯赛因追寻爱人紧追不舍，但这一路不是从0推进到100的进度条，而是永远盘旋在Z字形的迂回山坡，随时需要另寻岔路，随时准备原路返回，随时陷入僵局原地重复，但在空间里兜兜转转，大量出现的行进镜头一旦被引申进时间里的维度里，就因着变成了追上当下，不允许回头的奔跑而被赋予了深刻的未知和澎湃的情感力量，而对于阿巴斯，这样的奔跑不会有理想的定局，也不会有焦心的终点，也正恰恰是对第三世界的图景最精准的描绘。
隔了太久才补上《生生长流》，不过还好借着回顾展能把它放进“村庄三部曲”的脉络里整体看待——它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有强互文关系，同时又留下若干线索以开启《橄榄树下的情人》。那时阿巴斯刚拍完《特写》，已经把虚构与真实、剧情与纪录的界限彻底模糊了，用一个套层结构来回顾自己对柯盖尔的回访之旅倒在情理之中；他也不忘设置一个“寻人”的叙事动力贯穿始终，而引出灾后群像之后，寻找的结果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不同于大部分震后作品对悲伤情绪的放大，《生》最大的亮色在于全片那种昂扬的生命力：人们惦念逝者，却也不让悲痛完全拖垮自己，立马开始重建生活——老人从废墟里拖出地毯，年轻人和妻子完婚，孩子在帐篷区等待球赛开播；甚至连大远景里的汽车爬坡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气质，车也是共同体的一员，它奋力向上，捎上路上的同伴。
非常不赞成“如果有人把汶川地震拍成这样中国电影就有希望”的说法。1毫无可比性的假设没什么意义2中国电影有无希望不光是导演一个人头脑的责任和使命还在于电影制度技术水平甚至全体观众的鉴赏力和对恶俗的分辨力。推荐木卫二对该片的影评，那才是我认为看完之后所应该产生的负责任的理性的正确感触。
纯粹的真实的影像，是由不得煽情的心理作用，是不需要任何符号的媒介，只对最原初人事物的客观性呈现。阿巴斯影像的“真实”，是不抵达求知与深意的，用非人称的视线抚摸现实表层的直接感受，然而这也是最让人身体震颤的电影性瞬间。
遵循生活，用记录的方式表达故事，阿巴斯实现了事实、真实、现实层面的三重切换。“废墟上的鲜花”，映照的是一个民族的坚韧与乐观，上帝虽然看似虚无，但信仰带给人们的坚定，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能讲讲当时的情况么？ -好的，苏格兰先进了一个球。
和前作一样，全片主人公都在漫游和寻觅一个人，也可以说某种信仰，不过对这种书写苦难的影片一向无感，夜与雾也是，就算有雷乃的移镜头阿巴斯伪纪录这些看家本领，仍然无感，这类片子看上去自然不做作，实际上匠心都不是一般的重。 一些对话很发人深省。比较震撼的是两次zoom，绿树田野和结尾爬坡。
哪个导演在汶川后能拍出这样的情感，中国电影就有望了
★★★★★★★★★★ 早知戈达尔说的没错，今天对那句话认同最深。说烂的虚实，那么多人尝试过，阿巴斯之所以是极致，因为在他这里本就没有需要跨越的分界，自拍摄的源起，每分每秒天然一体。于是不必着意于形式，情感渗透进每段裂缝，悲欢共织起所有破碎，看破无望处反见桃源，寻而不得时却入新途，曲径断裂仍是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废墟中泉水幻形，生生长流不息。由此与其说它连接了前后两部，不如说三部曲本就是同一条河，只是流经了不同的风景。看过它才知橄榄树下的情人那个结尾不是独美于世，且似乎就诞生自本片中那个残垣断壁的门框里镜头推上去的一片绿。说这么些净是苍白，就看吧。｜20211114二刷。生命之歌。生死之间举重若轻，沉重的让它庄严地沉淀，鲜活的让它继续流淌。看哭了。
没有煽情，也没有鼓励，只有对于生命本质的呈现，如河流般蜿蜒向前，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最后的远景依旧回归到自然之中，摧毁生命的是自然，化解苦难与担待生命的也是自然。
无以言表的崇拜阿巴斯
老之前谁也不知道年轻的可贵，死之前也不懂得感谢生活，如果从坟墓里起死回生，人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生活的。很像安哲片子的风格，通过一路上寻找一个儿童演员的所见所闻来绘出震后灾民的顽强生命力与对生活的珍视与向往，夹缝求生的即视感就像纪录片一样触动人心。两个孩子关于赌球的那段对白令人动容
2021-8-21重看；4.5；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构成联动，拓宽虚构与现实互动的边界，典型的阿巴斯手法，精巧而自然的结构设计，让所有人在这部特殊的“公路片”中感受何谓生命宛如幽静长河；从车窗/废墟中的门窗景框中望见的不仅有断壁残垣和满目疮痍，亦有生生不息的气息流动，无穷的生活，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路过生死，路过哀喜，在大远景中如渺茫天地间尚存的力与美赞歌。死者已矣，活下去的人必须前行；最后一个镜头太好了，退退进进，伸出互助的手，我们都要在这艰难世间勇敢走下去。
伊朗大地震这么值得卖惨的题材，却被阿巴斯拍得如此克制而平和。没有哭天抢地，没有要死要活，他用第三方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灾区，于废墟之中寻找生命的希望。阿巴斯的电影总是看似平淡，却把力道在叙述过程中渐渐聚合，最后呈现出一个意味深长又画龙点睛的结局。
演员扮演的导演本人寻找真实演员的全程记录，超越半纪录的纪实，乡村三部曲之一。没有煽情，没有同情，有的只是生命最本质的顽强不息。直到结尾仍在路上，但见大全浩渺荒漠间，小小汽车奋力直上，搭载了扛煤气罐的人影继续远去。神来之笔，暖流满心。
山坡上有蚱蜢，树林里有婴孩，溪水边有洗碗的少女，帐篷内有看球的少年。男孩不知为什么灾民没去德黑兰看球，导演不知情侣为什么能在亲人遇难后火速完婚。这可乐滚烫，不要倒掉有人要用来喂孩子。这煤气罐很沉，载它上山要让生活继续。世界杯四年一次，赌自行车太奇怪了，不如赌谁会在废墟中重新站起。
电影于我的魅力之一便是：我可以通过影像（故事）去感受在不同地域里不同人物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早上，先是通过《乌龟也会飞》来到伊拉克-土耳其边境，看看这里绝处求生的孩子们；下午，又跟着《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感受伊朗小学生的天真纯情；晚上，随着《生生长流》去探望大地震后的伊朗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