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2014

编剧匠心独到，同样是根据真实故事改变，比起上一部《中国合伙人》进步太多。

表面上，电影讲了一个亲情和法则规章的故事，这两个是传统戏剧冲突的老题材。而精明的地方，其实埋了一个坚持和换位思考的问题，而这后两者却是关于人性的思考。

先说坚持，影片一开始就不断在时间上做各种暗示，通过挂钟表明丢失的时间是16:30，郝蕾没有回头的时间是17:03，黄渤冲进郝蕾家的时间是19:00新闻联播，监控镜头拍到孩子的时间是19:40。而后，不断通过1年后，2年后，来提醒观众时间的流逝。与此同时，丢失孩子的父母讨论的是要坚持，无论时间的流逝，都决心要坚持。

另一种反衬坚持的做法，就是表明改变。最明显的两处，一处在黄渤问郝蕾，孩子要多久才能叫赵薇妈妈。一处在郝蕾答应鹏鹏接回妹妹的时候，孩子牵起了妈妈的手。

影片里面，有坚持的“胜利者”，比如黄渤和郝蕾，甚至赵薇。有坚持而没有结果的人，比如那个“失心疯”可以在人群中扫射孩子长相的人。

而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就是坚持的“失败者”。张译的角色很好的诠释了这种绝望。张译的坚持是剧本里面最长的，6年时间。他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是他发起的寻亲团，应该是最坚定的人。当他组织寻亲团外出寻亲的时候，他唱了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编剧在这里夹带私货，埋了一个很深的文学地梗，其实这首诗也是崔护写的自己的爱情故事，而如果你读过这个爱情故事，你会发现它讲了一个坚持而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编剧也通过这首诗暗喻张译的坚持。

而当黄渤找到孩子，张译的车里装睡，随后给黄渤发去的短信，暗示了他坚持不住的改变。到最后鹏鹏的生日，张译宣布自己的新的决定，喝下一杯苦酒。前一个镜头还是白天的庆生会上哭着走出去的大男人，下一个镜头是深夜在巷道里痛哭的大老爷们。这中间暗示的压抑、释放和时间的流逝，是一杯何其深沉的苦酒。相比赵薇、黄渤和郝蕾的真切的失去和真切的获得，想必他们的三年时间。这一路的希望、坚持、失望、绝望，让人心碎不止。套用柴静的话，“没有在深夜痛苦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而故事里，吊儿郎当的律师佟大为，是他说出了影片埋的第二层意思——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电影里面有无数的冲突，孩子和家长之间，亲生家长和非亲生家长之间，法律和原告被告之间，代理人和原告之间，孩子和孩子之间，警察和犯人之间，朋友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第三者和原配之间，离异双方之间，福利院和收养人之间。

而绝大部分的冲突，根本没有冲突双方的换位思考，每个人都站在“自私”的立场上，干着最自以为是的事情。而越是自以为是的情况下，就越不会换位思考。而偏偏是最弱势的群体和真正体会了人生的辛酸的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开始换位思考；佟大为从吊儿郎当的样子，竟然做出要为赵薇坚持要回孩子；佟大为家里的保姆也愿意多等两天等他找到新的工人替代她。黄渤会挡住大家群殴赵薇，会对她说“我最多能做到不恨你”，在赵薇说了吃桃会过敏后辛酸流泪。

陈可辛终于回到当年拍《甜蜜蜜》那个陈可辛，挖掘了这一批演员最精彩的表演。并且，构思巧妙的是，电影还用了很多符号和物品暗喻。电影里多次出现的满天的线路、红绳和口香糖暗喻羁绊，小黑猫暗示走失，泥鳅暗示挣扎，乌龟暗示时间长（坚持），鹅暗示饲养，小狗暗示无邪。连混杂使用的粤语、普通话、陕西话、安徽话、四川话也暗示着沟通（站在对方立场）和文化的坚守。深邃黑暗的胡同，医院的过道和福利院的铁窗，直接从视觉上造成了心里的压力和暗示。

人大多都会在感情上，在亲情上，坚持过，失望过，绝望过，痛苦过，失眠过，走不出来过。之前看评论，很多人说电影很收敛，其实编剧一点都不收敛。他是在表层的亲情上收敛，而在深层次的坚持和换位思考，这两个人性的问题上大放光彩。所以，每一次电影里勾起观众哭的地方，都是勾起你人性向善的回归，才如此让人潸然泪下而又心悦诚服。

被问起我为什么会跑来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我竟一时语塞。我压根儿没考虑过这问题。华语片不大常有这种能让我轻易做出判断“决定是你了！”然后义无反顾的买票去看的。上一次还是将近两个月前的《绣春刀》，就凭借片名我就认定电影很靠谱。至于这部《亲爱的》，去年最有影响力且口碑和票房兼顾的较好的两部国产片的导演加在一起，产生的合力应该不容小觑。更不要提我还是黄渤的脑残粉（其实上面说的《绣春刀》，很大程度上我也是冲着男一号张震去的……脑残粉要假装理中客结果又失败了）。

电影一上来的“他大舅”算是个小彩蛋。当年黄渤和郭涛合演了部喜剧片《高兴》，全片最大的亮点就是最后黄渤唱的这两嗓子，我还专门把声音截下来作为闹钟铃声，后来在室友们的一致抗议下终于换了。

黄渤的一张充满喜感的大脸充满整个银幕，面无表情一脸正经的念着寻人启事。这本是一种喜剧呈现手法，看到这时影院里也确实有人笑了。我不认为这是导演玩脱了导致的意外笑场，我相信他就是刻意要这么干的。后面的互助团体聚会也是类似的效果。影片当中并没有多少刻意煽情的戏份，甚至我觉得他要的就是用这些喜感桥段来冲淡故事原本的悲伤色彩，让自己和观众都保持冷静。这一点跟前几年薛晓路的《海洋天堂》很像。他们是真的想让观众关注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想靠消费这些现象来赚取廉价的眼泪。当然还是有泪点较低的观众哭了出来，那更说明了导演的成功，没有刻意煽情，但是要传达的信息真的往观众心里去了。

前半部分最让人揪心的部分出现在黄渤去河北找孩子然后被骗子追杀那一段。影厅里之前还不时传来的讨论声和笑声到这里已完全消失了。主人公落水后一片沉静，银幕内外都是。所以我说导演不大可能玩儿脱。他把握观众情绪的能力极佳，想让大家安静时就一定能安静下来；之前观众能笑出来也是因为他允许我们笑。

影片的剧情像是个接力赛，不过最主要的选手就是黄渤和赵薇两人。交棒的时刻当然就是黄渤等三人去安徽找孩子那一段。而且那场追逐戏也确实是一场赛跑。黄渤不愧是在学生时代“拜眯施二妙屋”的运动健将，即使手上抱着孩子仍然一路遥遥领先；不过赵薇也不甘示弱，小燕子的轻功绝非浪得虚名，一直紧追不舍。她的好身手在后来去福利院夜探女儿时又再度施展。顺便问一句，最后两家争领养权时郝蕾那边请的那个律师是不是当年的柳红？我看着像，但不敢确定。

跟前不久的《猩球崛起2》有点类似，本片里也有观众情绪的翻转，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前半部分观众全都把情绪带入失去小孩的家长们身上，对人贩子恨不得千刀万剐。而后半部分随着剧情开始以赵薇扮演的李红琴的视角展开，观众们的情绪也会移到她的身上来，并从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之前作为自己情感载体的那些家长们。情绪在这两类人之间的转换所引起的矛盾和反思应该就是导演所要的效果。而最能强烈引发这种反思的就是李红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儿子跑去抱他结果被众人围堵那一段了。不过李红琴本人毕竟不是真正的拐子，本质上还是个普通的母亲，所以严格说来跟其他的家长们也不算是根本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一点就不同于《猩球崛起》了。

来看看本片里出现的猿族。那个运输车上蠕动的麻袋，我一开始就断定不会是小孩。当时猜里面可能是狗。尤其是看到运输车牌照上大大的“桂”字，我自作聪明的以为导演这是打算扯上点玉林狗肉节的话题。打开一看，原来是只猴子。我觉得这个设定相当不错，因为正好跟之前张译扮演的韩总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有关。

北漂的石小猛终于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登上人生巅峰了。他建立的互助会给了那些绝望的父母们一点希望，也是有他的财力支持，田鹏才能被顺利找到。他在做的是像蝙蝠侠一样了不起的事。我欣赏陈可辛为富人塑造的这种正面形象，去年的《中国合伙人》也是如此。钱不是坏东西，人才分好坏。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普通人来说钱应该是多多益善。因为钱往往代表着选择权。片中的韩总以及他在现实中的原型因为掌握了更多资源，才可以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能力越大的人未必总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越大；但能力不够的人一定承担不了多大责任。跟好莱坞电影一样，为了体现政治正确，陈可辛在肯定富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展现他们的局限性。一路带领大家，还曾用大棒子击退一大波靠近的村民的韩总，其实内心反而是最脆弱的，所以在田鹏被找到后，他竟第一个打破“坚决不生第二个”的会规。除此以外，这个富人还是“有罪之身”，他的“罪”就是吃猴脑。因此我看到后来麻袋中被放出来的是一只猴子时，没有替主角们感到沮丧，反而为韩总这个角色感到一丝宽慰。我觉得导演对他还是很仁慈的，特意给他安排一次赎罪的机会。

那个吃猴脑的故事，除了让韩总背上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可爱的小生灵并不会因为机灵活泼的样子就免于悲惨的命运。进化形成的潜意识使我们觉得幼小的哺乳动物可爱而不忍加以伤害。但总有不吃这一套的。

韩德忠这个角色的加入让影片的前半段不至于充满绝望。饭桌上大家一起戏弄骗子那里更是全片最搞笑的戏份。不过影院里大家最关注的却是扮演韩德忠太太的张雨绮。老实说我感觉她那个角色还不如猴子有存在感。不过因为最近的新闻，画面里每次出现她都能引起一阵骚动。有些电影上映之前会搞点新闻出来制造宣传点。不知道这次王全安导演是不是为了支持自己太太的新电影才顶风作案的；可即便如此，连[哔]三天，夜御数女，能做到这种地步，他也算是蛮拼的了。

主角当中我最喜欢的是韩德忠，这个上面也表达的比较清楚了。其他角色，黄渤和郝蕾表现的好完全在意料之中。带来惊喜比较多的是赵薇的角色。赵薇这两年演员作品不多，再往前推，好像也少有特别出彩的大银幕代表作，这次可算是一鸣惊人了。如我上面提到的，导演刻意用一些带有喜剧色彩的表达方式来冲淡悲情色彩。李红琴算是影片中最不幸的角色了，但导演却没有让她像一些选秀节目参赛者一样拼命的卖惨博同情。这个一根筋的农村妇女被赵薇演绎的竟有几分蠢萌。角色首先要可爱，观众才愿意关心她的诉求。李红琴这个影片演到一半才出场的主角靠着赵薇不着痕迹的卖萌，迅速抓住了观众的心。

不过李红琴有句台词倒是让我细思极恐，就是他被派出所问话时反复强调的那句“我们都是很老实的人”。虽然她对于田鹏的身世早有察觉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里我相信她并不是在装无辜，她是真的相信自己和死去的老公都是很老实的人。李红琴的老公杨明富也不是什么构思缜密的拐子惯犯，就是个没有生育能力又渴望要儿子的普通人而已。而这种人有时却更加可怕。那些精于算计、为了利益做坏事的人还有可能在利益的诱导下弥补一定的损失；而这些自诩“老实人”的却往往更难预测，他们想法单纯，说的难听点，就是蠢，就算做了坏事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片中那个拐卖妇女的犯人还知道不能做拐小孩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当然也不是说拐妇女就不伤天害理了，但这伙计最起码专注，算是很有职业道德的一个人），而那些“老实人”却根本不会考虑这么多。还好，影片中的李红琴与她的原型高永侠都是理智又善良的人。

陈可辛是个真正反映现实而不是消费现实的人，他对现实当中一些敏感问题在电影里的展现既不扭捏也不夸张，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其他那些细节一样，堂堂正正的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去领会。这一点比起某些自认批判现实力度第一，却又瞻前顾后，又想装公知又想立牌坊的大导演强多了。片中出现的一些关于公职人员的戏份，估计大部分人看了之后都很感同身受。基本上[哔]察叔叔是给黑出翔了。虽然后来找人他们也出了力，可一开始如果不是他们不作为，压根儿不会出事。进一步推论，如果田鹏一早被救，他跟李红琴就不会认识，也就不会牵扯出杨吉芳的身世，两家人相安无事，各自抚养各自的小孩。就是因为田文军那一通报[哔]电话没被理睬，才有了后面两个家庭纠葛数年的悲剧。意外的，导演对于城管倒是手下留情了。“明天不许摆了啊！”竟成了对我来说全片最温暖的一句台词。

比起去年《中国合伙人》精准的商业片节奏，本片显得更流水账一些。但我这里的流水账并不含贬义。我去年就写过一篇文章称赞当时看的一部流水账电影。其实要把流水账拍好也不容易，而陈可辛恰好就擅长拍好看的流水账。《中国合伙人》也是如此，还包括更早的《甜蜜蜜》。这些电影一般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且在电影中时间的流逝基本上是匀速的，而在这漫长的时间河流中，可能并没有一个像大瀑布一样让人精神一振的全片高潮，又或者可能有太多高潮以至于观众感到有些麻木了。但是即便没有一般商业片应有的高潮，电影四平八稳的走下来也不让人觉得无聊，因为陈可辛的电影里往往细节众多，信息量很大。这也是他不刻意煽情的原因，因为这么多的信息与细节灌注到观众脑子里，看进去了的观众自然会被感动；那些拿一首伤感的歌烘托气氛催泪的电影，当时可能观众哭的稀里哗啦，事后却什么也记不住。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导演最大的杀手锏就在于故事结束后原型人物的几个画面。我自认泪点较高，看到最后也差点晚节不保。真实已经足够打动人了，导演根本犯不上矫情的在电影中加一些对叙事毫无帮助的催泪弹。

影片最后田鹏进入了校园，但却还是操着方言。许多被拐卖的孩子即便被找到，再要适应城里的生活也非常困难。片尾出现的田氏父子的原型精神面貌看上去挺不错的，我想现实中的小男孩应该重新适应了与亲生父母一起的城市生活，这点很值得欣慰。不过片中的田鹏似乎并没那么好运，摊上黄渤这个老爸，我觉得他即便改掉了现在的口音，将来的普通话学习情况也十分堪忧。我年轻时的普通话说得一直都还算标准，直到看了《疯狂的石头》，那段时间跟基友们疯狂模仿片中黄渤的经典台词。从此我的口音就与高大上无缘了。今天电影散场时有光线的人在采访观众的感想。我也很厚颜的抢过话筒来说了半天。如果这一段有幸被保留并播出了的话，请朋友们注意 ，那个说话满嘴海蛎子味的热心观众就是我。

    和《金陵十三钗》、《1942》一样，从话题锁定“寻子”开始，《亲爱的》就一定是部伤心的电影。
  电影散场，赵薇蹲在医院，镜头越拉越远，上字幕，后排两位陌生女子同时惊呼，“完了？！”很遗憾我是在她们5分钟一次的笑声中度过的这场电影，她们的笑点包括：黄渤还是那么丑，赵薇的村姑造型，佟大为的愤怒老母，等。
  当然还有我身边的陌生男子，对那场小旅馆的“约炮戏”津津乐道而且念念不忘。
  还好彩蛋没有让人等太久，粗糙画面里，故事原型相继登场，人贩的老婆拉着寻子的父亲，说：“别送礼物，你愿意来看我我就很感动了。”那么朴实的一句话，就戳中泪点。
  我知道我为什么哭。因为对于寻子的父母来说，找到孩子是那么被渴望的结局，一旦发生，就宛若身在天堂，看谁都是天使。
  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想到了几年前采访过的张先生。到现在，想起他，还是满心惭愧。

part 1

了不起的张先生

  2011年春节刚过，微博打拐正热，我拿到了一个挺有挑战的选题，寻子。
  彭高峰（《亲爱的》父亲原型）找到儿子的故事铺天盖地，做前期功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孙海洋、邓飞、宝贝回家……以及后来遇到的，张先生。
  多数执着寻子的主角，都是母亲；多数被执着寻找的，都是儿子。我从搜集来的众多寻子案例中，最终选择张先生作为采访对象，因为这是一位在找女儿的父亲。
  我的动机很简单，要一个好故事，吸引更多人重视“打拐”这件事。
  张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采访，后来他告诉我，多一次曝光，就多一些找回女儿的机会。哪怕可能性再小，和所有在找孩子的父母一样，他都一定会全力配合。
  张先生就这样，云淡风轻地，从丢孩子的那个下午开始，追溯自己5年的寻子路。
  我始终记得他讲故事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起伏，那些在我听来离奇的往事，从张先生嘴里说出来，都平淡到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当然，大家都清楚故事的结局，女儿是还没找到，再跌宕起伏的剧情，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张先生会为了好心算命师傅的一句指点，就远赴千里，去“一个丘陵之中的王姓村落，找一户屋前有河、屋内有大黄狗的人家”，找被拐的女儿。任何一点线索，对他来说，都是希望，都要全力以赴。
  张先生的语气里已经没有悲伤可言，可是已经把我牵扯进一场巨大的无助之中，在他依然充满希望的寻子征途，我心里无法抑制、越来越强烈的绝望，显得如此渺小软弱。
  我们聊到某一段经历，他的记忆开始模糊，这时他从办公桌左手边的第一格抽屉，拿出一本满是皱痕的日记，手写的。
  这个年代，已经很少遇到手写日记的人了，眼前这个糙汉子，竟然有如此细腻的习惯。我忍不住问了他原因。
  他说，自己初中文化，从来不是感性的人，一直到丢了女儿。“等女儿有一天回家，我想给她看这本日记，希望她不要恨爸爸，知道爸爸一直在想他，一直很努力在找她。”那么笃定。
  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本来就处在崩溃边缘的我。那是我记者生涯中，唯一一次在采访期间嚎啕大哭。我下意识地中断了采访，道歉，告别，约好明天再继续采访，便夺门而出。
  不自觉地，这故事燃起了我极大的同情心，以及野心。

part 2

揭伤疤，然后呢？

  第二天，我如约与张先生再次见面，带着摄影师。
  张先生和太太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心里有个画面，配合这个动人的故事，需要全家人配合完成，于是，张太太抱着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张太太始终顺着眉眼，面无表情，紧紧抱着孩子。张先生告诉我，小儿子出世后，太太几乎不让其他人抱孩子，尤其有生人在时，她会随时保持警惕。
  我想摆拍一张全家福。一个充满希望的等女儿回家的画面。没有什么比这画面更接近我对这家人生活现状的想象了。
  张先生、张太太、儿子、奶奶四个人位置确定，我把一辆儿童车推进了画面的右下角——这是女儿走丢前喜欢坐的车，张先生一直没舍得扔——制造某种虚位以待的感觉。构图成功，我退到摄影师身后，对着这家人说，稍微笑一笑，表现出一家人欢迎女儿回家的状态。
一片死寂。房间里只有我尴尬的回声。
  这真是一个烂透了的想法。我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职业，如此彻底地揭开了一家人心底最大的伤疤，摸透了伤口的轮廓，然后呢？
  我最后没有用那张照片，但始终记得照片里一家人不知所措的表情。我是那么急迫地想更drama去分享这个故事，以至于忘记了，这本身是一件太伤心的事。
  一如眼前的《亲爱的》。

part 3

重复悲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说回《亲爱的》。只讲四个印象深刻的镜头。
  第一，开场5分钟，车来攘往的深圳，穿着鲜艳黄衣服的儿童，被人贩轻巧地抱走。没有抵抗，听不到声音，远远的一笔带过。很感谢陈可辛此时流露的仁慈，没有多于戏剧化的处理，一笔带过，就把儿童面对人贩时的毫无抵抗能力表达完毕。
  第二，刚找到孩子，黄渤在警察局，哭到直不起腰，歇斯底里。虽然身后的两位陌生女子此时已经笑翻在位置上，说“哭得好丑啊”，嗯，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哭得再丑都应该。
  第三，找回孩子之后，黄渤出门丢垃圾，停顿，转身，开门，把熟睡中的孩子抱上肩头，再出门。这一串镜头，让我想到记忆里的张太太。
  第四，深圳街头，赵薇冲进寻子家长的人群，拥抱自己曾经的儿子，被愤怒的父母们拼命打骂。这些父母视寻子、打拐为生命，自然对案件过程了若指掌，一定知道赵薇并不是人贩本人，但相比他们心里压抑多年的恨与抱怨，赵薇已经是非常接近施害者的存在。这群大多数时候在片中“鼓励鼓励”的父母，在此时此境，丧失理智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寻子，是一场没有出口的旅程。这四组镜头，和我当年接触过的寻子话题已经非常贴切，看得出《亲爱的》剧组真做过充足的功课。
  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头提到《金陵十三钗》和《1942》，是因为屠杀、饥荒和打拐，在我看来，都是绝对的悲伤。而和前面两部电影一样，《亲爱的》里所探讨的，也止于悲伤本身，而已。
  当然，狭义来讲，相比还原屠杀和饥荒，认真聊聊打拐，可能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这部电影之后，大人们应该会更留意小孩的处境，也会有更多人参与打拐、关注“宝贝回家”。
  但我认为，反应现实，更多是新闻节目、调查报道的工作，大张旗鼓的戏说，并不适合这个话题。如果没有从艺术家的角度，挖掘出拐卖者的根本动机，而是在努力去渲染一个故事，哪怕演得再好，也不值得探讨。
  我能感觉到陈可辛的愤怒，可这愤怒变成作品，就好像电影中那群寻子父母，他们悲恸的拳头，最终只能打在赵薇的身上。
  我仿佛看到当年摆拍那张灾难般照片时的自己，感动不能，因为在那场采访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重复悲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part 4

相对的善良？

  《亲爱的》花了一半的篇幅，在刻画一手养大被拐儿童的赵薇的心境。
  被拐儿童的去向大体有两种，第一，是被真正需要孩子的家庭买走或收留，视若己出地养大；第二，是被发配用作牟利的工具，乞讨，或者做苦力。
  张先生在谈到被拐女儿时，表达过这样的期待：女儿生得干净漂亮，应该是在别人家好吃好穿被养大，而不会被拐去讨饭。
  朋友圈里一位年轻的母亲，看完电影之后说，“希望每一位被拐的孩子都能遇到李红琴（赵薇饰）”。
  那次采访中，我还听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位志愿者假装买孩子的父母，潜入一个把贩卖儿童视为常态的村庄，他们经过调查取证，在警方的配合下，将一位老人买来的两个孩子解救出来。
  志愿者回忆当时的情境非常无奈，老人悲伤之至，一脸茫然，只念叨，孩子是花钱买来的啊。
  李红琴也一样，她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对小家伙，自然是有舍不得的道理。
  现实生活中，或许彭高峰真的原谅了拐卖家庭的母亲，但这一份“母爱”，在我看来，实在没有被讴歌的必要。如果你切身感受过寻子家庭的痛苦，就一定会知道，在拐卖这件事上，不可能存在相对的善良。
  我在想，如果张先生哪天真的能找回女儿，他也一定会对收养家庭的父母心存感激，至少没有让孩子真的吃苦。那是从绝望中走出，却永远回不到正轨的人生；那是在绝对的痛苦里，能期待的最好的可能。
  而在儿女回家之前，李红琴们，永远是寻子父母的噩梦。

part 5

如果我们一定要谈论伤心的事

  绝对伤心的事，并不是不能探讨，影迷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集中营电影。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到《伪钞制造者》，，你总能在惨痛中得到一点温柔，一点启发。
  回到打拐的话题，如果你聆听过任何一段寻子的故事，会发现，每一个没回家的宝贝，都背负着一段史诗般的悲剧。在中国，这个问题如此猖獗，如此严重，我想，是与生活的时代有关，与我们生存的国度有关。
  前面提到被拐儿童的两种去向，先讲第一种，被买去当儿子/女儿。或许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男权主义依然根深蒂固的中国，子女（尤其是儿子），依然被家族赋予了传宗接代的使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据网络的数据，当代不孕不育的人群占到总数的10-15%，在这不小比例的夫妻里，面对宗族的压力，买孩子，是最直截了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亲爱的》中，虽然能感受到李红琴为一对子女付出的努力和爱，但无法否定的是，她和丈夫收养孩子的初衷，是把孩子当作延续家谱的工具。
  这样的逻辑难道值得原谅么？我不觉得。因为彭海洋之外，还有90%以上被拐儿童的家长，还在寻子的路上行走。或许他们和张先生一样，退而求其次地期待，自己的孩子能遇上李红琴这样的家人。但你不能把所有的愤怒对准人贩子，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亲爱的》最令人发指的，便是把李红琴塑造成一个可以被理解、原谅的对象。如果你也曾坐在张先生对面，听他面无表情地回忆寻子之路，你也无法原谅李红琴。
  因此，被拐儿童的两种去向，其中第一种，我想把根源归咎于我们生存的国度，是传统文化中被保护、被传颂的糟粕，是狭隘的男权宗族观念。
  而被拐儿童的第二种去向，被拐走作为牟利工具，这是把财富作为第一价值坐标的、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造成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谈论伤心的事，既然改变不了结果，不然就试着改变一下原因。可《亲爱的》没有这么做，大多数人看完电影，想到的不是去修正内心的贪婪、自私、愚昧，也放弃了挑战传统，而是泛滥起上帝视角的同情，或者草草感慨“都不容易”。
  当然，我是不愿相信曾制造过《甜蜜蜜》与《如果爱》的陈可辛，北上之后变成了淘金导演中的一员，那这时代未免也太糟糕了。我更愿意把《亲爱的》铺张而煽情的推广，理解成呼唤对打拐的关注，更愿意相信，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来自心底的某一种愤怒。
  如果我一厢情愿的想象成立，那《亲爱的》和陈可辛，与当初满腔热血把儿童车推进寻子家庭合影的我一样，被愤怒和仁慈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改变一点什么。
  我们都讲过一个伤心的故事，也都止于一个伤心的故事。3年之后，想起张先生，我依然满是惭愧。至今我也没想清，自己头脑发热的分享，到底有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李红琴哪怕再朴实善良，伤人的愚昧，注定她不是个好人，没有商量的余地。
  基于这一点，我给《亲爱的》差评。
  两星半，一星给关注打拐的热心，一星给影片结束后3分钟纪实彩蛋，半星给黄渤领衔的群星演技。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一次在外面玩耍时，我抓了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麻雀，欣喜地带回家养。无奈小麻雀什么都不吃，隔壁爷爷教了一条妙招，让我用一条绳子系住小麻雀的脚，拴在窗台外面，麻雀妈妈自然会来喂。我照做，果然小麻雀在窗口啾啾地叫，不多久便看见麻雀一家冒着雨轮流飞来喂食。然而这景象实在让人揪心，连拥有小麻雀的欢乐都随之烟消云散。于是雨停之后，我便把小麻雀放回去团聚了。
刘宇昆在《终结历史之人》中则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曾在731部队活体解剖了无数中国人的日本军医，始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祖国和人类的医学做贡献。直到多年之后，他在手术台上遇见一位当年从自己手术刀下侥幸逃生的中国妇女，后者惊恐的反应，终于让他发自内心悔悟，并承认：“我犯下了没有人类会去做的罪行。”
这些改变的瞬间是有力量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人那里找到这种不忍，哪怕万分之一的几率，那么他人就可能不是地狱。
我在看《亲爱的》时，虽然几度落泪，然而始终有一个疑虑盘绕心头：李红琴是否真的如她所辩白的那样不知情？至少导演没有就这一点给观众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田鹏被拐卖时已会说话，记得爸爸妈妈，如果当真如别人所说，一路哭闹不止，那么很难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李红琴会对其来历一无所知。固然，我们可以为她的沉默提供各种解释：一个自以为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盼子心切，又迫于丈夫的淫威，一个被迫胁从的弱势者，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以无辜受害者身份表现出的那种问心无愧同样合情合理。母爱绝不是可以剥夺他人亲子之爱的借口，尽管类似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电影中，苦难和悲情最终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将故事推向某种苦涩而又温情的大和解。导演让高律师追问李红琴，是否真的不知道。李红琴反问：“我男人让我一辈子不要来深圳。你说我这算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律师竟然会心一笑道：“如果是这样，你就说你不知道吧。”我看到这里很别扭，觉得这不该是律师说出来的话。别扭的地方在于，电影以政律剧常用的＂法外容情＂桥段，来展现潜藏在律师不正经外表下的＂人性光辉＂。然而这种＂人性＂的对立面并非司法形式，而是对正义（justice）的追求本身。如果李红琴的确知道，并且可以释然地说出来，那就意味着她并没有像感受自己的丧失那样体认他人的丧失，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我对法学所知甚少，然而以个人粗浅的理解，罪与罚的根源都来自我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敬重。一个人被众人认定有罪，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对受害者所造成的苦痛，我们每个心智健全的普通人类都能够通过移情（empathy）而感同身受。并且我们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总希望罪犯能终有一天良心发现，能够发自内心地认罪和悔过。如果没有移情能力，那么人类将可以坦然目睹同类相食，像故事中韩总所说的猴子。如果李红琴的确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她的无知与无辜在我看来并不可同情，而恰恰是一种我们需要永远与之斗争下去的罪恶。
《终结历史之人》中同样写到，在谈论罪恶时，我们总偏爱使用无主句来为罪人开脱。＂发生了太多苦难与罪行＂，仿佛苦难并非有血有肉的人所造成的。又或者，该由某个非人的恶魔来负责，而＂我＂是清白无辜的。实际上，对电影中的苦难而言，有太多人并非无辜，譬如李红琴的协从，村民的知情不报，其他人贩的麻木，执法者的立案不及时，律师的不追问，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一因为我不只一次在乞讨的孩子面前扭过脸去，以为这＂与我无关＂。缺乏这种警醒，罪行和苦难就会在＂我＂之外的世界上继续蔓延，直到它们找上门来。
我们尝试去理解罪人，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与恶（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纳粹狂魔＂身上指认出＂平庸之恶＂），而不是为了大家抱头痛哭之后心里好过一些。影片中极少出现李红琴对自己所负之罪的悔认，而把叙事重心放在她万里寻女的坎坷和执着上。并不是说后一段遭遇不值得同情，但对后者的同情亦不该掩盖对前者的追问。这或许的确是我们文化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从而特别容易广为流传的东西——我们太容易在涕泪滂沱中大团圆大和解，而把最艰难的部分，也即是对于人性之恶的刨根问底，轻轻打发到一边。正如戴锦华老师在课上所讲，在处理历史债务的问题上，我们缺乏俄国人那种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勇气。
无论李红琴的遭遇多么令人揪心，她都无法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许她只是犯了你我在那样境况下同样难以逃脱的平庸之恶，然而正是这种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野夫村妇身上的恶，以及我们普通人与这种恶之间的媾和，构成那终将吞噬我们的无底深渊。

给这部电影打分饶是头疼。

打高了吧，对不起同是拐卖题材的《盲山》同是丢小孩的《换子疑云》同是天下父母心苦逼的《苏菲的选择》。

打低了吧，把这片儿拉到大部分国语电影的均线上对伊又是很不公平。毕竟像影片的开头，田文军找自家那跟网线，说把它系在电话线上的红绳不见了，顺手拿口香糖给粘一下，这种招式手法已经很难得在「卖座国产片」里见到了。

掂量到最后决定少一星，因为我仍旧可惜陈可辛。

《甜蜜蜜》过去已经快二十年了。按照正常的导演进化关系，前段所说的「开篇」最后还要拿镜头扫一记红绳，并在影片过程中不断出现同角度「电线丛林 」镜头，这样煲汤必要加鸡精的阶段陈导应该早已pass了才对。

直到孩子丢了，鲁晓娟扑上去撕扯田文军这一段都很好：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潜在矛盾（田文军和鲁晓娟的经济差异以及二人在教育理念与抚养权上的分歧）都处理得简明干净。根本不用「画外音」或「字幕」，就把深圳、陕西、伤疤、离异这些关键字拎清楚了。

可叹后面找孩子的过程又进入婆媳大战歹戏拖棚无聊凑时间的节奏。

小学生写作文的统一套路是「我扶老奶奶过马路。老奶奶表扬了我。我很开心」。
到了中学，小伙伴应该已经有了「我扶老奶奶过马路。老奶奶的一声谢谢，让我心里比蜜还甜」和「想着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的事，我又多吃半碗饭」这样的作文性格分歧体现。
往后进入成人版，从极度湿润的「被细雨抚过掌心还有老奶奶的体温。空气浸润着桅子花的香气」到极度干燥的「老奶奶的背影晃出视线。天晴了」中间可以有万花筒的方式来表现「我很开心」。

两小时多的片长，无论是想讨论「人性善恶」、「社会炎凉」、「亲子血脉」甚至就是想更深入的讲其中某一项的内在哲理，都是绰绰有余了——参见本文第二段罗列影片。就是单纯地讲「失去了孩子父母的痛苦」至少也可以做到《兔子洞》那样展现不同的心理机制。

然而，陈导就如此固执地停留在小学生阶段不为所动。既没有自我的见解，也不见任何的主见，甚至连审美个性都没有。生生花了100分钟，把「找孩子被骗」「追车寻子」「进村抢孩子」这些事件堆砌起来，最后就是要说明一个其实不用你说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儿——丢了孩子的父母（无论是生父母还是养父母）都非常痛苦。

无论是城市贫民（田文军）都市白领（鲁晓娟）土豪大佬（韩总）还是农村妇女（李红琴），在失去孩子后，内心的苦痛和寻子的执着在陈导的镜头里全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这些本来应该是形色不同，具有迥然不同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的人物在「父母」这个角色面前集体扁平化，被抹灭了个性被消失了人格被去除了阶级差异，只剩下「苦逼」这一种集体特征。

于是整部电影就只是个竹筒子——敲起来动静似乎不错，一剖开里面是空的。就连「父母爱，好伟大」的洒狗血赚热泪水平，都不如《妈妈再爱我一次》。

越活越回去了。

如果这是一个纯虚拟的故事，倒是可以理解编剧的闭门造车和想当然。然而「取材于真实事件」这几个字一放，这些扁平和空洞就不可原谅——分明就是有活人给你讲述给你观察的！有多少细节是不需要你生造就有的。只需要一点提炼和思考的能力而已。

为什么有人拐孩子？这些人贩子自己有孩子么？如果他们的孩子被拐卖了他们会怎么想？
为什么有人买孩子？为什么那些生不出却又想要孩子的人不去领养？为什么那些丢了孩子朝思夜想的人不去领养？
再生家庭中的后爸后妈们对非亲生子女的心态跟亲生父母到底有何不同，为什么？
最后，既然父母与孩子是如此血脉相连，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会遗弃甚至贩卖自己的孩子？

要说「矛盾」，面对「贩卖儿童」这个社会问题，以上这些才是真正最终需要解答和解决的。叫嚣着「人贩子千刀万剐」「把人贩子都枪毙这个世界就太平了」这还是「这个叔叔是坏蛋，打死他」的幼儿园认知水平。

陈导自然是超越了喜洋洋和灰太郎——也即是大部分国产片导演的——水平，没有让「人贩子」这个角色出现在影片中造成「好人vs坏人」的路线PK。
然以导演的经验和年资来看，这已经不能成为一句夸奖的话。照道理说，跟陈导应该不需要再吐槽诸如情节人物情怀这种东西，只要讲讲中途把故事中心转移到李红琴这条线上，这种结构章法问题就够了的。

久居鲍肆不觉其臭。这话不仅对观众，看来对导演也是同样适用的。

－－－－－－－－以下是跟电影没什么关系的叨叨－－－－－－

回国期间，跟母上闲聊时听到这样一个事情：
一位已经退休的叔叔今年喜得孙儿。他的儿媳产假将满，提出请他来带孩子。但是这位叔叔身体并不是非常强健，而且每天作息十分规律，日间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左思右想之后婉拒了儿媳的要求，表示孙子的保姆费他出一半。

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父母把儿女抚养成人，便义务已尽。他们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完全就是自己的事情。帮忙带孙子是人情，不带也是道理，为什么还要帮着出保姆费？

母上表示：这就是国情。

我曾跟母上讲，不用替我存钱，我自己的生活自己能搞掂，就算要买房子也自己来出首付。你自己辛苦一辈子赚的钱，该吃吃该用用该花花，尽量过得开心点。将来万一有三病两灾，我养你也是应该的。

当时旁边围观的阿姨跟母上说「你女儿真大方」。我也听得不是滋味。

中国的亲子关系，至少在个人看来，是比较奇怪的。《时间都去哪儿》里面唱道「生儿养女一辈子」感觉父母为子女而活好像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我总以为生育孩子只是个「陪伴」的过程，将子女养育成能自立的好人，并享受此间「相伴」的乐趣。儿女长大后，无论是远行是留低，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过去。从此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种言论，一般会得到「你有自己的孩子就不会这么想」的反驳。好像生孩子就一定会毁三观似的。

陈导作为一枚外籍华人，骨子里的亲子观似乎要更为传统。影片中反映的父母对子女的情绪，只有一种——拥有。也因此，明明是「贩卖儿童」事件中的终级受害者，孩子的心理创伤和情绪感受却被极大程度地忽略，成为一件被合理「争夺」的物品。

这种「拥有」或者「占有」别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的心态，也许才是在中国卖方和买方同样活跃从而另各色人口贩卖案件居高不下的原因罢。

如之前预料，观影过程中果然多次哭成渣渣，尤其是张译扮演的老韩宣布妻子怀孕那一段。我想有孩子的人会感同身受于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因为同理心而落泪。而我的泪点则雷打不动，那就是放弃。

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之前的几代人，从小被教育不可轻易抛弃放弃，救大火、堵抢眼、拦惊马，意志身躯都须如钢铁般强大。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必须对这个不够好的世界加以改造改造再改造，永不言败，没有回头路。

有一天，壮怀激烈的我们终于踏在人生的进阶之路上，接收到的信息却开始逐渐解构以往的教育，同时必须在种种困局中披荆斩棘。煽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喊口号也不成，光有美好的梦想更于事无补，甚至刻苦努力也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想遭遇现实的层层盘剥后，一次次从水灵灵的果实变成了瘦骨嶙峋的果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说“站直了，别趴下”；上一个十年，志玲姐姐说“萌萌，站起来”；连斗地主里都有句“不要走，决战到天亮”。是的，我们哪是那么容易倒下的？

于是再战。

无论大事小情，成功都是有概率的，金字塔层级几乎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目标中百步穿杨过，相应的，也惜败过。屡败屡战是悲壮的，但屡战屡败还不思悔改似乎太不明智。于是，我们在心里悄悄嘀咕了一句：要不，算了吧？

继而是无数声附和：是啊，何必呢？

就是此刻了。蔡康永在《有一天啊，宝宝》里这样写：我常常听到，里面的螺丝钉慢慢松掉的声音。

文艺作品总免不了激化冲突，将本来只存在于我们脑中的某些时刻具象化，并赋予仪式感。关于放弃的桥段并不少。比如《孔雀》里的姐姐人到中年，经历婚变回了娘家，跟弟弟在街上闲逛，偶遇少女时爱慕的男神，轻盈地走上前去，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告白，又轻盈地离去，之后蹲在柿子摊前恸哭起来。她费力地别过头，不让弟弟看到她哭到扭曲的五官，也不发出一点声音。在此处，琐碎仓皇的生活真相与影片开头自在如风般穿过街市的降落伞，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永远靠虚幻的爱和清逸的臆想生存的姐姐，在这一刻轰然倒塌。她寄托青春的降落伞早已不见，寄托情思的俊逸的伞兵变成了庸常的中年男人，歪在破自行车上啃着肉包子，而且果真对她的存在浑然不觉。

于是，她放弃了。一场青春最终谢幕在熙攘街头的柿子摊前。

放弃之所以让人痛苦，在种种时间、精力以及物质的损失之外，最大的原因在于，每一次放弃，是对目标的背叛，更是对曾经坚持的“我”的背叛。所以，张译在哭，哭他找不回来的孩子，哭他没能信守“绝不再生”的承诺，哭他背叛了那个踏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儿子的执著的父亲。

究竟是在哪个时刻，你听到了，螺丝松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