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

周围那些匆匆走过的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基本成了今日中国街头的固定背景，我们享受着廉价快捷的服务，我们仰视或八卦着那几个电商巨头，我们讴歌着这个强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导演确实错过了你们。

很温馨朴实的一部关注底层家庭的电影，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了，对比起来，《寄生虫》更像一部伪现实题材的商业片。

艰难的生活、简单的快乐、人性的美好，确实令人感动，我们都在麻木的工作和生活，很久没有这样被感动了。

再看国内影视，依然是胡编乱造的霸道总裁、白领精英、二代呻吟、宫斗玄幻，充斥着荧屏。其实，我们最有条件和最丰富的素材，去关注身边那些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的生活状态，可惜，我们的导演错过了你们。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New字幕组”

作者：耙姐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所以我写一篇严肃的推文评论。

乍一看这电影的标题和海报，还以为是某个导演系学生毕业作品。

但是了解到它背后的履历，才暗自抹一把冷汗感慨：真他娘的厉害！

导演肯·洛奇，1936年生于二战前夜（算一算，84岁的老爷子还在一线拍电影），牛津大学法学系毕业。

童年经历和高学历注定了他思想的不平凡。

肯·洛奇终其一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作品大多为反映社会最尖锐矛盾的现实主义电影。

世界顶级电影节奖项自然不在话下，更引人注目的是各大媒体对他由衷的赞赏。

卫报称：“这个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这样富有激情、痛下针砭的声音（More than ever, we need compassionate, angry voices like his）。”

BBC称他为“弱者们的拥护者(Champion of the underdog)”。

豆瓣更有评论戏称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斗士”。

在关注了贫穷、无家可归等社会议题后，肯·洛奇这一次将目光投在“英国社畜”身上，直白朴素的镜头语言，大胆揭露了无止无休的工作时间对一个原本温馨的四口之家的无情摧残。

这一次的电影肯·洛奇仍然采用全素人阵容，整部电影看完除了真实还是真实。

>>>人物介绍

（以下内容轻微剧透，但不影响电影观感）

影片中的父亲瑞克（克里斯·希钦饰演）像万千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一样，不善表达、敦厚勤劳。

他为了早日买上自己的房子，卖了家中唯一的车，贷款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为一家物流公司跑订单。

美其名曰“自营”，实际则是逃避了劳动合同的保障。

每个快递员都配备了扫描仪，不仅能监视他们的实时行踪，还在驾驶员休息2分钟后发出哔哔的警告声。

自此，瑞克开始了没有假期，每天工作14小时的送货生活。

母亲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饰演）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女人。

她的工作是孤寡人群的护工。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她要往返于各色各样的人们家里，打理稀奇古怪的麻烦事。

她像很多人的母亲一样，是个心软爱哭的女人。

因为自己分身无能，没法照顾独居老人流泪；因为丈夫和儿子争吵流泪。

儿子塞巴（瑞斯·斯通饰演）是个调皮的高中生。

他和几个家境相同的同龄人因为在学校受到排挤，成日游荡在街头涂鸦。

他们把涂鸦当作“事业”，把自己留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痕迹当作“广告”，并一味地沉溺在这种虚拟飘渺的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中父亲的责问、母亲的关切。

女儿丽莎（凯蒂·普洛克特饰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

她陪着父亲去送包裹。父亲被快递主人家的狗咬破裤子时，她留下一张纸条。

她在父母吵架时冲进两人中间，哭着喊着劝架。

影片中瑞克曾说：想给塞巴最好的，想给丽莎最好的。

然后塞巴尖锐地回击：也许你做得还不够尽力。

是真的他还不够尽力吗？并不见得。

那为何如此卖力的一家人，为什么生活愈发窘迫？不仅没买房子，连唯一的车都卖了呢？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battle

物流公司老板对瑞克称，加盟公司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长久不得志的瑞克听信了这番说辞，以为自己人到中年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说服了妻子艾比，卖掉家中唯一的固定资产——艾比上班用的汽车，付了一辆新货车的首付。家中的贷款又多了一个车贷。

瑞克以为自己得到了日入155磅的好事，谁知是无轮休无假期一天14小时凭损耗生命赚来的血汗钱。

你以为资产阶级真的好心让你加盟分一杯羹，谁知道他们只是避开劳工法的约束，让你没日没夜地为他们卖命。

瑞克这份“自营”的工作不仅请不到假，而且被人打劫，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时，不能算工伤还要赔一大笔钱。

就算如此，资本家们也不在意你的死活，只是一个电话打来医院，轻飘飘一句话问你：明天你来上班还是找谁代你的班？

德国政治家蒙森说过：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

他们蔑视劳工权益法律，通过不断地变相增加你的工作时间，榨取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当你以为自己是个光鲜艳丽的都市丽人时，未曾想过你也是资产阶级脚下的垫脚石。

这样真实的例子在耙姐身边唾手可得。

某厂下午六点免费晚餐，八点免费宵夜，晚上十点免费班车。

当你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工作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一半。

然而万恶的资本主义却又是历史上的大功臣。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们都不可抗拒地参与进这样的制度。有人劳劳碌碌、却愈发贫困，就像片中的一家人。也有人勤勤恳恳，戴着资本家的镣铐杀出重围。

耙姐只求能处在这中间，安稳祥和地过完一生。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作为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愈发地显得爱莫能助。

>>>穷人的教育赌博

和中国廉价的大学费用不同，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商业化程度高，学费连年增长。据卫报统计，英国大学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学费收入。

完善的学费贷款体系需要学生支付绝大部分学费。在学生毕业后，将自动从工资中扣款，有效还款期限长达30年。

于是，塞巴在和父亲争吵的时候，便清醒地指出，自己没有能力上大学。

然而最可怕的事实是，尽管你负债累累读完了大学，低迷的就业市场也并不待见你。

英国官方给出的2019年失业率达到3.8%，然而经合组织表明预计英国仍有三百万之多的隐藏失业人口。

其中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确实要从容些，但情况也并不乐观。

据BBC报道，英国有将近1/3的大学毕业生“大材小用”。

也就是说，读完三年本科，通过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拿到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之后，你很有可能从事一个高中毕业就可以应对的工作。

然而，人才过剩、教育过剩的现象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就不讲了。

当然好消息是，罗素大学集团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满意度普遍较高，可惜在英国164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4所。

由此看来，教育仍然能够起到一点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此条规则只适用于顶级教育机构）。

>>>Ending

影片的结尾令人震撼。

被劫匪打的鼻青脸肿的瑞克第二天找不到人代班，只得清晨跑去送货。

启动时，一家人都跑出来挡在车头，然而他们挡不住铁了心要上班的父亲。

货车远去，塞巴退回家门口，双手掩面，若有所思，等待他的仍是休学生活。

瑞克开上大路，突然情绪崩溃，第一次流下眼泪。他给自己小声鼓劲。

影片蓦然结束。

我真他妈难受啊。

推荐 向导演肯.洛奇致敬。一个资本主义的老爷子，五十几年来持续关注底层社会，用镜头为底层人民呐喊。 电影里的故事每天在全世界上演，只不过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去看见。 底层的压力每天在聚集，膨胀，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 据央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人口近14亿，有5.6亿人的银行存款为0，储蓄率下滑严重。 广义货币M2增量惊人，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存款为零，扣除少年儿童群体，依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贷款买房家庭虽然有存款，但是扣除贷款总额后存款为负数。按照工商银行公布的财报数据，2%的人拥有80%的存款，如果推而广之，可以保守的说80%的家庭存款极少，意味着超过10亿人存款要么为零要么非常少。 相当多的国民存款为零，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低。少年儿童有父母呵护不用说，中青年人如果没有存款，遭遇失业、大病时，生活都会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前几天总理提到有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很多人，包括我，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二，我们的媒体人，在宣传正能量方面成绩显著。 再次向84岁的导演肯.洛奇先生表达我最深的敬意。

在这个时时刻刻讲求个性和特色的年代，每一部卖座的电影，都或多或少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可以像《寄生虫》那样张扬，也可似《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那样中气十足，亦或如同《罗马》《燃烧》，看着其貌不扬骨子里却闷骚得很。这些年头，你能回忆起的那些让人拍手称快的佳作，都多少揣着些不见得是噱头但又让人无法回避的“卖点”。不过渐渐地也会开始反思，自己对聪明花俏艺术手法的沉溺，是否反倒导致和现实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电影到底是“糖衣”魅惑，还是映照真实的棱镜。

把肯·洛奇今年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和上述电影并置，就会给人这样的启发。近些年有太多作品关乎阶级矛盾，移民问题，或者平权运动，也许，是市面上聚焦劳动者阶层电影的稀缺造成了我们眼中的“新鲜感”。但其实，这份“新鲜感”恰是本片最不屑挖掘和呈现的，而它也正因为剥去了这些浮饰而更显得光彩熠熠。

电影的光芒与两位主演的精彩演出密不可分。尤其是女主Abbie，以其温和的眼神，不卑不亢的处事姿态，精准地为我们呈现了在生活重压面前人是如何被进一步压缩但又毫不失去尊严。她在医院对电话里的Maloney发飙的一场戏，相信也是2019年度的最动人的几个电影瞬间之一。这个形象让人很有感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谁没有一个总是在催活的老板，不顾及感受的客户，谁没在每天经历着和deadline赛跑的工作进度，和在长距离通勤中一点一点流失掉的时间呢。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份努力和咬牙，坚持和窘迫，不就是Abbie一次次在即将顾此失彼的边缘竭力维持住的姿态么。这份守住的尊严，我相信是跨越阶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的。

男主Ricky则是一个略微不同的角色，如果说Abbie的形象更加稳定和沁人心脾，像潺潺流水，那么前者就是刺眼的阳光，偶尔光芒万丈偶尔又有些过于直接和粗暴。他其实和儿子Seb一样，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愿意在自己认定的选择上付出双倍的努力，也赌上双倍的命运，不留退路。这是一个略有棱角和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但导演并不执着于关注和剖析个人层面的“缺陷”，也并未过多移情，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悲剧背后的系统性因素上。影片揭示了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环境下，雇主是如何以“赋权”为名义剥削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有序家庭关系的瓦解，“分秒必争”的劳动者们，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成为了时间和进度条的奴隶。

影片有意无意在告诉我们，经济分工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效率追求的升级是彻底和不可逆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它的危害，或是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发生。当人类还在憧憬机器有一天代替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自己首先成为了那个机器。肯·洛奇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很勇敢地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或是一次将之合理化的尝试。我们看到，在“历尽劫难”过后，Ricky还是蹒跚地从床上爬起，留了张字条之后继续出门干活。电影的结局是，老板Maloney和老婆Abbie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推着生活奇妙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生活的继续，靠的从来不是什么额外的意义和力量，更不是那些形而上或者只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我们在很多其他作品里找到的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答案，或许都没有Ricky给家人留下的这张字条来得有力量。其实，大多数冲突过后都没有玉石俱焚，因为人总是一直近乎本能地跌倒了又爬起，选择遗忘。我想生活的本质和尽头，正是在我们被自主的选择所吞噬，被不走运和不够强大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却依然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

84岁英国导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和立场。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对被忽视与被损害的工人阶级整体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着几分无奈。这正是导演56年执导生涯反复变奏的母题：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难以为继，工人阶级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尽管难以置信，但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另一位导演愿意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将镜头对准这个庞大然而无法言说的群体。在上世纪70-80年代屡次受到政治审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挠后，肯洛奇依然没有妥协和放弃。即便如今，年龄也没有阻碍这位导演对工人生活与权益最新进展的关注。

在这部绝对不可错过的新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导演对亲身见证的劳工三代人的刻画，也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用工环境下传统劳动权益如何进一步受到破坏，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走投无路。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海报

劳工三代：被掩盖的劳权衰落史

尽管影片将叙事焦点放在数字资本平台对工人的剥削与工人维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没有缺乏相应的历史纵深。导演实际上展示了不同时代所塑造出的劳工三代之间的差异。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主人公一家。Ricky和Abbie作为正值壮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经济危机前他们过着准中产的工薪家庭生活，通过借贷有房有车。但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的破产，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业的工作，成为互联网快递平台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人。面临零工经济的剥削，他们缺乏传统的劳动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团结组织，更不用说斗争经验。

家里的孩子们则是00后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但他透过身边年轻人的经历，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都不会有未来。所以他成为一个叛逆和悲愤的年轻人角色，频繁逃课，沉迷于街头涂鸦。妹妹Lisa年纪小很多，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压力，聪明体贴，努力照应家里的其他成员，但无力解决家庭的撕裂问题——因为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在影片的结尾陷入了无助的状态。这是必然的。此外，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这些新技术更加依赖。

容易被略过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这代人通过Abbie的护工视角呈现为垂垂老矣需要被护理的老人。尽管影片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由于衰老而行动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传达。首先是一位脾气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盘子，由于Abbie拒绝了老人为她梳头的好意，并声明自己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不应与“顾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但老人的摔盘子是Abbie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此后她开始打破规则，与“顾客”交心。于是才有了Abbie与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场景。影片由此点出这代劳工经历的燃烧岁月。他们是年轻时参与了1970-1980年代英国罢工运动的一代劳工。当他们面对往日的照片，可以回忆起当时载满罢工纠察队的汽车，为罢工者供应免费食物的餐厅，工人们同仇敌忾不惧警察暴力的勇气。但今天的工人面对劳动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严重的加班时长且没有加班费）却缺乏维权途径。因此，当老人听到Abbie的劳动状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的抗争精神其实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轻一代要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莱克》中也可以看到。这里展现了非常鲜明的两代人对比。

当我们把导演本人执导的经历与影片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导演试图以此唤回英国历史中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一边控制学术和媒体舆论，一边通过钢铁、铁路、煤矿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业，并强硬弹压工会工人斗争。与此同时，工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使得工会高层并不总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肯洛奇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领导的诸多问题》（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边？》(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这些问题而遭到严厉的政治审查和禁播惩罚。禁播的理由是这些纪录片失去了记录的“中立性”。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是如何被阻断和遗忘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没有导向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实际上压抑中总是暗含着希望的火种。剧情进展到后半段，Abbie在与丈夫争吵、离家出走后来到老人家中寻求安慰。影片中象征两代人精神传递的一幕是令人难忘的：老人一边替Abbie梳头以缓解她的精神压力，一边吟唱着美国民谣乐队纺织工（The Weavers）脍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这首民谣帮助纺织工打入大众流行音乐的行列，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其它的左翼亲劳工作品。

影片也将许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轻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讲，哥哥Seb具有优秀的团队组织能力，而他对命运的洞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让人联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与鹰》中的训鹰男孩Casper。妹妹Lisa则展现了她敏锐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帮助父亲送快递途中，她对快递公司扫码枪背后的运作机制做了简单的社会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拿着扫码枪工作的一线快递员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操纵这些程序的管理者却绝不至于如此，而这是不公平的。

现代奴隶制：劳工维权的挑战

影片的重点是展现零工经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摧毁：长时间工作导致两代人缺乏时间沟通，渐生隔阂；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对未来丧失信心。尽管从社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切入劳工问题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个特点，这种叙事方式在《我是布莱克 》、《面包与玫瑰》与《凯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细致呈现了工人阶级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如何受到新的剥削。

《我是布莱克 》剧照

我们看到家庭中的那对难夫难妻由于不被数字资本平台承认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时间是惊人的，且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一说。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且无法间断——这导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而Abbie的工作时长绝不会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平台随时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接活——这正是我们在那场被打断的家庭晚餐上见证的。而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许多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费用现在被转嫁给平台的数字劳动者。Ricky自己花钱买下了快递卡车，且要承担其中的燃油费和维修费用。Abbie则要自己支付工作中来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车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数字平台的“实力甩锅”。当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抢劫和殴打，平台不愿意承认这类教科书级别的“工伤”，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自付。不但如此，他还被要求赔偿运送的包裹中丢失的护照和损坏的扫码枪——价格不菲。另外，在他“旷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将面临高昂的罚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佣的”，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数字平台不承认Ricky是平台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又何来旷工罚款呢？

更令人恐惧的是，硬性的规章制度与软性的人情关系结合起来，对劳动者构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会“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许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罚款，他还不再是经理眼中的“好男孩“了，这让Ricky感到自己辜负了经理以及客户的期望。当Ricky由于处理儿子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连续两天“翘班”时，想想他在电话里对经理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和愧疚，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数字平台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对受雇者的责任。相反，它们一直在逃避，还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措辞而摆出一副虚伪的平等姿态：“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这种道德绑架让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益。类似的事情在Abbie那儿也发生，平台利用了她对老人们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费和额外的劳动。而对于Abbie来说，这种劳动更像自愿的，而这正是数字平台的企图。

类似地，灌输给劳动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识，通过层层分包（包片包区或包路线）的策略也分立了劳动者，使他们之间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削弱了团结可能性——尽管Ricky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努力但仍然无法达到苛刻标准的受害劳动者形象，但他为了更多薪水而“夺走”同事路线的行为的确是典型的“工贼”作为。传统工会组织更难进驻到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快递平台的规则促使Ricky违反交通法，造成疲劳驾驶等安全问题。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递员唐·莱恩（Don Lane）因错过医疗会诊时间而去世。当时他为了避免每日150英镑的罚款而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编剧保罗·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制作了电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最后，影片也提醒我们：定位追踪技术对劳动者的人身监视以及收集客户的个人数据隐私并与其他公司进行利益交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公司用工灵活化（如劳务派遣、雇佣临时工）和分散化（多任务多地并行）的趋势实际上自就业岗位向新兴服务业转移起就越来越明显。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产生加剧了这一过程。正如影片中呈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不承认雇佣关系，从而使劳资矛盾不适用传统的劳动法体系，以此甩掉与此捆绑的一系列风险和责任，压低“人力成本”。这标志着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工历史斗争成果被彻底地否定。

面临这些严峻挑战的劳工并不在少数。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为数字资本平台工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70万，几乎占所有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英国目前有多达1000万人从事某种不稳定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认为的“零工经济”领域，并进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职业，例如教学，护理和接待服务。而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快递员工作12小时以上。由于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快递员没有加班费，大部分也谈不上五险一金。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这些趋势也的确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1970年代，一半的英国工人持有工会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数于增长迅速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则下降到6％。2017年，英国的罢工次数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罢工天数仅为170,000，而在被称为英国“不满之冬”的1979年这一数字为2,950万。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工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争议权）、集体行动权（抵抗权））正在新的资本剥削形式下丧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左翼“技术保守主义”的窠臼了吗？显然没有。它试图使我们看到劳权的不断削弱是自上世纪70年代延续而来的。这也是本文将这一观点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发点。正如达拉斯·斯迈理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研发和应用技术是政治过程。今天我们处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之中，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关键是，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技术文化实践路线。

替代性选择：零工工会与平台合作主义

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替代性选择实践。

实际上，新的零工工会正在被组建起来，尽管并非顺利。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包括英国总工会（GMB）和IWGB在内的工会赢得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经济雇主的案件。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后，法院针对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类似判决。但是这并未导致行业发生巨变，因为公司尚未将法庭裁决应用于案件范围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决屡屡受到挑战。优步目前正在就一项判给驾驶员基本驾驶权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将在今年作出。

在没有来得及组建工会的地方，野猫罢工正在进行。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总部外集会抗议。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投票通过了禁止公司将工人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术被非常巧妙地应用到斗争之中。Whatsapp为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消息得以迅速传播。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设计结构，一些有利于罢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将单方面改变对骑手的薪酬支付方案，这引发了为期六天的“罢工”，骑手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使自己无法接单。来自Deliveroo的竞争对手Uber Eats的快递同事迅速效仿，并开始利用该应用程序内的促销优惠：新客户首次订单优惠5英镑。通过反复创建新帐户并订购运送到纠察队的廉价餐食，罢工者积累了一大堆免费食物，而为此买单的正是Uber。与此同时，当源源不断的骑手带着食物赶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原来都是同行，正欢呼着要求他们赶紧登出平台账号以加入罢工。

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平台合作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来自纽约新学院的学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过合作社模式和数字平台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得以成为平台的主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参与分工安排的决策，并有权决定个人在平台数据的使用和存留。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许多运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职业、线上零售、创意与艺术、出租车交通、家政清洁、新闻媒体、交易市场等各行各业。

德国的Fairmondo是由用户拥有的离散式在线市场，采取有别于亚马逊、淘宝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员致力于发展替代电子商务大玩家的平台，同时坚守自己的理念。该网站鼓励公司参与公平贸易且只从社会责任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货。在从德国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平台最终由各个地方的合作社集体所有。

Stocksy则是一家摄影库存图片合作社。它归艺术家们所有。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润分享，为网站提供照片的艺术家共同拥有网站所有权。艺术家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一旦成功，他们会得到销售图片50%的佣金，年底还有利润分红。

美国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则是由美国的家政工联盟开发的一个平台。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家政工不适用一般的劳动法律，不被包括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家政工其实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过合作社分红的方式，家政工拥有了带薪休假和保险。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结尾，父亲Ricky为了避免罚款，背负着完全没有痊愈的工伤坐上驾驶座，再次踏上没有尽头的快递之路。在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无助和苦楚。值得庆幸的是，平台合作主义这一逐渐壮大的发展力量可以算作对肯洛奇新片所展现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为平台合作社年。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投入到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列中来，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经济模式的另类路线。

大棋dang经常神化了国jia的能力：他们的经典是“国jia三连”：1.国jia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 国jia正在….3.国jia未来计划…。

英国现在的问题是产业不振、人口老龄化、房价过高、过度金融化脱实向虚、受强势货币圈的积压（欧元、美元）、国力下滑货币疲软、年轻人躺平化（Neet族）沉溺于手机…

这些问题在国内大棋dang眼里，“多大点事，不就是阴虚上火嘛，吃六味地黄丸”。他们的鸡尾酒药方是：鼓励实业中小创+引导金融辅助实业高科技+压制fang价不涨不跌+保持huo币纪律+引导年轻人正能量+纠正教育和文化…

多好的药方啊！

英国人为什么不采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