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24小时内连刷两遍《八月》。灯亮后影院里大部分观众还在电影的情绪中不忍离去，似乎在思考电影中的线索，但也估计无所收获。没有让人难忘的台词，也没有浮夸的演技。作为一个在离“标放”一个街区远的地方长大，并上了三中的孩子，感觉到的是深深的沉醉，导演了回放了那个转换的时代，但又始终点到为止，言中无，意中有。 电影中年代设定为1994年，那个所谓的电影黄金年，第一个想到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部电影展现的是王朔已记忆模糊，掺杂了很多想象的青春，是男孩荷尔蒙的成长，但野孩子马小军的成长中父亲基本是缺失的，姥姥姥爷什么的也只是远方的一个符号。而我们大多数人的青春中离不开父母，也不会那么的大胆与早熟，更多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双眼观察着自己家庭的变化，一个个亲人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完成从儿童到少年的转变，并逐步的社会化，进而观察身边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什么的。这也决定了《八月》的叙述重点是从小家庭到大家庭，再到整个大院（所以导演最后将影片献给父辈，不是某个人或自己），孩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会是核心，小雷只是导演的一双眼睛。 长得略像柯受良的父亲无疑是片中最大的亮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父亲，普通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想低下高贵的头颅，其实最后也就丢下了，丢下的也只是男人的面子，依然在自己专业中探索者，务自己的营生。 另外三个着重刻画的人物一个是韩胖子，也就是那种在转轨中能够折腾起来的人，片中韩胖子充当画外音的时间比本人出演还长，是父亲和小雷挥之不去的背景音，是父亲和他的朋友口中的“讨吃货”、“楞球”，但也正是这样的人在那个跑马圈地的年代为他们带来的生计，最后给三哥的信话糙理不糙，展现了工厂大院文化中留存的温情。 再一个是三哥，呼市当年不少这样的小混混，在他的小圈子里展现着权力与欲望，让小雷心神向往，给了小雷，父亲没有给他的启蒙。但当警车响起，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也就是低头后的无助。小雷对三哥的回忆颇有意思，大院组织去大青山某有水沟沟的春游，是三哥帮他们杀的羊（后面应该是一起煮锅肉，吃完回家的节奏），留给小雷美好的回忆，三哥是小雷那个岁数心目中的英雄。 最后一个是朗诵者（演员名单中导演决定这个角色叫“好演员”），有个小细节，他始终穿着演戏用的马靴，也许在某部片中他是某个马上挥刀的蒙古英雄，但现实中他却与他人格格不入，进了艺术，走不出来。大院里的其他人试他为无物，但也正是这帮搞艺术的人给了他最大的宽容，没有人真正打断他，嘲笑他，他依旧可以在其中自得其乐。 下面的文字掺杂了太多个人的回忆，不得不说它是最美的记录片。 大舅是毛纺工人，想当年呼和四大毛纺厂，毛纺织工业重镇。如今已华丽转身为“中国乳都”。 满街的台球案子，5毛钱一把，放学来一局，水平一直停留在“大力出奇迹”。 露天白炽灯永远是家属院真正的中心，每个夏天大人打牌，孩子胡玩，不过12点不会回家，片里桌边打牌的一直都是5个人，必须是打大A。 过了兴安南路就都是玉米地了，有过偷几个玉米煮，还有那蛐蛐盒，我也有。 剧组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塞北星啤酒瓶？ 小雷不可能去县府街游泳池，太远，可是去过的满都海和农大游泳池早就不知道那去了？ 小舅妈的博士饭馆让我一下想起了团结小区的“小世界”，门脸格局好像。 当年流行的带唱歌跳舞的饭馆，能想起鼓楼下的“雅园”，饭后大人们来一舞，小孩四周疯玩。 在“标放”看的指环王2。 “劝业小剪刀”？会心一笑。 总之导演完全的回放了那个年代，由于晚生几年，我的这种记忆大多在96、97年，但也未远，最好的记录片。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整个90年代开启了真正意义的改革开发，狂飙突进的二十几年，94年这个节点正是大变革的当发要发时，八月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备注，这部片没用昙花挺好，这不是一现，而是小雷的夏天走了，中国的变天来了。最后转成彩色片后，父亲在草原上的奔跑正是这个大时代的最好注解，茫茫戈壁，奋力追寻，去寻找什么，他当时也不知道，他只会说“挺好的”。

搪瓷杯、录像带、电视里的经典电影、阳台大叔哼唱的老歌、人物身着的旧式服装......《八月》用一切可能展现的细节，重塑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小城镇的生活，而黑白摄影，则让影片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影片分为三条故事线，分别讲述了准备升初中的少年小雷，面临国企转型的小雷父亲，重病卧床的小雷姥姥，展现了老中青三个年龄层的生活状态，并借由他们牵连出的众多人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群像。

三条故事线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变”。

尽管小雷一脸稚嫩，孩子气的学着李小龙耍双节棍，但面对母亲对自己学业不理想时的愤怒，他会煞有介事的说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看着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他会不由自主的做起美妙的春梦，目睹社会青年三儿自由、潇洒的生活，他会发自内心的羡慕、憧憬。

这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从心理到生理都在经历着孩子向成人的过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欲望，逐步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雷经历的“变”，其实就是成长。

小雷姥姥的这条线在剧中表现不多，它体现的“变”是衰老。健康变差，年纪变大，人最终面对的就是死亡，姥姥在剧中没有一句台词，她静静的躺在床上，比较安然的面对这种生命消逝的过程。

遭遇国企转型的小雷爸爸，面临着再就业的考验，吃惯了铁饭碗的他，突然间被丢进了汪洋大海般的自由就业市场，这条主线体现的“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不论是成长，还是衰老，都是人生必经之路，并不是时代特有的，而只有小雷爸爸经历的“变”，带有鲜明的中国九十年代的特征，契合了影片极力塑造的年代感，因而也成为了三条故事线中，最重要，最着力表现的内容。

虽然，三条故事线都在展现“变”，其人物也都经历着不小的内心起伏，但是影片却呈现出一派宁谧。

这一特质，在对小雷爸爸的描摹上，显得格外突出。

小雷爸爸是一个电影剪辑师，他不但具备高等的专业技能，从片中看，他还有着很好的电影审美和相关文化修养。显然，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就不是失去收入这么简单。

影片中，由于国企转型下岗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小雷舅舅，一个是小雷爸爸。前者是个普通的工人，对于下岗，他表现出的是安于命运，外加些许颓废，而后者却极其不甘心，非常烦躁。

这种对比，绝不是性格不同就能一言以蔽之的。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知识分子，尽管新中国成立，宣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但是在精神层面，工人很少会自视甚高，而潜意识里，知识分子总会有些许优越感。

于是当知识分子遭遇了失业的困境时，反应通常会比工人更强烈，因为他感受到的不仅是生存压力，还有一种深深的被羞辱感。

小雷爸爸的不甘与烦躁，就是因为他觉得被羞辱了，尤其当没文化的邻居，善意向他提供打工机会时，他更是觉得奇耻大辱，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被自己认为低层次的人，竟然在向自己施舍。

在他拒绝了邻居提供的工作机会后，妻子讽刺他，不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他却无力反驳，毕竟他这个大男人目前是靠老婆的收入在过活。现实时时刻刻都在鞭挞着他的自尊。

种种迹象都表明，小雷爸爸的内心正在经历剧烈的震动，痛苦、憋屈、纠结......然而，在片中，小雷爸爸只表现出一点点不甘与烦躁，影片用一种强大的宁谧感，覆盖了人物的内心情绪。

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被擦拭，而是用其他方式，传递了出来。

小雷爸爸被邻居用冷言冷语大声嘲讽后，站在楼道烦躁的踱了几步，回到房间，对着空气挥拳，随后就恢复了平静，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然而仔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小雷爸爸反复观看的那盘录像带是电影《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

这部经典电影，描述的是一个越战归来的老兵，在纽约做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作为一个军人，他失去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战场，变成了城市里的底层人物，不但如此，纽约市里的一切，都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出租车司机和小雷爸爸一样，都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化，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新环境，却又无法适应，无可奈何的跌入尘埃，产生一种愤恨与压抑的反社会情绪。

最后出租车司机单枪匹马，借助自己强大的战斗力，拯救了落入淫窝的雏妓，立即成为纽约市的英雄，但是他却没有接受这份荣耀，而是消失在繁华的纽约街头。

《出租车司机》

尽管小雷爸爸只是对空气挥拳头，但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反复观摩这部电影的他，非常渴望像出租车司机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向这个抛弃自己的社会，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骄傲的弃它而去。

影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消解了人物强烈的内在情绪，也成就了影片营造的宁谧感。

导演张大磊表示，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某年八月，他回到姥姥家，在小院儿的葡萄树下乘凉，突然感觉周围变得很安静，童年时的很多回忆，在脑中瞬间闪过，让他感慨万分，如同做梦一般，于是他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

张大磊

显然，这部电影是回忆性质的，所以片中有大量真实素材的显现，但它并不意在真实还原回忆中的一切，而只是表达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的感受——夏日乘凉，安静如梦——宁谧。

因此，宁谧并非电影的风格，而是影片隐藏的主题。

回首往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如何评价回忆中的往事很微妙，往往并不是由往事本身决定。

随着影片的结束，小雷顺利的读上了自己理想的初中，小雷姥姥则恢复了健康，经历了生死的她，也变得豁达起来，原谅了一直与自己关系不良的儿媳妇。

待到讲述小雷爸爸的结局时，黑白色的影像猛然变成了彩色，彩色的影像里，小雷爸爸在新的工作现场，表现的十分忙碌，昭示着他决定与时俱进，竞争上岗的决心，从黑白的怀旧切换到彩色的绚丽，暗示了人物将迎接美好的未来。

影片中，人物经历的波折，在张大磊的回忆中，宁谧美好，是因为人物最终都走向了好的结局，过去的波折变成了一种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历练。

八月很热，而姥姥小院的葡萄树下，却很阴凉，这是一种惬意又幸福的感觉，恰如回忆起那些曾为难自己，但最终被顺利渡过的波折。

看完了影片《八月》，我想起《比海更深》海报上的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大人。”

这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世界门前，学会的第一句话。

长大，是要伴随着面对和接受现实的。

就像是片中小雷的梦境，无论是女神姐姐的轻轻一吻，还是偶像三哥从羊肚子里掏出碎石，一切都是要醒的。

只是，时间的早晚。

《八月》是一部“以孩子的眼睛看成人世界”的电影。最终，成人的世界崩塌，孩子长大成人。

而孩子的眼睛，又是一双不被成人世界发现的眼睛，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人以为孩子看得懂。

其实，他都看得懂。

也正是在那些无人知晓的角落，孩子获得了一生难忘的经验。没有人故意教他，但每天发生的事，又是最生动的课程。

那是1994年的8月，小雷12岁。这是他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温热的空气里，小雷的童年记忆是灰色的。于是夏天也被削去了明亮，被捂进了被窝里，越发令人消沉。

那是一个正在褪色的时代，隐隐地，小雷感觉到生活在一点点变化。没有天翻地覆，却于无声处见惊雷。

最明显的，父母变得爱争吵了，而争吵的话题，也不再是柴米油盐，而是一些更宏大的课题。

在一次争吵过后，母亲躲进屋里，父亲对一旁的小雷说，“孩子，记住，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屋里的母亲隔墙补枪，“那你就抬着吧。”

小雷笑了。

就在那一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国企改制的浪潮。

一家家国企被私人买断，铁饭碗被打破，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而“向钱看”成了潮水的方向。

小雷父亲所在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面临着解体。

就在解体的前一天，在工厂外燥热的操场上，一场拔河比赛正在进行。

只见工人们分成两拨，从相反的方向拽紧绳子，为那一分一毫的挪动，用尽浑身的力气。

可吊诡的是，时间流逝，绳子却始终僵在半空，丝毫未动。

这不就是那个亢奋的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吗。所有人都卯足干劲，一心一意，过着被浪费的时间。

而这时，突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大喊一声：放下吧，都过去了，你们要迎接新的考验。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国家曾经的承诺破产了，乌托邦式的大院生活终于难堪重负，土崩瓦解，所有曾经被体制豢养的人通通被甩了出去，不得已重新面对一个陌生的商业社会。

这是一种残忍的放逐，不是一句“从头再来”就可以掩盖的。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看看黄建新导演的《站直喽，别趴下》。

影片通过发生在一个工厂宿舍楼里的邻里纠纷，刻画了一个工厂领导、一个作家文人和一个下海经商的混混之间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典型的一幕。最终，领导为钱折腰，文人斯文扫地，只有那个会挣钱的混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面对这样的大势所趋，一句“站直喽，别趴下”，成了体面人无法兑现的挣扎。

《八月》中小雷的父亲，同样生活在这种挣扎里。

他是一个对电影有追求的人。在所有工人都在拔河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暗室里，为影片《悲情布鲁克》做着剪辑。

这是一种沉默的“拒绝”。

两岸城市都已背信弃义，我不会上岸，加入他们的万家灯火。

父亲的“拒绝”，源自骨子里的文青气质。而当文青最大的赌注，是相信这世界到最后拼的是“才华”。

儿子小升初考试不利，他拒绝走后门，给儿子涨分。

下岗失业，面对妻子的冷眼，他拒绝向韩胖子低三下四地讨出路。

他最爱说的话是，“不怕，有能力的人总能吃上饭，这是好事。”而每次说完，又会心虚冒汗。

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出租车司机》，而片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特拉维斯，他的孤独和愤世嫉俗，又是父亲内心的写照。

这一切，儿子小雷都看在眼里。

而影片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对这对父子关系的呈现。

那之中没有代际的裂痕，父亲也没有因个人遭遇而丧失对儿子的关注，反倒在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理解、纵容以及静静流淌的温暖注视。

在片中，小雷有一副双截棍，那是父亲锯掉家里的墩布杆儿，为小雷做的。

小雷整日带着它，想象自己是李小龙，把双截棍挥向所有猖狂的恶势力。

在学校里，他用双截棍打了因家中有权有钱而格外嚣张的同学。

在办公室，他用双截棍打了态度恶劣并拒绝给学生涨分的老师。

在电影院门口，当韩胖子试图向父亲施舍饭碗时，小雷二话不说，挥舞着双截棍，追打韩胖子的儿子。

可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刻，父亲并未出手阻拦，而只是远远地看着儿子，嘴角还藏着一丝笑意。

在每一次父亲不便出手的时刻，儿子都心领神会地站了出来，完成了父亲无力完成的反抗。

这一份来自儿子的“拒绝”，让父亲感到欣慰。

就像是在田野里，别人摘了西瓜拿到大院里卖，而这对父子却坐在田间，自己吃个痛快。

这是父子俩，在时代的浪潮底下达成的默契。

正如影片开头，父亲站在泳池边教导儿子，“你要夹住双臂，记着，一定要使劲夹住”，这样才不至于被潮水吞没。

可是，和所有“透过小人物反应大时代变迁”的电影一样，人终究是拗不过时代的。

在深夜，小雷推开门，看见父亲正对着空气，挥舞着双拳。

那种心怀愤满，却无处发泄的无力感，正在一点点蚕食这个中年男人。

于是我们看到，父亲原本的“拒绝”，到最后，通通成了妥协。

在饭桌上，为了儿子能顺利考入三中，父亲赔笑陪酒，而当对方说出“您放心，孩子的事包在我身上”的时候，父亲看向小雷，露出了特别让人心疼的笑容。

那笑容里面，有得偿所愿，有如释重负，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放弃坚持的人在尝到甜头后的一种无奈的沦陷。

之后，父亲加入了韩胖子的剧组，成了一名场工。

他要随剧组离开家乡，去远方，为自己的家庭打拼。

和这个短暂的八月一样，离别也显得格外匆忙。仿佛昨天还是炎炎夏日，而今天已是惶惶深秋。

看着父亲远去的汽车，小雷愣在原地，母亲也拽不走。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无法回到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随着父亲远去了。

本片的原名是《昙花》，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夏天已逝。

这两个名字，显然比“八月”要更为直接。正如一股浓浓的缅怀情绪，始终飘荡在这部电影的呼吸里。

父辈们，缅怀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父亲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个制片厂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喝着酒，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彼此说着“我们的未来都会很好的”，然后一起陷入沉默。

后来不知是谁唱起了歌，引得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蒙语，只听得出那是段哀伤的旋律。

仿佛是他们，为一个时代唱起的挽歌。

小雷缅怀的，是一段无法追回的童年记忆。

这段童年的结尾，永远留在了两张照片里。

第一张，是在自家的门前，母亲养的昙花终于开放。小雷站在昙花旁，合影留念。

他笑得很开心，仿佛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留住了一段转瞬即逝的时间。

这让我想起周云蓬在《空水杯》中唱的：“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成尘埃。”

第二张，是一张残缺的全家福。

那里面，有年迈的姥姥、姥爷，有买断工龄只换回了一屋毛线的舅舅，有早早干上个体户发家的舅妈，还有小雷的母亲。

不见的，是刚刚过世的太姥姥，她的空床，还在屋里安静地睡着。

另一位不见的，是已经远走的父亲。

3，2，1……就在按下快门的最后一刻，小雷猛地抬起右手，揽着空气，仿佛是搂着父亲的腰。

他用这个动作，给这位无奈缺席的父亲，保留了一个温暖的位置。

这也是《八月》最动人的地方。

面对一个时代伤痕的故事，它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戾气，而是始终以温暖的调子，去抒发悲凉的情感。

它就像是一首散文诗，淡淡的，一点一点铺陈，直到最后，也只是小小的爆发。

可这一切，又恰到好处。

如温柔一刀，令人猝不及防，却只轻轻地刺在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

不疼，但是印象深刻。比起痛彻心扉，更让人愿意回味。

（这部电影是去年年底看的，准确地说是金马奖颁奖的那天上午。所以很神奇，上午看的一部电影，下午就获得了金马奖。如今电影上映了，推荐大家去影院观影，因为无论是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还是电影所承载的那个时代的记忆，都值得我们去看看，我是会去再看一遍的，导演照亮了我的记忆， 我欠导演一张影票。） 2002年的8月，我大三的暑假，作为师范院校学生，学校要求我们去中学实习，可以听从学校安排，也可以自己寻找学校。我于是找到了自己的母校，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子弟中学。我好像从毕了业就没怎么回去过，学校那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断壁残垣。当然，我说的不是学校的物理状态，而是它的精神状态，凋零，颓废，苟延残喘。 我找到了熟悉的师长，他们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实习的话，还是另找一家吧，现在学校三个年级一共就四个班。据他们介绍，国企改制后，一方面厂子的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已经难以承担一所学校的开支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基本上全都散掉了，又如何能吸引来学生呢？另一方面，工厂的职工下岗的下岗，转行的转行，从几千人的大厂变成了几百人的公司，又哪里有那么多子弟啊？我问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交给社会办学，又或者直接黄掉了。后来的结局的确如此，几年以后，中学变成了一所外语培训学校，离中学不远的子弟小学，则变成了一所公立小学。 路过曾经的校园，工厂的家属区，曾经的俱乐部礼堂，曾经的职工浴池和职工医院，已经不是物是人非，而是面目全非。恍惚间，我竟以为过往的生活并不存在，只出于我的臆想。也许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说，国营工厂并不值得留恋，然而对于在此生活过的人来讲，这些记忆有一种特殊效力，卡尔维诺说：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在《八月》这部电影中，看到国营工厂那熟悉的生活场景，我有些不能自已，这故事就像一个老旧的照相馆，储存了我儿时的记忆。尽管此工厂不是彼工厂，然而北方的工厂，大同小异，所以关于工厂的记忆，便也成了某种集体记忆。 电影是上个周六上午看的，和我一起看电影的是一群大学生。过后交流，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太松散、没有情节、不好理解。而我的感受却恰恰相反，因为它超脱了情节，所以才更细腻地展现了生活的无聊，以及一个孩子眼中懵懂的成人世界。当天晚上，这部电影居然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奖，始料不及的导演张大磊在领奖时甚至连口香糖都忘记吐出去。事后想想，获奖并非不可理解，今年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映25周年的日子，组委会希望有一部风格相近的影片可以遥相致敬；还有这一次金马奖的评委会主席是许鞍华，她在看部这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会想起自己那部《天水围的日与夜》。 在我们讨论这部影片时，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很像杨德昌的《一一》。很遗憾我没看过《一一》，所以我想到的电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同样讲述孩子的假期生活，同样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成人世界。房间里同样隐隐的有一头进击的大象，似有若无。实际上，这是很多优秀电影的表现手法，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事件》，比如《杀人回忆》，导演都没有选择直接描述那头大象，但那大象却无处不在。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那头大象叫做“种族隔离”，它是那个时代整个美国的氛围。在孩子心里，这种氛围他们能够感受到，但却不能清晰地理解，他们只能从大人的言谈和焦虑中感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在《八月》里，这头大象叫做“国企改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影片里有一个时间标志，《亡命天涯》上映，那是1994年），地点是内蒙古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厂子要改制，一部分职工要下岗，这就是笼罩整部影片的氛围。这种氛围，和八月那个闷热的暑假交织在一起，让人有些透不过气。张小雷并不明白周遭发生的事情，他不明白父亲在挣扎什么，也不明白舅舅为什么要卖毛线，他同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上重点中学。 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把所有的疑问都停留在孩子的似懂非懂中。毕竟，影片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对于那个年代，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而且还处于懵然无知的年纪。所以他看不清这一切给经历者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而影片，也随着孩子的视角，放弃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把目光投向细微处，显示出难得的克制。 实事求是地讲，这部影片远谈不上完美，初出茅庐的导演对演员的调度并不是那么出色，捉襟见肘的资金也让影片略显粗糙。但导演又是幸运的，正好碰到一个会演戏的小孩，正好赶上金马奖评委会主席是许鞍华，甚至因为资金所限，影片不能充分表达，反而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意犹未尽的留白。 然而有两个情节，却成了这部散漫的作品里亮眼的“刺点”，一个是雨夜中，小混混“三哥”在被捕的过程中左奔右突，如困兽般犹斗；一个是三更半夜，父亲在客厅里对着四周的黑暗拼命地拳打脚踢。那姿态就像罗伯特·德尼罗对着镜子说：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但他们终究不是德尼罗，所有反抗都不过是徒劳的挣扎和窝囊的发泄。但你知道吗？我竟然在这两个片段里，看到了诗意。 整部影片，导演都选择了黑白影像，拉开了故事与现实的距离。黑白影像的好处，如诗人廖伟棠所言：“黑白粒子包含着忧郁，水淋淋的忧郁，仿佛不属于此时此地。”不过导演终究按耐不住内心的情绪，影片最后播放的那盘录像带，是全片中唯一彩色的部分，导演回到此时此地，表达了对父辈的敬意。而影片过度曝光的镜头，也让有关八月的记忆白得发亮。 记忆最终都变成了碎片，像一幅幅照片，照片里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阳光明媚，人也热得烦躁，耳边全是蝉鸣，但是关外，好像没有蝉吧？

（口述：张大磊，整理：蜉蝣）

我是1982年生人，成长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度过的。所以说我经历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从繁荣到衰败到它现在的消失。但是我不是直接的亲历者，而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了它的变化，看到了厂里人生活的变化。

2000年的时候，我高一辍学，决定去俄罗斯。阴差阳错选择了去圣彼得堡电影大学。本来是想要去学习音乐的，但是后来考虑之下觉得音乐可能不太适合，我就选择了电影。当然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还是觉得自己要学些什么，才选择了电影。从小接触过、看过不少电影，在我生活的大院里面，有一个大的影厅，看电影是不花钱的，我每天都会去看，所以还算是亲切和熟悉。

《八月》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想到要拍的一部电影。2006年毕业回国之后直到08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试图要找到一个机会来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但是当时这样做很难。因为严格意义上说，那时我并没有进入到电影工业圈里面，只是说在外围想找一些机会，完成自己的表达。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再加上零八年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就选择回到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休息段时间，希望能完成一个剧本。

就是在那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姥姥家。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家的环境和片中大家看到的差不多，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有葡萄树。我本意是去休息，或者说也没有什么事做，就在他们家待了一天。但是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我可以毫无目的的放松下来，去感受时间的变化。

那一刻我才觉得这种感觉是久违了的，好像我们平常已经忽略了太多这样生活的本质，已经忽略了从早到晚光线的变化。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那是曾经经历过，但是又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让我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儿，想到了很多拥有共同感觉的那些时刻。它恰恰就是在九四年左右，是我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

那时候每个人都不用为了一个目的或者为了一个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或者是锻炼自己，而是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结束，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要创作一部电影或者说完成一个剧本，来把我这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呈现在电影里。像一场梦一样，我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反映在屏幕上，然后我亲眼去看到。我特别急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零八年的时候只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完成这样的剧本不是很容易，它需要在自己的记忆库里，或者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挑选出最适合的或者是记忆最深的那些片段，然后有机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可以实现的剧本。

所以这个工作直到2012年才完成。剧本完成的时间很短，用一个月就写完了。也是因为之前积累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但是直到2015年才拍摄，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剧本的修改。这也是我自己和自己一个交流的过程吧，我在不断的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这个太无形了，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叙事的层面，也不仅仅是一个戏剧的结构。它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面对自己说话，我要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

2012年完成基本剧本之后就是忙着要找到机会找到投资找到合适的出品人，愿意一起实现这部影片。

但是众所周知这样的电影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因为它——最起码是剧本——很难让人看到商业价值或者是可能性。直到2015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这中间我也想到过要把这个剧本可能更靠近情节剧或者更靠近一些商业性。但是最终我都放弃了。我觉得它他原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直到2015年的夏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再不拍的话它会特别的影响。我投入了的太多。不管是情感还是时间或精力，它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压在我心上，我只有把它揭开才能明确我下面的方向。所以我决定先拍出来。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它也是我的方向、判断的标准。就是说我会用它的结果来判断我接下来该如何计划自己后面的道路。

也没考虑后果，一个挺冒险的行为。和人借钱或者是家里出钱，等于说是自己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了。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说它会去参加什么影展啊或者是要发行上映啊什么。只是单纯的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表达。

拍完之后通过朋友的推荐，我去参加first影展，通过first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业内的一些前辈们、老师们。大家对这片子感觉还行，就推荐给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普通观众、影迷或、业内的选片人，甚至是让大陆和华语地区以外的老师们看到这部影片。所以就参加了一些包括金马影展、东京、鹿特丹等这些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现在我还是想尽量保持一个很单纯的作者姿态。其实金马奖和其它奖项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只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对我们的意义是，它并不单纯的是一部电影，而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创作方向和下面的规划。它让我知道我最起码还可以继续拍电影，还可以继续下面的创作。

接下来的创作我们也会遵从自己的心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是外在的因素去左右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创作终归还是自己的事情，包括电影市场也一样。成熟的电影机制应该是创作者只负责创作，至于说市场等，是由制片人决定的。制片人如果选择了一个项目，那么后面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决定的。创作者只负责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情感把作品做到完美就可以了。

作为我本身来讲也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片子一定要达到什么、要做到什么、计划要多长时间之内做到什么、题材方面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或者风格，这些都没有。

我还是比较尊重自己的感觉，感觉到什么地方就做什么样的片子。这样比较好。

九十年代的内蒙小城里，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小雷迎来了自己的暑假，然后这个夏天他的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暑假似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这是导演张大磊的第一部作品。俄罗斯学电影归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自己的回忆和情绪的电影，几年筹备，终于有了《八月》。

《八月》的原片名叫《昙花》，张大磊说以前母亲养过一盆昙花，当时他就是片中主人公小雷的年纪。昙花象征着一种美好的逝去，带着遗憾和忧伤。但片子完成后他觉得这样的片名过于个人表达，于是选择了更加淡化主题的片名《八月》。

从参加first电影展映到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八月》受到了更多的肯定。我们约到了张大磊导演，与他聊了聊《八月》的创作经历，还有他对电影、音乐的热爱。

希望你也喜欢这部风格克制、细腻的作品。

电影中有刻意模糊掉时代背景的交代，更多来自于记忆和感知而非存在的实体。那么在其它细节设置上面，是否也有这种模糊呢？

张大磊：这是我特意要做的。有一些具体的节点，比如说改革、我记忆里面生活的变化，是发生在94到95年初。但这并不是影片里面主要想讲的，我想讲的是80年代末到94年之间，我的童年时间的印象和我所留恋的，没办法具体到哪一年。而且内蒙、电影制片厂等地域性我们也刻意把它模糊掉了，就是希望大家不去关注这些，而去看电影本身。

但其实电影厂、工厂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定空间，甚至有种小社会的感觉，单独强调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内容来，为什么要模糊掉呢？

张大磊：诉求不一样，如果我是要讲一个制片厂沉没、消失、来临与终结，我可能会特别强调，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是抒情的，情感不该被地域或者其它限制住。如果我强调了这些，观众在接受的时候肯定会有先入为主的认知而受到影响。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像是发生在南方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感情在里面吧。跟地域无关，只是生活本身的质感，大家会觉得相似或者熟悉。有人说觉得内蒙西北地区不会有那么多的树，尤其风吹过像浪一样，很隐秘很幽静。他们印象中的西北是荒凉的遥远的。但其实并不是那样，可能这是心理上的差距吧。

《八月》的声音是非常静谧的，跟我们见到的北方小城镇甚至北方方言都不太一样，它是很有南方气质的。在声音上面，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吗？

张大磊：声音是前期就已经设计过的。前期我们也把声音作为主要的元素写在了文学描述里。包括用黑白影像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想突出静和慢。所以各个方面都要营造这样的感觉出来。我自己对声音很敏感，而且在这部影片中声音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光是对位和真实感，还有好多信息在里面。我们现在又调整了一版声音和画面，画面的黑白更加明显，声音的改变虽然很细微，但是气韵一下子就通了，更加顺畅，而不像之前有好多断点。

音乐的选择上面，用到了德彪西和拉威尔，而且很多场景都是由声音串联起来的，这是因为自己的组乐队经历，对声音更加敏感吗？是先有了完整音乐再去组织情绪的吗？

张大磊：音乐和影片的情绪是同时有的。我每天都会听，但不一定会去拍，有些音乐的感觉一直在我心里面。每当要抓住一个情绪写剧本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某段旋律。是同时进行的。没有特意为了电影去找音乐。

全片的孤独感，这种孩子的孤独感，是在作为孩童的时间我没法去解释的，只有身为大人，身为这个年龄的观众，才会去懂它。所以这里并不是一种还原，而是过后的审视？

张大磊：孤独感是作者的而不是孩子的。很多人都喜欢把《八月》和《一一》放在一起去聊，当然二者没什么可比性啦，离《一一》差得太远。但同样都是孩子，洋洋是杨德昌导演对自己的投射，很多话语代表了导演，《八月》不一样，小雷只是作为一个我熟悉的人，由他带领着我和观众去观察、接触他身边的人，但他不能代表我。我自己对影片的投射和寄托是在父亲身上。

那种孤独感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是享受这种孤独感的，包括现在也一样，我也没有刻意把它处理掉。因为人是需要孤独感的。你必须要和它相伴，不能对抗。独处和孤独是必需。

初创的时候《八月》有《一一》的影子吗？

张大磊：没有没有，因为题材相同，很自然的大家会放在一起对比。《一一》是我很喜欢的影片，但《八月》的创作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我并不是说要跟《一一》拉开距离，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样细微的情感，怎样从剧本阶段一直贯穿到拍摄之中？

张大磊：它没有跳脱出来需要我们去特殊把握，影片本身的设定是带着这种气质的，而且作为一个孩子，对孤独的理解无非就是无聊而已，有大把无法打发的时间。但这可能就是生活。

给小演员讲戏有什么技巧？怎样去描述这种情绪？

张大磊：不用描述。对非职业演员我没什么经验，我希望的是他本人就跟剧中人物最大限度的相似。他没有方法，但本身气质中就会带出来。这种孤独感是孔维一自己的。

金马奖时候是什么感觉？

张大磊：就像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想到。

你觉得台湾观众为什么会喜欢《八月》？

张大磊：我觉得台湾观众他们比较熟悉这种气质的电影，我受台湾新电影影响也很深，他们能看出来，所以跨越了接受的过程，直接进入到电影里面体会人物。不用先接受类型的训练。他们很敏感，对生活里很细微的情绪特别能去感受，也会愿意去感受。而且跟他们交流，我受益匪浅，我觉得他们比我懂 。

做了这么多国家城市的放映，哪里的观众反响是最好的，最能精准的去理解。

张大磊：除了台湾，鹿特丹也很好，观众很热情。日本观众的反应最大，因为他们跟台湾观众的观影喜好比较像。

还有哪些关于回忆的细节是未被放在影片之中的？

张大磊：其实《八月》里面不完全是我关于回忆的细节，我没有求它的真实性。如果要追求真实性，我们就做彩色了，有让人一下子就对号入座的效果。有些内容和情节是我在剧本中写了也拍了的，在那个阶段我野心很大，认为这些都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把我能想到的，我愿意再看到的，不加挑选的全都放进去。但是在做完后期整理的时候发现，这样不可能。我不可能完全追求真实，我想要的其实是味道。

我们在说到《八月》这样一部处女作的时候，总会说它有迷影情节。对此导演怎么理解？

张大磊：你说的是作者作为影迷的身份还是在电影中体现出来？

在电影中体现出来。大家好像很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放入致敬的梗等等。

张大磊：《八月》里面没有丝毫想要致敬或者迷影的点。我们看到的出现的几段电影片段其实和影片其它情节是一样的，是自然生长的。我就在那里长大，看电影不花钱，那些片子都看过无数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结尾的黑白转彩色，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张大磊：包括最后那行字，献给父辈，都是影片做完之后我们才重新补拍的。在这之前我们看成片都觉得不太够，好像影片结束在父亲的妥协、美好的逝去，都有点不够，会容易让人误解。我想应该有再完整的结尾，说明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去做的。所以就加了他们工作现场的画面，而且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梦，这是现实。

有人说，结尾如果这次现场拍摄的视频所拍摄的正式观众当下正在观看的《八月》，会更好，对此导演自己怎么看？

张大磊：也可以，但那可能就是另一部电影了。表达的就不同了。

在俄罗斯学电影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受一些俄罗斯电影大师的影响？

张大磊：当时没想学电影，就是想离家。那边电影史都会讲，公共课应该跟国内都差不多，但专业课很自由，基本就等于不上课。我在那边的六年更多的收获是来自自己，我有大把时间看片、胡思乱想。

他们会不会比较推崇社会现实主义、或者老塔这样的作品。

张大磊：他们不提。苏联的现代电影都不提，只讲过《战舰波将金号》和《母亲》等等。他们希望讲电影史，而不重点在某个个人。但我以前剪过塔科夫斯基的胶片，就是《镜子》。特别兴奋。

当时自己拍的短片是什么风格？

张大磊：启蒙阶段我有很强的独立判断意识，我认为好的电影、属于艺术范畴的电影一定得是先锋的、符号化的、天马行空的，所以大一拍的完全都是蒙太奇。当时老师让拍短片表现自己的心情，我找了一间四周墙壁都贴着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儿。

但当我到了大二看了《四百下》，才明白其实电影是这样的，那之后拍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更多真实的表达，知道该关注什么的事情。

下面都有哪些拍摄计划？

张大磊：有两部，分别叫《法兹》和《蓝色列车》。剧本定了，但是要先拍哪个还不确定。《法兹》是1999-2000年冬天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他们家。《蓝色列车》和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对人的关注，讲我比较喜欢的那类人的命运。有可能会在俄罗斯的边境小城市拍。

预祝拍摄顺利，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喜欢《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