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

棉花这个纪录片记录了棉花的一生，从种植到制成衣服的销售，我们普通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生。从记录棉花的角度去默默注视着这些普通的，平凡的劳苦大众，为了生活而努力，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平凡人。无论我们的生活被压力压迫成什么样子，我们总要体会它的美丽，就像影片最后，那铺满金色阳光的棉花地。

昨天看了2014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棉花》，主要展现了参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和最终衣物生产的劳动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要是以前，我对这部片子所聚焦的这群人的状态应该是不太能感同身受的，但是前不久因为一个小手术住院，同病房的就有务农的农民和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通过与他们的聊天，我才更深刻的理解了一些东西。

《棉花》开篇就是对棉农的采访，当他们说到农民的生活就是“辛劳又没有保障”时，我不禁想到，就在一周前，旁边病床的以种植蔬菜和中药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那对夫妻，跟我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其实，我对这个“没有保障”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因为我没有真正经历过他们的生活，我想可能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吧：

春天播种，要到秋天才能看到今年的收成，如果由于虫害或其他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导致收成不佳，不光可能赚不到钱，甚至还不够抹平这亩地的成本。就像片子里棉农说的：这一亩地的总成本是1160一年，1160以上就有收入，1160以下就啥也别想。棉花的收购价格是4元一公斤，达不到300公斤的亩产，就只有喝西北风去。

就算收成不错，由于市场的因素，导致价格被压的很低，或者销路出现问题，也会影响当年的收入。

还有就是看病的费用问题。虽然现在也有新农合这样的医保形式，但由于他们缴纳的医保费用较低，因而报销额度比较小，比如10000多的住院费只能报3000。其实我国的医疗费用算是比较低的了，但是像我旁边床的这对夫妻，2个月前刚做手术花了1万多，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又得来做一次手术，又是1万多，两次的自费费用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他们今年卖那2亩中药材赚的钱，感觉有点像电影《秋菊打官司》里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当地算是收入中等的，比他们条件还差的就更可想而知了。像江浙一带的更加富庶的东部农村地区可能要好点，但是像广大的中西部农村，这种问题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不是看病贵，而是可支配收入太低。

所以啊，片子里棉农会感叹：还不如去城里打工，至少干一个月就能挣一个月的工钱。可是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在棉花纺织长，在衣物加工厂，工作的枯燥就不说了，还会面临工作环境恶劣，比如厂房里没有空调，温度高达36度，还有就是有时工作时间会很长。一个女工说到：因为到城里打工，小孩就留在老家，她说她无法去引导小孩的性格成长，而且时间久了也会与孩子之间的感情疏远，在老家务农的话，虽然穷点，至少能把小孩带在身边。

整部影片的叙事基调十分的平缓沉静。作者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沉静的看着这群棉花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导演的共情之处细致入微。

对于我们普通的平民百姓而言，中国制造是什么。在棉花这条大生产线里，人们既依赖他，又被他束缚。这群人既想脱离这个生存圈，又不得不归属这个圈子，失去了这个圈子就没法生活。

在我看来，棉花说的就是普通人，棉花也就是普通人，芸芸众生，普通朴实，在人性中发光，放进人海又默默无闻。

新疆的棉农，河南远赴新疆的采棉工，广东棉纺工厂的制衣工，成衣卖场的销售者和采购者，共同串成了片中的一条棉花产业链。本片经过拍摄，剪辑，搁置，梳理，再剪辑，反反复复，历时八年，最终成片，定名为《棉花》。棉花在这里不是隐喻，不是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是所有人赖以谋生的劳动产品。双膝跪在地上播种棉花籽的农民父子，父亲耐心地给孩子传授种植的经验；远赴他乡日夜劳作的摘棉花女工，为生计愁苦却又对生活充满信心；告别故土多年在制衣工厂加班做活的男人，对故乡的农事怀念万分；卖场里扭动着身姿展示着新衣的姑娘们，艳俗的妆容却并未令远道而来的外商止步，后者毫不犹豫地签下大批订单，迫不及待地催促新单…这些素不相识的群体，各自扎根土地，前往土地，离开土地，从土地获益（或微薄，或丰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被同一条生产链拴在了一起。有人仅仅为了改善眼前的生活，有人野心勃勃地扩大商业帝国。细想有些出乎意料，但真实情况却也如此：社会主义中国大西北土地埋下的一粒种子，经过无数人的双手，最后可能装点了资本主义世界某条大街的一扇橱窗… 《棉花》这个题目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正是这种简单却具有一种宽泛性，成为导演把握素材和寻找核心思想的一个考验。实际上，这部耗时多年完成的影片，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内容和信息，层次丰富。在躬耕于棉花田的农人身上，我们总是体会到有点苦涩的温情，那是人性良善的一束微光，支撑着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活下去。这些场景也是全片最从容最舒缓的一部分。当镜头来到河南滑县一位摘棉工的家庭后，焦虑感渗透出来，年轻的农妇为生计忧心忡忡。这份焦虑感在挤满女工开往新疆的火车上，达到顶点，并且一直蔓延开来，无论是挥汗如雨的棉花地，加班加点的服装车间，还是催促订单的商场，这些人造风景形成的空间仿佛都被这种在当下中国占主导情绪的焦虑感吞噬。多摘几棵棉花，多熨烫几件衣服，多卖几条仔裤…在极为简陋甚至低劣的生存环境里，所有人都在卯足劲儿活着。这股上了发条的驱动力，令人在巨大的麻木中，可以忍受无休止的枯燥与重复。个体具体的幸福需求，被压缩到最低。 多年的记者生涯，令周浩具备了一种能快速融入新环境的能力。无论是《厚街》里鸡犬不宁的出租屋，《差馆》里正常上班的派出所，还是《棉花》里更衣的女工宿舍，这些不那么方便让外人进入的场景，都清楚地坦露于他的镜头前。但是，与另一位更善于潜入拍摄对象生活的导演徐童不同的是，周浩虽然走进了被拍者中间，却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也就是说，他在缩短物理距离的同时，又主动地拉开了心灵的距离。在这方面对比来看，徐的作品是带有温度的，连续“揭短”的镜头永远埋伏着下一场冲突，拍摄者主观迸发的情感在镜头前时常无法把持；而周则带着淡淡的漠然冷静，仿佛时刻在告诫自己要克制收敛，将主观的“我”压缩到最小，直至隐形。正因为如此一贯而来的客观，造成了作品本身无立场或立场模糊的状态，成为观众指摘的一处软肋。它在人物命运的挖掘和社会问题的批判上，走得还不够深远，缺乏尖锐性和力度。比如产业工人权益，女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中国农业经济长期以来的单薄落后，土地资源的被破坏等等，这些透露出来的问题，在片中也都只是点到为止。导演对此的解释是：只是观察记录，不做评判。于是选择后退而不是向前一步。希冀观众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所拍摄的一切。这点在他之前的作品《厚街》和《差馆》中就体现出来。导演对每个群体的情感分配，是非常平均的。情感偏颇只在观者心中。 倘若抛开一切的社会成因，进入到拍摄者和被拍者的关系中，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也许，在此用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来描述二者，会更为恰当，前者是日常的观察者，后者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对他们而言，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类的生活轨迹大抵如此。从这点上讲，周浩和他跟拍的那些将生命消耗在繁复劳动中的人们一样，也是一名手工劳动者。他们在建立好拍摄关系后，于各自的作业中，冷暖自知，互不相干却又甘苦与共。 原文连接 http://www.artforum.com.cn/column/section=film#entry7570

看了周浩拍的《棉花》，关于贫穷、阶级等，联想到自身的情况，又想到是不是自主的这个问题。所谓“天命”或者说“阶级固化”，是说社会有不同的阶级，我们出生在某一阶级之中，由于阶级本身的限制无法突破到更高的阶级中去。是贫穷导致短视还是短视导致贫穷？我想还是贫穷导致短视。进而人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我想大概是被动的：我们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接受什么样的影响熏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不同的环境教会人们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行为是思考的结果），也就是说，遇到事情思考不思考、怎样思考是环境所赋予人的。那么思考的过程是主动的吗？我想仍不是主动的，思考的过程是我们通过以往的经验对当下的信息的处理进而决策的一个过程。既然过往经验和当下信息都不是自主的，那思考的过程即也不是自主的。当一个人经历的、掌握的信息越多时，就越能够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决策。那么人到底有没有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又是什么？……那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不要努力呢？我们当然要努力。努力能改变什么呢？可能努力改变不了什么，但“努力”这个思想和行为是我经过思考决策形成的。我所掌握的信息告诉我不努力了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是会导致我的生活更加的糟糕的，所以我选择努力。

于此同时世界上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一开始就画好了轨迹的一条线，但是从这条线一开始，他就规定了接下来的每一笔的走向。最终画完的这条线就是我们所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