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国语

《万箭穿心》是去年口碑不错的一部小片，但跟主人公李宝莉的悲惨命运一样，影片在早先的宣传推广上接连出事，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热议。 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对人物命运的表现都显得“太中国”了，放大女性的坚强、韧性以及偏执之余，又找回了前辈导演在通俗剧上对道德伦理传统的关注（但没有大团圆结局）。从主角到配角，从汉正街到武汉这座城市，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强调在地性。影片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最后死的死、走的走，十年如一梦，很快散了。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所承载的意义好像还要更重一些。从家庭崩溃到人物内心情感的崩溃，《万箭穿心》都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痛击。有人总结说，《万箭穿心》的悲剧是由李宝莉的人物性格推动造成。如果带着感情色彩去看，我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然而，由于十年的时间跨度，影片不断强调这个家庭所处的城市空间，我更愿意相信，《万箭穿心》不过是中国步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案例之一（搬新家换新房）。正因为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片中比较善意地提到了风水问题。在中国的传统世俗里，那些无从解决、难以理清的东西，想来都是风水不好造成的。 可哪怕丈夫没出事，儿子没爆发，李宝莉的人生都是注定悲剧的。丈夫在她面前是典型的妻管严，对待儿子又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电影安排了一段对白，李宝莉提到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些原因导致她寸步不让的算计性格。她是没文化的城市人，丈夫是有文化的乡下人，家中大小事就变成了女性主导。当丈夫分到单位房子，他就试图改变这种落差，由新家带来的矛盾公开化，种下了后面的苦果。 《万箭穿心》出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房子（家）、工作（钱）和教育（下一代），不幸在于，无论李宝莉、丈夫还是十年后的儿子，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情感和信赖被放在了错误位置上。他们宁可在一个漩涡中消磨，拖延并继续下去，也不愿果断离开那个岔路口的家。或许，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之处，他们的生活无法离开家，家又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正因如此，我是如此喜欢《万箭穿心》的推车结尾，收得干净利索，令人动容。它意味着主人公决心走出恶性循环，不愿深陷在失败的生活当中。当什么都可以失去的时候，家也就不算什么了。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 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 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 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 这个故事怎样？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显然不能。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 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随着《万箭穿心》的上映，周围朋友开始了新一轮的诚意推荐，泪流满面者不在少数，几位公知名人更是把它列为年度必看。的确，由于某些原因错失上海国际电影节，紧跟着上演了退出东京国际电影节的闹剧，再到近乎零宣传的裸映，《万箭穿心》本不被看好。在“小片必须死”的定律下，它被寄以了不少同情。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有没有宣传，有没有被拿去跟《一次别离》作比较，放在这个商业院线里面，《万箭穿心》都是会以惨剧告终。 　　 《万箭穿心》是一部有优点的电影，它再现了时代跨度颇大的市民生活，同时，在反映中国式家变的主线上，影片也称得上充满代表性。无论夫妻关系还是母子关系，它都有一种奇特的荒谬，一种畸形的、丧失了传统儒家人伦后的荒谬，近乎虐心。然而，由于导演能力以及故事本身的缺陷，我对它始终保留意见。 　　 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被视为了一部良心电影，一曲中国女性任劳任怨的时代悲歌。可是，这并不是王竞第一次尝试良心电影，第一次用“主题深刻”来制胜，就像这不是颜丙燕第一次展现游刃有余的大变样表演（《老家新家》里的女村长）。《一年到头》的春运、《我是植物人》的医疗黑幕，仅从关注的题材领域来看，王竞已经比多数中国导演可敬——尤其是那些口口声声拿诚意来做电影的家伙。 　　 不过，我们经常会忽视良心和电影的区别，毕竟评判一部电影没有一个绝对的、可量化的标准。而就像我对《我是植物人》评价：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结果很多地方却做得不够。在我看来，《万箭穿心》也是做得不够的问题。以那个为了营造剧情高潮而存在的儿子为例，他这枚定时炸弹做得太失职了（好几个配角也表现得过于游离，完全是功能性配角）。莫名其妙不说，还直接导致故事欠缺说服力，完全泄了气。没错，他可以恨母亲（虽然令很多观众觉得万箭穿心），但这种情感仅仅来自于自说自话的闪回，更是被编导强调的恨意怨念。无论怎么看，它们都欠缺自然，也缺乏铺垫。如果仅仅是日复一日催着写作业，那过半数的中国家长恐怕表现得比李宝莉要摧残，进而演化成父母皆是祸害的网络声音。 　　 高考前夜的大雨，母与子来到了决裂边缘，可笑的不仅是突然病倒又突然病好的奶奶，更是那种生硬、刻意和做作的表现手法。当我最担心电影会那样拍的时候，《万箭穿心》偏偏就那么干了。类似桥段，编导可能有一两种好的处理方式，十来种稍微普通的方法，结果，影片选了最糟糕以及最该被避免的一种。好在结尾处，电影终于搬回了一点分数，干净利索，留有悬念，近些年这倒是不多见。 　　 《万箭穿心》是一部标准的“纷纷崩溃型”电影，电影人物也是我曾提过的“不快乐的中国人”（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183910/ 《浮生》），从丈夫、妻子到儿子，没一个是快乐的。男人在十年前的多事之秋崩溃，十年后的女人走到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挺了下来。电影的思路契合了当下人的内心所想，这过去的一二十年，过得不容易啊。城市不断扩大，社会不断发展，路越来越多，火车越跑越快……许多人曾跟剧中人物那样想过，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总该会变得幸福。结果，现代建筑予人的压迫和崩溃感却愈发强烈，现代病频发。 　　 影片把家庭分崩的原因归于李宝莉朋友说的风水问题，这是中国式的传统解答，但观众都应该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不过除了朋友两次提起，一段出门找老妈，电影根本没有真正解决那幢建筑的空间问题——怎么个道路穿心。十年武汉，这座城市到底带给主人公带来哪些可怕压力。 　　 打从李宝莉出场开始，这个女人的强势和斤斤计较就是贴好的性格标签。就连开场的那一幕，因为男人的“不行”，女人占据了这个家庭的支配位置，也成为了电影的主题。至于男人为何不行，答案就更加明显了。男权主义者会骂她命该如此，女权主义会觉得她不该妥协退让，然而，《万箭穿心》的问题并不在于角度和性别立场的不同，影片呈现的是中国人的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式的问题，有家庭方面，有教育方面，更有传统力量的缺失。 　　 无论李宝莉有多少人性光辉，很大程度，那是导演强行传递的信息。十年后，她头发斑白，在街头拿着扁担，没有任何的违和。我偏偏见不得导演要急于告诉观众，她很苦，她为了儿子饱经风霜。事实上，以她这种养儿防老的教育方式，以为上了大学就解决了一切，那跟笃信所有大团圆结局电影的观众一样天真（当然也很有代表性）。我始终不觉得，一个挑扁担的母亲和一个在机关单位上班的母亲在母爱上有何区别，但世人总认为，挑扁担的肯定要更具母性光辉，更有传统女性的精神品质。显然，《万箭穿心》恰好切入了这一问题，成功俘获了观众同情心。试想，李宝莉同样可以卖袜子卖到天昏地暗，然而，她吃苦耐劳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 　　 我会认同《万箭穿心》抛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有所感触，能够自我反思，像事出有因的惩戒、无法收拾的决裂反目以及每一个家庭悲剧的源头。但说它把事情讲清楚了，并且讲得很透彻，这个我是万万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