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本片唯一出现bipolar disorder是在男主去面试的场景里。他说：“bipolar归bipolar，我可以好order地去bipolar嘛。”

看到这句我笑了，整个厅里只有我一个人笑。

精神疾病中的disorder，仅靠患者自己是没办法让自己恢复到order的状态的。这句台词不止是男主这个患者的“不合理信念”，也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对精神疾病（尤其是心境障碍）的误解——为什么你就不能想开点呢？

双相障碍作为心境障碍，本来并不是必须要住院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如果按时吃药定期复诊，预后是可以很良好的。

但可悲的是，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社群的歧视和排斥会给患者的康复带来比生理病变更难克服的障碍。精神科医生只会开药，企业不接纳重新工作，邻居落井下石，家人费尽心力无法理解，这都不是个人可以改变的残酷现实。本片虽然只停留在了提出问题的阶段，但解决问题的本就应该是相关从业者和政府而不是文艺工作者才对，电影只需要从人文关怀角度体现足够的善意即可。

更何况，能看出来编剧和导演做过很多功课，在很努力地还原一个双相障碍患者可能存在的细节——遗传，环境诱因，高复发率，甜食刺激多巴胺分泌缓解轻度抑郁，躁狂和抑郁阶段性循环发作，最后回到水塘完成未完成事件……最重要的是，通过小孩表现出的同理心和接纳所带来的治愈效果。

虽然观片过程中很努力地在投入剧情，但职业病发作，还是忍不住想一些跟本片并不那么相关的事情。

比如那些看似能为“有心结”的人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教会和互助小组等，片中的表现不得不说很耐人寻味。

教会教导人们宽恕，但在剧情中，这所谓的宽恕只是伪装在神圣宗教道德光芒下的更深层次的怨恨。相信和秉持着这种宽恕的人，永远无法跟过去的自我和解，也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救赎。

各种心理疾病互助小组在美国很常见，香港应该也有一些，但片中表现的是精神病患者家属的互助小组，且也是倾向于略负面的描述。这些互助小组固然能提供一点社会支持和心理安慰，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遇到专业问题，还是应该求助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们至少是有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准则来指导工作的。

那么，精神疾病相关的专业人士是哪些呢？香港这方面的机制已经比内地健全很多，有psychiatrist，有clinical psychologist，有counsellor，还有social worker。但这四重架构，依然无法保证能照顾到患者的方方面面，因为精神病的治疗真的太需要同理心和无条件积极关注了，而这两样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提供的，仅靠专业人员那每周几小时的有偿帮助是不够的，昂贵的治疗费用也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的。精神疾病与其他慢性疑难病一样，都需要系统性的长期治疗，还没有医保。在这种情况下，重要他人（多半是最亲近的家人）的关心和理解就尤为重要，正如片中所提倡的那样。

香港尚且如此，内地更是无望。在缺乏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这两层机制，且心理咨询师被《精神卫生法》规定“不能治疗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所有已被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只有两条路——要么看精神科医生吃药（大多数精神科药物都有副作用）或住院治疗，要么隐瞒诊断自己找咨询师治疗。政府和社会从未想过如何接纳曾经的精神疾病患者重新进入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刑满出狱的人。

普通大众能做的，除了学习拥有一点同理心，不要落井下石之外，是不是还能推动业界和相关政府机构，在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政策性帮助方面（如精神科药物和治疗进入医保体系）多做一些探讨呢？

让我来捋一下……所以最开始就是一个富人家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儿的精神文明建设，让儿子去打拼女儿去嫁人，结果眼瞎的女儿放着众多追求者不嫁看上了一个穷司机，婚后发现思想无法沟通生活水平还下降了非常多，抱着嫁鸡随鸡的态度不离婚但又忍不住逼逼老公，成为全家的精神毒源，把老公逼得不回家把小儿子逼出了国断绝关系，唯一心软的大儿子虽然很有耐心照顾她但终于有一天被逼逼得受不了把她弄死了的故事。

影片主要焦点集中在大儿子身上。大儿子弑母被判定精神病住了一年院，出来备受歧视找不到工作未婚妻也恨他，听起来很惨吧？往回倒一点发现，他之前工作体面和女友感情也很好，但没事借了几百万去投资输了还不起的情况下和女友一块贷款买房子，拒绝女友把他妈送去敬老院由专人照顾的建议还扇了人一巴掌，发展到后来把工作辞了专门去照顾他妈。

这个片子简直就是向我们展示一个人是怎样把一手不算坏的牌打得稀烂的，同时还展示了一个家里的一颗毒瘤是怎样危害到整个家庭的。

要我说，整个家的大毒瘤就是这个妈，她家里有钱读过书，长得也不错，外在条件其实很好了，但因为自己的缺爱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结婚对象，之后一边缺乏离婚的勇气，一边又没法静下心来好好经营已有的生活，而是既没本事折腾又忍不住觉得亏，最后选择用情绪控制的方式试图让全家人都觉得亏欠她。

最拎得清的就是小儿子，懂得努力找到生活的出路并和坏影响切割干净（顺便说一下，我一点不觉得他不孝，愿意出钱就是他的心意，谁的钱还是大风吹来的啊，人家不愿意和没法相处的人待在一起有错吗）；老爸的做法是最符合人本能的——你要的情绪供养我给不起，但我可以跑哇，用自己的技能挣钱养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还送一个出国留学已经是他的能力极限；大儿子，怎么说呢，一个是傻，一直在试图满足这位公主病妈妈的内心空缺，但这是个黑洞啊，怎么都填不满的好吗？他不仅看不清这一点，还被内心的道德感绑架得非常严重，觉得把自己妈送去敬老院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原因我不想听反正就是不行？？？二个是有赌徒性格，不然怎么会在无法偿还的情况下去借钱投资？三个是眼高手低，出院后明明经济状况已经那么不好了，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去找原来那种体面的工作？找不到宁愿坐在家里让腿瘸的老爸出去开车。

说回电影，冲着曾志伟去的，表现在期待范围内吧；余文乐全程面瘫，反正我是没从他脸上看出来什么人物性格；妈妈倒是演的不错，至少我看了几分钟就开始烦她了。全片价值观非常左，片尾还加上了关爱精神病患者的字幕……反正我是不吃这套的，我身边的非正常群体，我觉得没有危害性的自然不会歧视，真有那种天天嘴里絮絮叨叨拿着菜刀出门的不报警才怪呢，谁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啊！

应余文乐资深粉丝Michelle小姐的推荐，在排片不太理想的周末去看了下午场的《一念无明》。观影前 Michelle特地关照我，这是罕见的粤语对白放映，可放心原汁原味品尝（事实证明这确实对理解电影起到了灵魂渗透的作用）。这几年在因缘际会之下，余文乐成了我在大银幕上见过最多的香港男演员，在这个港片式微的年代。一方面前去应援一下余先生，一方面也算是为明日的金像奖颁奖作个前瞻。

如预期般，这是一部很丧的，且无解的电影。从一开始男主角躁郁症患者阿东被曾志伟饰演的父亲领回一个鸽棚一般的立锥之地时， 电影就试图告诉观众：他被困在这里了，思想和肉体，以及进路都被困在这样不舒服不自由的方寸之间。逼仄压抑的气氛贯穿始终。虽然从名为医院的牢笼中出来，现在开始阿东的人间修罗场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他人眼里的大逆不道的弑母精神病犯人，阿东几乎不可能再成为适用于这个社会的小小螺丝钉，于是乎找工作碰壁，昔日友人更无暇给予真心实在的关心，女友的所谓宽恕也不过是套着宗教外衣的变相叱责。

可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电影里有两个高频词汇，一个是“青山”，一个是“扑街”。前者指的是香港青山病院，也是港片里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梗，约等同于骂人，后者指的是废物，阿东母亲常年责骂他的口头禅。面对阿东无解的人生，父亲曾志伟听到最多的建议是“送回青山咯。”这建议来自同样活得卑微的左邻右舍，以及事业有成的另一个儿子。于是他才会说：做人真是左右为难，做个扑街倒是很容易。虽然活在半梦半醒之中，阿东却还是保持着极高的道德规范，这大抵出自人物本身性格中的冷静，敏感，正义，柔软。在医院里捡起父亲烟头；在朋友的婚礼上呵斥宾客：虽然我是青山出来的，我都知道要尊重人，麻烦你们不要讨论房子，钱，戒指，今天到底谁结婚？而这种一句话都没错的“挺身之举”被放大了来看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发癫。病前病后阿东所处的世界都绝非友善。

当然《一念无明》 并不单纯讨论一个有问题的人回归社会有多难，而是植根香港这个小盆景，大到社会情感生态环境，小到家庭单元的悲喜和睦，是怎么影响着单独个体的命运，是怎么激发一个人，又毁灭一个人，而现代社会这套固化的审判视角又是怎么运作出一系列新的隐形悲剧。于是剧本打造下的阿东成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人物，承接了原生家庭的不幸，事业不顺，个人情感障碍，虽然他努力排除母亲发疯，缺乏父爱的生活阴影，谈着一份平凡的恋爱，抱着普通的结婚买房的梦想，兢兢业业研究股票投资，却还是成为了一个苦难综合体，并一步步形成生活的苦循环。医院的五分钟冰冷问诊和宗教信仰都只能更雪上加霜。这是编剧写得过于彻底的地方，把阿东的发癫合理化。 恶劣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之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简直是比地震海啸还恐怖的存在。在父亲车祸后的一场戏中，面对儿子憋在心中多年的责问，曾志伟把一个废物父亲的无奈演得震撼心灵：我是个没文化的人，只识得开车，赚钱，不识得怎么做人老公，做人老豆。这场情感充沛激荡的对手戏让我看得头皮发麻，你认识到家庭情感的缺憾，但你无能为力。

阿东父子所居住的“72家房客”单元里形形色色的邻居以及曾经的好友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生态环境。电影好就好在每个角色都具有对这个社会草木皆兵的“攻击性”，同时也兼具“被伤害性”。带着可爱男童的单身母亲余师奶也是个活得不如意的人，视儿如命的心态下却是简单粗暴的爱，教育儿子做人就要向上不然怎么娶妻生仔，在不侵犯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做着表面的好人，一旦嗅到危险便会非黑即白地做出内心的判决。当阿东在超市吃着巧克力发病时她选择了袖手旁观，众人逼阿东父子搬家时她选择了煽动。同样活在今不保夕环境里的她没有理由和力量去怀揣信任。一副香港底层贫穷社会的恶性循环与所谓理性的嘴脸如此近地展现给了观众。人都不是坏人，徒有可怜。这对母子关系可以说是悲惨的阿东母子的一种参照，类比。当影片最后余师奶在天台上给了一直与阿东玩耍的儿子一个耳光时，说着“你懂什么呀。”这似乎昭示着另一段扭曲故事的开端。相比较而言，房客里另一个看似不良少年的男孩则充满了同理心。而阿东的金融才俊好友Louise则在一通看似敷衍的“忙得要跳楼的。”的电话后真的跳了楼，不失为为这个他们所存在的世界蒙上一丝现实又戏谑的色彩。

电影在后半段的转折事实上来自曾志伟的角色。影片开始时自言不会做父亲的男人参加了社区互助会，开始看心灵类书籍，试图和小儿子沟通解决方法。直到被曾经疼爱的小儿子一句“送回青山，不要搞了。”所激怒。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外包别人来做的，现代社会的这套便捷省事以求效率，闷头闪躲，回避爱与责任的法则，让他彻底失望也彻底醒悟过来。打火机和香烟被重重甩在地上。那一瞬间老父亲脸上愤怒夹杂疼痛的表情让人觉得槽糕生活离你真的就是那么近，这种逡巡在布满灰尘的楼道里的生活之痛，我相信比金像奖其他某青春题材提名电影里表现的成长疼痛要真实多了。

父亲的角色在疼痛后开始发力，他质询房客众人：光是他有病么，我也有病啊，我有高血压，你儿子也有哮喘，这些病并无不同，倒在路上是不是都会让家人担心？导演借曾志伟之口道出了真相，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谁能做到真的身心健康呢？还不是人人都有一座“青山”，源于不信任，不安全感，被伤害，被压抑。电影虽无解，阿东痛哭流涕后的面孔也依然牢牢存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好在父亲用一把无形的钥匙在结尾处打开了一扇门。让误解的继续误解，不友善的眼光也注定继续追随，阿东的后续我们也不得而知，父子的关系却回到了纯白的原点有了生机。

在这部电影中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余文乐与曾志伟的双男主，因其角色与演出缺一不可。在此也预祝二位在明天的金像奖中取得好成绩。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有些电影，我们一直记着，情绪或场景总会萦绕在我们心头；也有些电影，观影之时如何不停赞叹，待至结束便不再能想起。《一念无名》是后者：作为一个整体，它饱满成熟；从细部看去，同样值得细致分析。可一旦从黑暗中离身，我们便不再能想起什么。一切都消失不见，为什么？

反正，看完《一念无名》后，我不再能记得什么。也许对一些情节有回忆，但里面的情绪于我早已消失殆尽。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另一部电影，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是否因为两部电影都在讲述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力抗拒的痛苦之事，才令其显得有些许相似。对于《无人知晓》，我也不愿去想起什么，观影的整个过程是让人痛苦的。是枝裕和虽然极为克制地呈现出几个孩子的生存状态，将情绪的感染限制到最少，但整部影片就像从清水里滚落的刀子，虽然不割人，却也让人心惊。

相较而言，因为导演（“作者”，风格）的消失，《一念无名》同样能够客观呈现一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困境，而不介入同情或批判。但这种“满”的寻求与是枝裕和的日常化的“空”是有区别的。《无人知晓》完全按照日常生活的节奏进行，这会让我们恍惚觉得确有其事。而《一念无名》走在另一极端：建立在一个精心打磨的剧本之上，并让各个影像元素（摄影、表演、配乐等）尽量表现出来。

“用力”是我们能够指责本片的一处地方。剧本是用力的，满是戏剧性的冲突；表演是用力的，因为使用的方式是用演员的表情来反反映情绪，而不懂得蒙太奇效果（库里肖夫实验）；配乐是用力的，一旦有情绪起来就要迅速跟进……也就不用提，不断通过闪回来交代过往剧情的老套做法了。这样，它就远离了日常生活的松散，变成一出苦心编撰的悲剧。

在苦难面前唤起同情性，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在《无人知晓》里留下的泪水是自自然然的，我们被真切地感动。但在《一念无名》中，苦难的接连袭击让我们丧失了共情的能力，我们只是遭遇到“难受”，但这种难受挤压在内心，却无法被释放出来。整部影片都在这种”满打满算“的精准计算中完成，生怕遗漏了无力的片段。从细处看去，各处也许都有让人惊喜的地方，但合在一起就丧失了灵魂。一部不错的处女作，却不懂得给观众留些回味的余地。如果有一些留白或无意义片段，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