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

“......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有结局的。绝大多数的生命难道不就是一系列不完整的片段吗？”1948年，杜鲁门.卡波特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写道。此时，年仅23岁的卡波特已然成为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对文字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可以捕捉到细微末节的情绪变化。

1959年，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时报》上发现了一则新闻：堪萨斯州城农场主一家四口被谋杀。灵感立刻被激发，在此后的六年间，卡波特不断深入事件内部，走访大量和此案件相关的人，并见证了这桩谋杀案的侦破、审讯以及行刑等重要环节。

1966年，以此事件为原型的小说《冷血》问世，这部小说开创了“非虚构小说”的写作风格，并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之作”，卡波特也因此成为“非虚构文学”的奠基人。

《冷血》成就了杜鲁门.卡波特，让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声誉和财富。然而，在卡波特的生命中，这仅仅是一个辉煌的片段。然而，《冷血》也在他的生命中投下巨大的阴影，让他无法继续写作下去。

1984年，杜鲁门.卡波特因为酗酒过度，在朋友家死亡。如何来定义卡波特的死亡，是登顶创作巅峰的狂喜，还是深陷在“冷血”泥沼中的郁郁寡欢......或许，当他从报纸上剪下那则新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走向死亡了。

2005年，美国导演贝尼特.米勒拍摄了一部名为《卡波特》的电影，这部电影重现了同性恋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生活片段和《冷血》的写作历程。

《卡波特》是一部很典型的传记电影，导演贝尼特.米勒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杜鲁门.卡波特，扮演者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凭借精湛的表演获得了第七十八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和第六十三届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

在我们欣赏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一个作家短暂的一生，也是走进卡波特敏感冷酷的内心的旅程。他知晓一桩谋杀案，以此作为创作的开始，逐渐深入到案件中去。他和凶手佩里成为朋友，在长时间的交谈中，他们成为了朋友，但他也清楚凶手必须受到严惩。

通过聊天，他知道了佩里的童年生活，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卡波特告诉他的朋友，他说，他和佩里就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他从前门出来了，但佩里走的是后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共享着同一种生活，他们被主流社会排斥在边缘，那里充满了遗弃、自杀、暴力和绝望。卡波特用文学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佩里却在不幸中迷失了自己。

在《卡波特》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来源，同时，还可以知晓，非虚构小说中隐秘的诱惑：善恶博弈。

作家和凶手

卡波特第一次见到佩里的时候，就被佩里独特的气质迷住了，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默契，也是死亡的气息。案件中的佩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成长中，他并没有得到家人更多的关爱，而是目睹了酗酒的母亲死于自己的窒息物、哥哥和姐姐在他们正年轻的时候死亡、他唯一的亲人就是并不爱他的小姐姐。对于父亲，佩里的感情很复杂，他爱父亲，但这种爱无法表达出来。

童年岁月造就了佩里极端、敏感、冷酷的个性。没有人在意他的感受，他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对于这个世界，佩里只有恨。但是，佩里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喜欢旅行、经常写日记、喜欢音乐、有艺术天分。

作家卡波特走近佩里，他发现，佩里就是阴暗处的自己，尽管他从未承认过，尽管他自认为是写作技术高超的作家，但佩里还是一点一点瓦解了他的故作坚强。卡波特和佩里有着相似的童年，不负责的母亲、冷漠的继父、被寄养在亲戚家的孤独......佩里和卡波特因为这场命案交汇了。

这场意外的相遇也拉开了非虚构文学中的善恶纠葛，在佩里的眼中，卡波特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理性、富有、敏感、自信......他羡慕卡波特，把他作为朋友，帮助他完成小说的写作，甚至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卡波特身上。

对卡波特而言，佩里也是特别的，他真实的面对过往的不幸，在挣扎中保持着某种艺术感受层面的天真。这个从“后门”出来的佩里就是卡波特的另一面，卡波特在佩里的身上看见了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东西，那些经历、那些不愿意面对的孤独、那些无爱的岁月。

佩里告诉卡波特，其实他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只是，向善的过程太难。从他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杀人犯了，尽管他还没有动手。屋子的男主人用阴狠的眼神看着他，直到他变成杀人凶手。卡波特想过一万个佩里杀人的理由，却没有想到，仅仅是因为善良太难。作为作家的卡波特，是从这一刻开始逐渐崩溃的。

遇见佩里之前，卡波特骄傲如上帝，他冷眼旁观世间一切，用精准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遇见佩里之后，他逐渐走向人性的深渊，他内心的善恶标尺逐渐模糊，直至深陷。

小说和救赎

写作小说是作家的工作，卡波特选择了最难的一种“非虚构写作。”

始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坛的非虚构写作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写作模式和美国当下的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充满动荡和不安的时代，反越战的游行示威、黑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民权运动、贫民暴动、反主流的嬉皮文化的流行......这些事件扰乱了宁静，让美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

紧随其后的就是一些新事物的出现，这些事物和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现实变得混乱、离奇、不可思议，置身其中的美国民众需要重新来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路十年代的美国文坛也处于危机中，在时代的激变中，很多作家找不到合适的写作方式，他们只能见证时代的变革，而无法将其变成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卡波特率先开始了“遵循事物本质”的写作方式的实验，他放弃了文学中的传统手法——隐喻、神话、讽刺等，而是用文字描绘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文学语言真实地记录社会上的时间，让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可以了解到与其相关的社会环境、人性善恶等等。

《冷血》的问世，让卡波特的“实验”成功，这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也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监狱中的佩里将卡波特视为自己的朋友，在他帮助卡波特写作的过程中，他的刑期一次又一次被推迟，本已绝望的佩里在卡波特这里看见了生的希望。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可以走出监狱，重新开始生活。这一切都是卡波特始料未及的，他害怕佩里逃过这一劫，而他成为历史罪人，他更害怕目睹另一个“自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这种人性中的纠结和挣扎正是非虚构作品的魅力。

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要做的是对美国大部分现实生活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卡波特记录下真实的种种，却迷失在了“真实”中，对作家来说，这莫过于一种诅咒，卡波特就是那个被诅咒的作家。

成功和死亡

卡波特的《冷血》问世之后，他的写作生涯进入巅峰时期，各种赞誉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他欣然接受。然而，在这热闹的后面，卡波特却开始进入绝境。他参与了佩里最后的人生，用目光送他走向另一个世界。事后，他打电话给朋友，他说，那是个可怕的体验，他永远忘不了，也无法为就他们做点什么。

佩里死后，卡波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怀疑中，原先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冷眼旁观的作家忽然陷入了自己的黑暗面中，他走在“冷血”投下来的长长的阴影中，看见死神在暗处召唤，他渴望得到解脱，摆脱善恶的拷问，于是，他接受了死神的邀请，和死神做了约定。

佩里杀了人，理性被绞死，卡波特却在这种正义的死刑中崩溃了，他看着另一个自己消失在眼前，却无能无力，他的精神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他忘不了佩里纯真如孩子的眼神，忘不了佩里敏感如自己的情绪，也忘不了佩里曾经那么用力的想要展示自己的良善。

“......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有结局的。绝大多数的生命难道不就是一系列不完整的片段吗？”他可能也不会想到，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居然成了自己的陷阱。身为作家的卡波特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是令人羡慕和嫉妒的，然而身为“卡波特”的卡波特却是失败的，他迷失了自己，陷入幽微的人性中最难解的部分，他看见了人性中隐藏的脆弱和残忍。

他们死了，他还活着。然而活着的意义早已随着佩里的死亡逐渐瓦解了，在卡波特后来的人生中，他始终没有走出人性善恶的挣扎中，“让人流更多泪的不是未应验的祈祷，而是应验的。”

电影结束了，可关于善恶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尼采曾说，与恶龙搏斗，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太久，将被深渊吞噬。卡波特走向了深渊，留下了“非虚构文学”这样的新模式，给人性的善恶之舞提供了更好的舞台。从六十年代至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优质的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也展现出了人性中的复杂。今天，当我们在此审视非虚构作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应希望，所有残破不全的灵魂都将在通往光明的路上得到治愈。

如果你从《狐狸猎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贝尼特•米勒的创作特点—尽管只有三部长片，对于非虚构类题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孤独、自卑人格的着迷。某种程度上，自卑的另一边很可能是自负，是毁灭。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毁灭，以实现悲剧性的陶醉。真正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他从不为他片中的人物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诡辩，他只是尽可能地呈现，却又为他们的孤独划上了注脚，为他们的自卑立下尊严。

首先贯穿三部长片的一个特点在于共通的人物关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处的阶层与社群接纳，派瑞渴望被人们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阶级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过赛季的成绩自我证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联盟，同样证明自己，不同仅仅只是二者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点球成金》）；杜邦渴望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只是获得母亲的认可，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阴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赋与优势的人面对戴夫显得手足无措，幸福—最普世、最滥调的词眼却是这两个灵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猎手》）。通过两个同质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开矛盾与冲突，形成戏剧性。

《狐狸猎手》的开场，马克在一群小学生中举起自己的奥运金牌，进行着价值20美金的演讲，悲壮而又古怪。僵硬的肢体动作会让观众在给予同情的一刹那又会犹豫几分，光是动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场关于可被称作“爱国者”的自尊的顽强保卫战。他的desire是什么？成绩？似乎他已经有了。是家庭，是幸福，是认可，是面对成功无法调和的渴望与代价之间的冲突。杜邦相比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无不对他保有得体的附和与回应，但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杜邦初见马克的一场戏，贝尼特•米勒不寻常地给到了一个远景，强化了他的神秘感。转场到书房时，他在与马克握手前电影给了一个反打镜头：他望向画外，观众此时会误认为画外空间仍有人存在，结果实际上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他的母亲。相比儿子，这位母亲的信息显得更加神秘，出场都是行进过半时，但不可否认，她的威严与权力借着她的马匹笼罩在整个庄园之上，正如她的存身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儿子以及庄园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关系成为了更加具体的共感—利用关系。卡波特作为精英作家的傲慢与自负，体现在他与片中每个人的交涉中。首先是开场白、俏皮话，然后便是真正此行前来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总有对方无法拒绝的自信；然而这样的话术却又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短短三场他与其他名流间的酒会社交戏，我们领略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能力，往往承担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比的孤独，与渴望被接纳。在狱中，卡波特对派瑞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世界就会将你当作怪物般看待。卡波特如果没有书与所在阶层的认可作为入场券，他古怪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样会被这些打着领结喝着马提尼的人当作怪物。时常评价电影人物塑造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复杂性便是，从不以单一性格或者特点作为人物成立的基础。他对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经验作为自己被认可的垫脚石也是真，二者从不矛盾。临刑前面对派瑞的抽泣我绝不认为这是卡波特—一个可以轻松调用自己话术与情感实现目的的人—在与名流时的那种逢场作戏，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远去，能够与我共振的灵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牺牲他以此换来通往多数的门票。

卡波特为自己的新书《冷血》所做的试读会这一场戏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钟便诠释了二者的实际关系，同时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景别运用与平行剪辑。

景深处的观众模糊而富有距离感，卡波特此时的顶光呈现出的冷色调也体现着他的孤寂。

侧拍的反打镜头，卡波特的渺小一览无余。

反复前一个正反打镜头，加剧观众对于此时卡波特心理状态的认识。

切到派瑞翻书的特写。然后切到面部特写，似乎回应着卡波特的朗读声。

POV视角，派瑞看到被狱友临刑前的画面。

切回卡波特的试读会。注意此时的机位与试读会刚开始时已经有了不同：镜头逐渐拉近。由之前的远景到全景。

派瑞的特写也相呼应地拉近。仿佛此时卡波特的听众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千里之外的死囚。

景别由之前的全景切到近景。此时暗示观众，台下的听众似乎已经对卡波特的新作建立起了一定的认可。

切到台下的听众，加强了之前的暗示效果。

景别此时已经变成特写。即使是朗读，也仿佛进入了交响乐的终章。卡波特的新书的确非同凡响。

切到派瑞的POV，讽刺感瞬间出现了：靠着派瑞的口述经历，千里之外的作家正在接受着即将到来的欢呼与喝彩；而此时的派瑞，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

二人心性相互共振，却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利用—被利用关系，镜头语言已经说明。

与开场相同的机位，更近的景别。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此时的反打又回到的开场的远景。镜头的暗示或者说迷惑实则只是假象。卡波特的确收获了认可，但他自己，似乎对于这种认可表示怀疑——与听众的距离并没有因为掌声而拉近。或许，派瑞对于卡波特而言，是一只付出感情的玩具，而卡波特自己，又何尝不是上流社会把玩欣赏的玩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