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

时至中午，在沙发的睡梦中醒来，身上又加了一床刘先生半夜起来给我加盖的被子，阳光明晃晃的洒满整个房间，厨房里有刘先生洗碗和忙碌的声音，感觉疫情尾声的春天来了，我心里默念道。

每天醒来其实都无真实感，不知你们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后来我才找到了答案，这种不真实感源于内心对现实世界的失序和失控。

坐在餐桌旁等着刘先生热菜，选中了一部《音乐家》，开始和刘先生安静的边吃边观看，我想，音乐能否带走忧伤，什么时候可以大步地的走在阳光下。

1941年，冼星海，化名黄训，受命到苏联为《延安与八路军》做后期，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想从新疆边境回国，辗转到了阿拉木图，穷困潦倒，得到了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一家的帮助，于1945年，40岁，最终病死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影片通过回忆录的方式，以一个哈萨克斯坦小女孩的视角叙述，冼星海与这对帮助他的哈萨克斯坦母女（拜卡达莫夫的姐姐及其女儿）的故事。战争笼罩着每个人，冼星海直到去世的最后五年一直想回国，但是期间也见证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古国，阿拉木图的人民，在经历着什么；

哈萨克斯坦母女，小女孩总是在暮色及一篇烟雾中寻找着自己的父亲，一直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询问每个人，为什么要有战争，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时光交错，冼星海在延安的妻女，也在岔路口等着，问着父亲会从哪条路回来，就像当年从哪里离开

那首中国的童谣，在哈萨克斯坦小女孩和冼星海女儿的口中，同时唱起，心中的期盼，这一刻没有国界，恍惚觉得似乎都没有分离战乱。

战乱中，有人拼死守护音乐，比如拜卡达莫夫，拼尽全力也要守住音乐给人民带去希望，说出，即使饿死了钢琴家，还有小提琴家，哪怕最后只剩下吹长笛的，也要坚守住，但最终还是没有守住乐团，大家飘零四方。

也有人用在酒和音乐之间，曾经的一名小提琴手，选择了酒，用小提琴也换不了酒，最终这个失去家人的可怜人，狂乱的敲响了教堂的禁钟，望着窗外远方美丽的暮色，抱着小提琴，一跳而下，钟声一直未停，这是为他自己敲响的丧钟，也是冼星海目睹这一切的希望之钟。

冼星海看着战乱中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困苦，在一个小阁楼中，坚持不懈地创作着，写出了《神圣之战》、《阿曼盖尔达》、等经典作品并修改完成了《黄河大合唱》。

与国的距离，最近的一次，马坎其，与中国只隔了一道铁丝网，却也无法跨越，他的离开，小女孩会很伤心，问着自己的母亲：“阔克”为什么要走？母亲告诉她：因为他有自己的国家。不能靠近，就每天坐在铁丝网下，看着对面的祖国边境，仍然努力创作着，直到病逝。

每个人都有想要坚守的东西，是一把小提琴，是一盘影像，是家人，是国家，是思念。

看看窗外，也已近暮色，小区里传来小孩喧闹的声音，但仿佛世界又是轻而美好。打开手机，听着悠远的声音：

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

那里有一生最重的思念；

你远在天边却近在我眼前，

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我一直以为，看剧场表演也好，看电影也好，看书也好，如果看罢之后久久不能忘怀，甚至难以释怀，那么这就算得上是好作品。《音乐家》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一部在伤心痛苦中给人无限希望和力量的作品，也是一部让我观影后花了足足一天多的时间才慢慢缓过来的电影。

我不是电影院的常客，也总不看好他人的推荐。朋友们说，像我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简直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那天下班前，我草草查了查手机，发现晚上六点多有一场《音乐家》，便楼上楼下跑了几次，鼓动着几个要好的同事下班后和我一起去看。“你这个人竟然要去电影院？还主动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去？”同事们投来了诧异的目光。“什么电影？”同事们陆陆续续的问我。“《音乐家》，讲冼星海的。”我连忙开始“推销”。“哦，就是黄河大合唱的那个冼星海？”“是啊，是啊，走，我们去看！”我继续怂恿。“那就不要了，要去你自己去。”人有的时候真是离奇的默契，在面对我提出的这个“奇葩”提议时，大家虽没有见面，更没有事先商量，但回答却如此一致。

有人说我一定是太喜欢音乐了，所以想了解一个音乐家的生平。有的人说我是多此一举，冼星海大家早已不陌生，为什么要没事跑去电影院看一部人物传记？可为什么呢？一个不爱去电影院的人非要赶在下班后马上跑去一个距离远而且完全陌生的电影院，并且是牺牲自己的晚餐去看一部文艺片？？？

一个人最大的精彩和最深刻的伟大无疑在于他大气磅礴的家国情怀和人道主义，这部电影再次向我展示了这一点。而这，值得我“冒险”、挨饿和痛哭，这也许是对一个伟大灵魂起码的报偿。

我从刚会讲话就开始听《黄河大合唱》，中国的大型交响乐作品中，《梁祝》和《黄河》无疑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关于冼星海先生，我们也许在书上看过他的故事，看过他的传记连续剧，看过电视上对他的报道。然而对于冼星海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我们很多人却知之甚少。也许我们会为这位伟大天才的英年早逝、客死他乡而惋惜，但我们却不知道，在生命中艰辛惨淡的最后时光，他是怎样用生命去谱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乐章的。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几乎是一刻不停地从头哭到尾。电影一开始，一场空袭在火车站的上空无情地开始，短短十几秒的时间，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失去了稚嫩幼小的生命，悲伤的母亲无助地哭泣着。人们是那样的迷茫而恐惧，生命是那样卑微而脆弱，战争中，人如蝼蚁，流离失所和生离死别成为了家常便饭。在生命和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梦想显得那么的空洞而遥远。使命无法完成，来到异国他乡几经辗转的大音乐家成为了街头的流浪汉，他饥饿、身无分文，看着其他抱有才情的人或成为用酒精麻痹自己的行尸走肉，或拥挤在剧院的角落里等待职位的施舍或死神的光顾，或弃乐从武在战场上以战士的身份了结此生······在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里，音乐成为了激发人们斗志和生活勇气的精神武器，然而，音乐家却成为了社会上无足轻重的多余分子，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讽刺。

伟大的人不是因一生创就伟大的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而称之为伟大的人。而是在于生命面临抉择的时候，生存或毁灭，平凡或庸俗，坚持或放弃，他总能在挣扎中选择光辉积极的一面并为之奋斗。而这样的人，也才配得上我们平常所说的那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在回国无望的艰难岁月里，无法投入祖国抗击敌人的战斗，无法完成此番远行的使命，无法再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内心强烈的愤慨、压抑和痛苦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音乐家的心中，血流不止却难以拔除。直到生命终结，魂归离恨，遗憾依旧无法消弥。然而，他把苦难化作前进的动力。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以音乐为武器，完成着生命中最后一次升华。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音乐家冼星海跑到边境线上的那几幕。烽火狼烟下的祖国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可是一道边境线挡住了归路。边境的哨兵被他深深感动，破例让他每天在边境线上多呆一会。可是没有人敢放他回国。毕竟那时局势动荡，就算过了这条边境线，他也会死在刚刚踏上国门的那一刻，甚至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无助的他伸手抓握祖国的土地，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深深融进这土地里面。自己的祖国在打仗，可他却只能呆呆地坐在边境线之外没有希望地盼望着。这是一种怎样痛苦到无以名状的折磨和残忍。

终于在异国他乡，他孱弱的病躯被消磨殆尽，没有等到祖国的胜利，也没有一点妻儿的音讯。然而，历史让这位深爱着自己祖国的音乐家成为了不朽，在他的音乐里，他伟大的生命得以重生！

伟大的音乐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电影中冼星海正是在不断创作中发现音乐的力量。

远离家乡，在异乡的冼星海，语言不通，没有收入，居无定所，食不果腹，通行证过期不能回国，这一切几乎让他崩溃。

流浪的小提琴手让冼星海选择，要酒就跟我走，选择音乐你就自己走吧。冼星海拎着小提琴离开了，他不知道还能去哪儿，但他知道音乐是自己无法放弃的。

人如果不能自我拯救，那就将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流浪的小提琴手终于走投无路，在教堂的钟楼上敲响自己命运的丧钟后跳了下去。

而另一边，举目无亲的冼星海，却化悲愤为力量，将生命投入到了音乐创作中，完成了对自我心灵的拯救。他在异乡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安放之处。

原刊載於個人網誌 //blog.zty.cc/6235

　　二０一九年是《黃河大合唱》問世八十週年，在《黃河》首演紀念日的四月十三號，北京國際電影節選擇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拍的電影《音樂家》（張遂遂、哈依夏．塔巴熱克編劇，西爾紮提．亞合甫導演），作為開幕式放映影片。《音樂家》以《黃河》作曲者冼星海流浪前蘇聯地區為敘事範圍，尤其集中刻劃冼氏在哈薩克斯坦生活、創作的事跡，展示大多群眾不甚瞭解的「人民音樂家」晚年面貌，相當珍貴。《音》片計畫自五月十七日起，於大陸地區各地影院公映，然在正式上映前，已有多地影院開始「點映」，於是我有幸趁此方便提前觀賞此部電影。

　　在《音樂家》之前，亦有涉及冼星海、黃河議題的影視作品，如一九七九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怒吼吧黃河》，講「文革」末期恢復演出《黃河》之情事，自話劇腳本改編；一九九四年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冼星海》，以傳統愛國主義敘事手法，描述冼氏創作《黃河》過程；二００五年由多方出品的電視劇《冼星海》，有偏離史實、徒增虛構之感，尤其為滿足大眾口味，加入冼氏赴法留學邂逅金髮女郎露易斯，畫蛇添足；至二００九年，大陸與澳門合製的電影《少年星海》，更是「關公戰秦瓊」，大幅置放不合史實的情節，招致學界惡評……

　　而澳門出生、多地遊歷、創作刻苦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其實也因諸般原因承載過多「敘事」，以致其真實面貌難以示人，甚至冼氏晚年流浪前蘇聯時，創作多部較具藝術性的聲樂、器樂作品，至今也難有演出機會。冼氏代表作《黃河》，常年演出「文革」時期改編版本，至於原版究竟如何，始終未受太多關心。對於長期研究冼星海生平及作品的我而言，聽聞《音樂家》的公映消息必生興致，但也不免擔心，是否《音》片也會如同前述各類影視作品一樣，淪為遮掩歷史的應卯產物？

　　《音》片沒有過份的煽情與花邊，故事交待清楚，也不會予人突兀尷尬之感。電影伊始，冼星海參與膠捲剪輯工作的短暫鏡頭，及隨之而來的空襲、逃難場景，明快緊湊且有效地交待主人公的處境，以及特殊時期的慌張不安感。籠罩全片的戰爭背景，飢餓、貧窮、失落、死亡種種細節，足令觀眾沉浸其中，且無龐大主義教條壓迫喘不過氣，顯見編劇及導演在敘事的手法上，有較為人性化的見解，這是與之前相關影視作品的較大區別。

　　冼星海客居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的情節，看似片片瑣事，可從中頗能窺視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心理狀態。城市、劇院，樂團指揮（拜卡達莫夫）、指揮胞姐（達娜什）及達娜什女兒（卡莉婭），諸多圍繞在冼星海周遭的人和事，豐滿故事厚度，也讓觀眾更為親近冼星海作為「人」的層面。早年左貞觀考察，冼星海在哈薩克庫斯塔奈曾與俄籍猶太女子結識共居、形似夫妻，但各界因「為賢者諱」多避之不談，《音》片雖未表現前述段落，但隱晦地暗示冼氏與達娜什、卡莉婭的「類家庭」關係，呈示大局之下人物的必然緣份，情理之中、尺度合宜，絕非俗套的為戀而戀。

　　可以推測，電影中插敘冼星海記憶中的中國（延安）情節：與髮妻錢韻玲的甜美生活、與女兒冼妮娜的天倫之樂、接受組織任務啟程、中國抗戰的艱辛、作品在延安演出的情況……，或為避免敘事過於單調呆板，也相當程度地維護著冼星海的形象，表現其心繫祖國、思念家人的重要意志。無奈這股意志，與時局（世界戰爭、軍閥作亂）所限，交互形成全劇揮散不去的衝突，提高電影的可看性。

　　在主敘與插敘之間，電影使用冼星海創作的兒童歌曲〈只怕不抵抗〉作為黏著劑，一方面，冼星海在阿拉木圖教卡莉婭演唱，而卡莉婭以生疏的中文及不全的音調唱著旋律，既表達對完整家庭、親人關愛的念想，也控訴戰爭的殘酷；另一方面，在延安牙牙學語的冼妮娜唱出該曲，體現家國根源的牽引力量。童真質樸的樂聲，將兩條敘事線短暫合一，觀眾應可體會故事主人公內心的複雜交錯。

　　吾輩已難單憑文獻，知曉冼星海生命最終歲月緣何輾轉數地，又如何創作不輟。不過《音》片提供尚為合理的敘事：因戰事緊張，阿拉木圖樂團解散，冼星海奉派赴邊境小鎮繼續音樂創作、演出及教學工作，又因時局變動需遠離邊境、改赴他地，並在一次演出中病倒，方被送往莫斯科療養，最終病逝，得年四十。其中，冼星海欲闖邊境被阻，以及大雪中在邊境遙望祖國，隔著鐵絲網輕抓一把中國雪堆，最終無奈離它遠去，幾乎沒什麼言語對白，卻情感真摯、不流痕跡。或許這種沉默，某種程度也反映不諳俄語的冼星海，在流浪前蘇聯地區有苦難言的狀態。

　　在電影首尾，各有一小段旁線倒敘，即一九九０年中年冼妮娜與卡莉婭在阿拉木圖的相認互動，既作為情節補充，亦收束故事，平和安祥地完結全片。

　　演員表現方面，我認為《音》片是一部實力雄厚的作品，雖然網絡上不少言論涉及不習慣胡軍演出藝術家而有差評，但這純屬刻板印象，實則胡軍不少面容、肢體，充份傳達出一個幾乎「失了根」的文人，如何擺蕩於期待與絕望之中，我甚至認為胡軍扮演的冼星海，最像一位真實的「人」。而來自哈薩克扮演拜卡達莫夫、達娜什及卡莉婭的演員（恕我未能記清姓名），甚有水平，技藝精湛。特邀扮演錢韻玲的袁泉，以及扮演中年冼妮娜的劇雪，科班出身，戲劇經驗豐富，尤其片尾劇雪帶話劇式的臺詞表演，誠懇流露。

　　《音》片也存在幾處問題：「交響詩《阿曼蓋爾達》」字幕寫成「交響組曲《阿曼蓋爾德》」（但畫面中樂譜上的題名正確），應該是翻譯失誤未校勘而致；所謂《黃河》的改編曲樂譜，除題名更動外，五線譜上所寫看似仍是《阿曼蓋爾達》旋律；胡軍演奏小提琴的畫面與音樂未能吻合，也缺乏演奏特寫；片尾字幕敘明冼星海曾就讀「上海國立音專」，應為「上海國立音樂院」，說明歷史細節問題的考證還有進步空間。但綜覽全片已很大程度地還原時代，包括道具及音樂的設計尚能考慮全面，甚至片尾一小部分試圖還原延安版本的《黃河》音響，難得可貴。這部由冼妮娜作總顧問、在「一帶一路」及《哈中合作拍攝電影協議》背景下拍攝、以我國重要音樂家冼星海生平為主體的電影，總體而言確是較為成功，值得一看。

有幸在2020这么特殊的一年，看到这部电影，这是一部能激发爱国情怀的电影。 看到这个二战背景下的故事，身处疫情的我们，虽然不能和当时的环境和局势相提并论，但是真心的感到，在世界动荡，国家危难的当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多么盼望阴霾能够早日散去，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工业、科技、经济能够正常发展，不要再有新增病例、不要再有死亡，世界和平、人类安康。 乱世出英雄，音乐无国界，艺术是永恒的，艺术家是珍贵的，在身在异国心系祖国的环境中，冼星海盼望归国的心情，应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面对相隔一道铁网的中国，近在咫尺的归家之路被战火无情阻隔，他心中的那种无奈和焦急，牵动着观众的人，然而悲剧的是他始终也没能回到祖国和亲人的身边，当那首《黄河大合唱》在电影里响起，我大概才真正听懂他。 回到当下，中国在怡情中的优秀表现，真的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结、自强、有韧性的民族，所以我们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赶超世界。此生入华夏，无悔中国人，无论你在从事什么行业，无论你当下是困难还是满足，请你正直善良，和祖国一起砥砺前行。

一

江河奔腾、不舍昼夜，诗仙李白曾经感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圣杜甫曾经乘舟眺望长江沿岸星辰低垂的原野，记录下水天之间「月涌大江流」的壮阔。长江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一代代人生长于斯、歌哭于斯。上世纪30年代，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土沦陷、山河依旧，青年作家光未然创作了组诗《黄河大合唱》以唤醒同胞共赴国难。1939年，作曲家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

看了讲述冼星海人生故事的的传记电影《音乐家》，看电影的时候想到了唐朝诗人杜甫，和杜甫一样，冼星海也曾将江河融入自己的创作。他们都命运多舛，犹如漂萍四处浪迹，但是一直未忘忧国。他们在忧国中创作出的作品犹如江河，流传不息。

杜甫出生在一个官吏之家，走上仕途既是家族对他的寄托，也是他个人的志向。然而造物弄人，他的一只健笔能够写出惊风雨的诗句，却无法写出符合科举考官心意的文章。饱读诗书的杜甫屡试不第，他唯有蛰伏在唐朝的首都长安等待政治机会。他没有等来登上天子堂的荣宠，四处奔走为达官贵人献赋呈诗仅仅让他谋到了小吏的差事。唐朝的叛将安禄山起兵反唐，攻陷长安，曾经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皇帝李隆基携杨贵妃出逃。在纷乱的时局中，杜甫被叛军抓捕。

出逃陕西、辗转甘肃、栖身四川，诗人杜甫发出了「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一洗苍生忧」的壮志难酬，杜甫因为囊中羞涩而英雄气短， 「囊中孔羞涩，留得一钱看」。当西南的生活无以为继，杜甫携家带口前往湖南，准备投奔在那里为官的旧识。然而旧识亡故，杜甫只能带着家眷乘船在湘江上漂流，「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杜甫原计划带领家眷北上汉阳从汉江走水路抵达长安，然而他身染重病，天不假年，最终，一代诗歌天才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辞世。

二

电影《音乐家》刻画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冼星海只身飘零哈萨克斯坦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冼星海和杜甫一样生逢乱世，一样为自己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不息创作。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澳门渔家，自幼显露出不凡的音乐天赋。通过一路的勤学苦练与负笈深造，上世纪30年代，冼星海成为了上海滩著名的作曲家，他供职于百代唱片，他的音乐作品又叫好又叫座。30年代末期，受到延安精神的感召，冼星海放弃了在国统区优渥的生活，毅然前往延安投身红色革命。

1940年，冼星海接受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制作配乐。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冼星海几经辗转，落脚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当时的首府阿拉木图。胡军和袁泉主演的电影《音乐家》让观众得以知道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际遇，得以知道妙手天成的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千锤百炼以及创作者在创作功底登峰造极之前所经历的千难万险。

音乐没有国界，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冼星海凭借自己的音乐才华打动了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因为拜卡达莫夫的援助，冼星海有了栖身之所与工作赚钱之机。在「国破山河在」的悲愤中，冼星海奋笔创作。他根据带领哈萨克斯坦人民抗击沙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民族英雄阿曼盖尔达的事迹，创作了交响乐《阿曼盖尔达》。

音乐家有自己的祖国，身在哈萨克斯坦的冼星海时刻盼望回到中国。然而因为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冼星海无法取道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回国。在「归路从此迷」的无奈中，冼星海在异国痴痴遥望祖国的方向。

多年的漂泊摧折了冼星海的健康，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被转送到莫斯科接受治疗。然而天不假年，1945年，四十岁的冼星海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辞世。

三

评价与被评价是创作者的宿命，杜甫对唐初四杰的作品有共鸣，然而在杜甫生活的时期，有文人认为唐初四杰的作品流于平庸，杜甫质疑那些批评者只有描绘花鸟的功力并无擒纵瀚海巨鲸的道行，「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正是在反击批评者、为唐初四杰正名时，杜甫写下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这样流传千古的佳句。江河万古，流水不朽，和江河同样不朽的，还有杜甫的诗句。

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推崇李白天马行空的浪漫，也被杜甫记录的民生多艰所感染。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这首诗中写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晚唐文学家韩愈也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人间等待好的作品，人民呼唤好的创作者，好作者携好作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诗人杜甫、音乐家冼星海创作出了光焰耀人间的好诗、好曲，他们的作品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鸣。他们的诗、曲之所以不朽，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正如清代诗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身处国家危亡之际，杜甫、冼星海为了倾诉家国情怀呕心沥血「赋到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