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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他们的世界，我们的忏悔。
如果青春是个梦境，那么我希望自己一梦不醒。 当牯岭街昏暗街灯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时，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少女静静地滑落，倒在血泊中，少年却想努力扶起她，唤醒她，一如唤醒曾经稚嫩而倔强的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认定了的那个方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 于是他的青春依然停在那里，是那些个躲在睡觉的狭小隔间拿着手电写下彷徨不安心情的夜晚，是贴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相片，是靶场草垛旁与初相识甜美女孩并肩而坐的午后，是电影片场上方阁楼里窥视成人污浊世界的片刻，是听落魄的少年头子讲述英雄梦想的澎湃夜晚，是当着所有成人的面操起棒球棒击碎教导处吊灯的决绝，是推着车听尚有骨气争辩的父亲讲述人生格言的路途——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哈尼在被山东从背后推倒在车轮下的前一刻，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用自己认为最意气风发的方式，寻求对一切问题最符合道义的解决。那本最厚的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后的信仰。 所以小四父亲在被秘密警察和冰冷讯问室摧毁最后一寸尊严以前，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那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台湾都未曾改变的信条，无非是努力可以成就未来，无需为未犯过的错道歉，是最简单的道理，是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小猫王在从监狱接待室转身离去时，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他真的接到了遥远国度巨星的回信，他从一首首被翻译的支离破碎的美国歌曲里窥见了生命未知的精彩，下个拐角，依然是《A Brighter Summer Day》。在他的相信里，那张碟片从不曾被公务人员丢入垃圾桶，就像牯岭街少年在暗夜里不曾停止奔跑的脚步一样，永远被定格在不朽的时光里。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了，要么仍在假想里微笑着，要么像小四一样愤怒地反抗了。 杨德昌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驾驭力，以有如上帝视角的沉静、深邃、冷酷也温暖的回眸，将1960年代台湾少年压抑挣扎的成长画卷完整地呈现在后人眼前。被重现的是真实不造作到可怕的血气，让观者不断苦笑摇头深呼吸的少年心思，是暴力苦味，甜蜜陷阱，是从成长这场大戏仓皇逃离劫后余生的我和你。 被重现的还有大时代的烙印，那烙印从昨天到今天，世世代代，一点点肢解着身处其中的人对世界的想象，决定着人们通向明天的路途。被时代抛于海上孤岛的乡音，一遍遍回荡在牯岭街小贩叫卖的夜。族群割裂的真相，举起的刀子划破一切政治宣讲的温情谎言，毫不留情地划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肚囊。少女在命运的抛甩中成长为完美的机会主义者，用纯洁的微笑打动少年起伏的胸膛，然后和白色恐怖铸就的破碎家庭的追赶打骂一道，将少年最终通往被神救赎的道路彻底封死。 那年，她说——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可是，世界却真的变了。坦克不再轰隆隆，孩子们不再穿着童军服。再恐怖的，都有尽头。 到了终于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侯孝贤，有杨德昌，真好。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已经赢了，侯德健知道。 所有关于青春二字的鲜活也残酷的真实，都在这四小时里。所有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命运无奈无力的真相，都在这四小时里。 若你在他刺出刀的一刹那真的惊呼，还有忽然被掩住的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认真与它告别。那未曾被周遭重视被自己承认就无疾而终的一切盛大的骄傲的飞扬的残忍的冲动的私密的时刻，它死去已久，叫做青春。 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在最悲凉的时候，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命运里，和他一样，反抗这个操蛋的世界。无论是对着具体的人，还是对着无耻的机器。 愤怒是少年的誓言，是杨德昌的勋章，是遥远土地的悲壮史诗，是只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墓碑。 而在这早已醒来的无梦世界，循环往复的是蹉跎，是谎言，是口里说着算了吧的无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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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从牯岭街少年到儒者杨德昌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3 ) 转载一篇影评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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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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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电影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先看了这篇影评。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电影因影评而变得伟大。就仿佛鱼翅因为它的名号而贵重，否则它只是一碗粉丝一样，对于食用的人来说，不被告知的鱼翅和真正的粉丝不会有任何区别。
4 ) 打KISS，泡MISS。。。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5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锋利如“刀” 杨德昌导演的巅峰之作
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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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小时，7刀，1个被毁灭的世界
有一部电影，我一直不太敢写，那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让我想起许鞍华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在《牯岭街》的影像面前，文字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它太丰富了、太庞杂了，光是写剧本，杨德昌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拍摄，又用了近一年，最终的成片将近4个小时，片中出现的各色人物超过20个，支线繁多，彼此交叉……
可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关键在于，可以进入这部电影的角度太多了，它就像是一个周身布满入口的黑匣子，无论从哪里进去，都能触及一部分核心。它具备广阔的解读空间，而每个角度又都能逻辑自洽，而不只是点到为止。
这就让评论这部电影，显得尤为困难。看似怎么写都可以，但实际怎么写，都会留下遗憾。
还记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大二那年。从半夜看到清晨，看得昏天黑地，只模糊记得屏幕上黑压压的一片，夜景很多，白天很短；只记得小明的脸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苍白；张震的少年英气，也在昏黄的路灯下，氲成一抹阴郁的愁云。
那时眼中的《牯岭街》，像是一首青春挽歌。
我看到的是小四的童真，失落在小明的现实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纯情少男，在一个早熟少女面前，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们是两个世界，他们是两种时间，他们是盛夏与凛冬，他们是天真与荒芜…他们是毫无交集的另一个完整的对方，那样决绝的一道裂痕，就匍匐在他们中间。
然而，他们又偏要遇见。
而遇见，是最残忍的对决。
小四是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学习好，沉默寡言，那时的学生都加入帮派寻求庇护，小四却始终是个局外人。
可是，他一点也不软弱。
当滑头故意挑衅的时候，小四并不退却，抄起球棒就要挥下去，幸而老师出来制止。那时，一旁的小猫王是这样奉劝滑头的，“你别看他是好学生，你要是跟他搞上的话，他跟你玩真的！”
这就是小四，碰见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会不计后果地跟人拼命。无论那东西是尊严、是女孩、还是内心的干净……
他第一次打架，是为了小明。以一敌四，毫无惧色。
他被“两幺拐”的混混儿们围堵，是因为小明；被滑头和手下们威胁，也是因为小明。
哈尼死后，他找到心灰意冷的小明，向她告白。
那一刻，军乐团的演奏始终在响，由低徊到高昂，像是为这次告白助兴，却也淹没了许多知心话。
就在音乐声乍停的一刻，我们终于听清了小四，他大声地说：“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
这段配乐是剪辑师陈博文一点一点剪进去的，他让军乐声随着人物的心情起伏，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就像是小四与小明的关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最终归于沉默。
和小四不同，小明在同龄人里，显得不合时宜，她成熟得太早，有很多人爱她，她也爱很多人，这是她的生存法则。
渐渐地，小四看清了小明不可救药的“放荡”本性，于是，在那个宁静的傍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他将刀狠狠刺进了小明的腹部。
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每一刀，都将整个刀身没进去，不留一丝余地。
那样笃定，仿佛只要消灭她的肉体，就能戳穿美丽的幻象，毁掉那个虚伪的世界。
这就是年轻时候，我眼中的《牯岭街》，可以看出年轻的生猛劲儿和虐恋的血腥味道。
后来第二次看，小四和小明的情感线已经淡去了，我开始留意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哈尼。
如果说有“主角光环”这回事，那光环有一多半，都在哈尼的身上。
从南方避祸归来的他，一身海军服，披着风衣，出现在众人面前。简直像是归隐多年的侠客重出江湖一样。
而他的精神气质，也明显与身边那些蝇营狗苟的喽啰们不同。
一个帮派的老大，往往是最先看淡一切的那个人，倒是身边的小弟总不安分，闹出很多事端。
哈尼，是小四的精神偶像，而小四，是年轻一点的哈尼。
他们接触不多，话也不多，但心意相通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呢。
那一次促膝长谈，哈尼提起自己看《战争与和平》，其他都不记得，唯独记得里面的老包，全城人都跑了，只有他要和拿破仑拼命，最后被警察抓走。
他把《战争与和平》归为武侠小说，他敬重一个孤胆英雄。
最终，哈尼的选择，也和老包一样。他孤身一人，来到“两幺拐”的地盘，一人对几十人，最终惨死在车轮下。
哈尼的死，对小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然影片并未过分渲染这次死亡留下的阴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之前之后的小四，已判若两人。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决绝。
当小虎带着手下从黑暗中走来时，身边的人都在退却，只有他拍着篮球，不屑地迎上去。
当两个帮派的火拼结束后，他从尸体堆中辨认出了山东，他拾起一把刀，问那地上的人：“哈尼，是不是你杀死的？”
当从前那个拽拽的、到处和小四做对的滑头，死里逃生后，竟变得乖顺、懦弱，他向小四诚恳地道歉，但小四却甩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为在小四的眼里，“妥协”比“邪恶”更令人不齿。滑头看似“从良”的改变，在小四看来，却是最后一点尊严的丧失。
哈尼死后，小四成了哈尼，成了那个孤身犯险的老包。
他想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的苟且，是理想主义的覆灭，是所有被世界改变的人们。
所以，他把刀刺向了小明。
因为小明说，“傻瓜，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句话，就像是整个现实世界，对小四发出的嘲讽，所以，他要刺死小明，那原本不是情杀，而是一次对现实世界的复仇。
最近，第三遍看，我看见了那些沉默的大人。
小四的父亲张国柱，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对什么都不满意……
那是民国48年，正值台湾的戒严时期，小四一家从大陆来到台湾，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对未知的恐慌中，他们不知会在这里住上几年，也不知怎么回去，更不知怎么安顿此刻。
对于那个肃杀的时代，杨德昌寥寥数笔，用不断穿过街道的坦克，做了最好的诠释。
即便如此，父亲张国柱仍是那个坚守原则的人。
小四被冤枉作弊，他跑去和教导主任理论，据理力争，导致小四被记了大过。
在回来的路上，他对小四说，“我希望这件事对你，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鼓励！”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听到这话，我觉得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可是后来，因为受到大陆老师的牵连，张国柱被警备处叫去，审讯了一天一夜。
回来后，他彻底变了。
变得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听见一点响动，便叫起全家人一起抓贼。
他甚至抱着妻子痛哭，“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
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
坦克已经碾过来了，你可以选择欢呼，可以选择闪开，也可以选择跨上马、扛起长矛，一往无前。
就像是父亲的朋友汪狗那样，早早便决定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是小四，却选择，和这个坚硬的时代死磕。
这部电影的夜景非常多，异常昏暗，这也刚好是那个时代的颜色。
而小四，总是提着一个手电，在黑暗中摸索。那光虽然微弱，虽然不足以照亮一个世界，但是小四却固执地点亮它，那是他的希望。
可是，在那光亮中，他却看到了和滑头在一起鬼混的小明；看到了一辆辆冰冷驶过的坦克；看到了横尸遍野的火拼现场；看到了大人们，从顶天立地的汉子，哭成了颤抖的孩子。
最终，小四把手电还给了剧组，他放下了这一丝光亮，也放下了所有的可能。
他拿起刀，走上街头。
其实这个时候，杀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泄，是把一个抽象的世界具象为一个人，为内心的愤怒，找到一个实际的出口。
就这样，小四在街角遇见了小明。
他狠狠地刺上去，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
其实，杀一个人，一刀足矣。
可小四杀小明，却足足捅了七刀。
我想，其中的一刀，应该是刺向滑头的，刺他的假仗义、真懦弱。
还有一刀，是刺向山东的，那是替死去的哈尼复仇。
一刀，是刺向小马的，他本以为小马是哈尼一样的孤胆英雄，却不想他只是个极度自恋的富家公子。
还有一刀，是刺向剧场导演的，那个导演曾经称赞来试镜的小明，“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自然。”小四回他：“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还当什么导演啊！”
或许还有一刀，是刺向父亲一样的大人，刺他们曾经是好的榜样，如今却魂不守舍地活着。
最后，还有一刀，刺向谁呢？
不知道，答案就悬在空中，似乎可以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又或许，重重落在原地，砸向当下的世界，被所有人听到。
小四在杀人时，嘴里不停喊着：“没出息！不要脸！”
这是父亲在责骂二哥时，说的话。
现在，他把这话，回骂给了这个冥顽不化的世界。
它能被所有人听到吗？
或许能吧。
可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又不断想起影片的结尾。
小四被判死刑，后因未成年，改判为15年监禁。
宣判后的一天，小猫王来看望小四，他想告诉四儿，他把自己录的歌寄给了真的猫王，他还收到了回信，猫王在信中说，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么受欢迎，他很感动。
那首歌叫：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今晚，你寂寞吗？
而小四的故事，就如同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一样，注定只是仓促时光里的一件小事。
7 ) 你的青春有几刀——从杨德昌到岩井俊二的青春片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