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麻將

                   ——观《麻将》
    又见青春。
    又见一桌青春的赌局。
    麻将，团团而坐，缺一不可，却各自心怀鬼胎。杨德昌总是有这样过人的机智，以麻将做为一个群体隐喻，红鱼、香港、牙膏和纶纶四者缺一不可，台北灯红酒绿的夜色下，年轻的阴谋蠢蠢欲动。
    红鱼，好像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才思敏捷，头脑灵活，却在实现自我价值的交叉小径上不知所终，自大地认为着没人可以猜得透自己。当然，他也有自己崇拜的人，那就是他的父亲，那个曾经只动感情不动脑筋的人，那个曾经欺骗了整个世界的人。而当红鱼发现“戎马半生”的父亲与文静的女教师殉情的时候，他的世界观显然瓦解了。他是为红鱼而死，他只是尝试着用了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红鱼，欺骗并不能真正给人带来快乐，他穷尽最后的努力来制止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坏。性格再倔强观点再强硬的人在一个为之消逝的生命面前也显得是那么苍白，心力交瘁。
    当看到昔日风流成性的香港在三个更为老练和冷酷的女人面前崩溃得无可复加时，你是为这个浪子默默伤心还是大喝其罪有应得？这个情场杀手终究被情所害，被欲望所淹没、吞噬。可见，满含欲望的恶之花怒放起来一定是惨烈而不计后果的，救赎的灵光永不再现。
     比起香港和红鱼的鲜活切实的恶，纶纶只是个可怜的孩子罢了。你甚至没办法怪罪他，他只不过迷失了而已，就像曾经的我们那样。真正的迷失，不是喝啤酒飞叶子，不是和异性频繁交往，而是心灵上的迷失，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讨厌自己，痛恨自己。我想说什么呢，那会儿，我们也好像每天都在没理由的难过和伤心，但在当时，也的的确确是真正的伤心。纶纶不也正是如此，他的羞怯和茫然也就注定了他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少年冒险者。
     至于牙膏，不过是个可笑的角色罢了。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已，不顾任何的禁忌和原则，只为个人欲望而战。与他人不同，我们可以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向自我的灭亡而丝毫不感觉心痛，至少之于我来讲，如此无视理想和感情的人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
     纸醉金迷的台北容得下夜夜喧嚣，却容不下四个不安分的少年。当物欲的需求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显现的如此强烈的时候，欺骗和罪恶的诞生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这是一个群像的悲哀。曾经共同作恶的少年分崩离析，象征着一代人的瓦解，影片尖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叠现。杨德昌对当下生活的深刻洞察借这样一个激烈而挥霍的青春故事表述出来，给我们留下的是危险和顿悟，还有些许的焦虑和遗憾。
     闪烁的霓虹灯下，暧昧的十字路口旁，繁华落尽的都市里。
     今夜，台北的少年就要出动；
     今夜，台北的少年有始无终。
 

   91年的《牯岭街杀人事件》让世界认识了杨德昌，也引发了电影舆论界对于台湾新电影潮流的深一轮结构性评价，杨德昌本人确实可谓是华语圈中不可多得的电影悍将。杨的风格，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以小见大，以近及远，以小型的人物种群表现一整个时代台湾社会的共性，从思想、情怀与关注方面达到一种史诗级大作的水准。96年的这部《麻将》，虽无法达到神作的高度，但其绝对可以称作是杨德昌风格的再演绎再发展之作，可谓是杨氏风格完全成熟的代表作。因此，没看过《牯》，你不能说自己看过杨德昌，没看过《麻》，你不能说自己了解杨德昌。
  我丝毫不打算浪费口舌解读该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的一切元素，因为杨德昌的片子在视听方面的东西早已被人嚼的稀烂，炒冷饭丝毫没有半点意思。而杨的片子总是会涉猎社会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展开全面论述，没等说出个所以然绝对就会把我的头先搞炸。然而，马特拉，这个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个概念，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拿她与它说事，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马特拉，在该片中是一位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台湾，起先是为了找她曾经的男朋友，后来就开始无厘头生活的20岁出头身无分文的法国女孩。马特拉并不是其真名，而是红鱼与仑仑给她取的不伦不类中文名。这个法国女孩美丽，青春，勇敢，并且似乎很重感情，为一个颇为混账的白佬不惜从法国只身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样的女孩，可以说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伴侣。所以，马特拉成为该片中最惹人喜爱的角色，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本人必须表明一个态度，就我看来真实的马特拉是一个反复被操的角色，且不论她是一个有多任性的女人（身无分文不计后果地跑到台湾），就所谓操守来看，或许也并不值钱，她自己说过，为了生活，做什么都无所谓（虽然她最终跑了没干妓女这行）。她夹杂着前后两个男人，白佬，仑仑，在二者间反复不定，总是乖张且歇斯底里，虽最后看似归属了仑仑，在蓝色的环境光中二人忘我地亲吻，仿佛是导演安排的最终救赎，可我们不要忘记，马特拉与两个男人，两个代表不同文化背景，地域差异的男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最根本的是靠性与“寄生”来维持，于是在片中马特拉与二男人间的深度交流戏，无不伴随着睡觉，打炮，半裸，亲吻，抚摸，吃饭，抽烟进行。那么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几乎不可能给予太过乐观的期待，甚至可以说，马特拉会在不久以后又被别人操，管他是谁，只要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这就是一位真实的马特拉。当然，有人会说，干，你这根老逼，你凭什么这么绝对？那就让我再挑明得具体点。还记得那位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不，白姐与马特拉在片中只见过唯一的一面，但白姐却对小马一见如故，感叹小马真像十年前的她，并且还给了她几张名片，有问题来找她。白姐到底看上小马的哪样，难道是她为了爱的义无反顾？显然不是这样。白姐十年前为了20美刀就可以劈腿，花20美刀就可以操她操得天昏地暗，为了生活这女人放下一切尊严、人格、原则，寡廉鲜耻，敢说敢干，在被操中逐渐跻身上位，竟成了一个成功者的范例。无原则，敢干事，在异地他乡求生存的心理，是马特拉与白姐最为相似的连接点，后来剧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这三个关键词，也就成了解读马特拉的切入点。
  马特拉不仅仅是个女人的称号，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个概念。白佬这个混账在片中颇为意味深长的谈起过，马特拉是台湾岛民一种共有的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就是对于个人生存空间，生存地位的支配，直白的说，骗钱，打炮，搞到更加上位的社会地位，管他是用什么样不择手段的途径，这本身就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价值取向。OK，那些类似于白佬，还有那位曾经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的老外们纷纷跑到台湾发展，无外乎就是希望在一个市场与价值极其混乱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打廉价的炮，赚容易骗的钱，尽可能支配可能范围内的一切资源，且不计任何后果。毫无疑问他们或多或少都成功了，然后则带有着他们白人祖先征服东方市场的优越心理，在公共场所大放人种优越论。白佬说，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现在马上就要到21世纪，同样又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台湾将会变成世界的中心之一，只要马特拉这种价值取向仍是广大岛民的追求。这是活脱脱的后殖民主义言论，更是活脱脱的现实。因为马特拉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个寄生的概念，一个被操的概念，在各种被操中发芽，成长，逐渐获得一定的既得利益，然后反过来，从被操的对象成为操的主体，操的比以前还要来得凶猛。纵观片中的所有人物，谁不是渴望着去操马特拉的角色，即使本身被操得一塌糊涂。最明显的莫过于一向演另类角色的张震，操过这么多女人，结果最终却被三位占有上位资源的女BOSS操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丧失自我，不知后事如何。这里小小八卦一下，他的外号叫做“香港”，这片是在96年杀青的，从杨德昌的导演视角出发，那三个女BOSS究竟代表了近现代史上钳制香港的哪三股势力，稍微明白历史的人估计很快就有了答案。在杨德昌眼中，香港的命运似乎比台湾更为多舛，被操得更加无奈，马特拉的程度更为彻底。而反省了马特拉，妄图超越马特拉，其结果可能是血淋淋的，红鱼的老爸骗了一辈子后自杀，红鱼在幡然悔悟之后行凶杀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操与被操之后，他们最终渴望一场反叛，可惜在社会的洪流价值面前是如此的无力，最终只能靠自杀与杀戮来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悲催的。联系大陆，何尝不是如此，整个华语圈何尝不是如此，只怕比台湾岛来得更加血淋淋，更加无原则，更加被操的不亦乐乎。推己及人，以小见大，从台湾本岛推广到整个泛华语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的诟病，杨德昌的厉害之处莫过于此。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骗人的人，一种是被骗的人，红鱼曾不止一次地对此津津乐道过。其实稍作修改，这话就更有意味，这世界上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马特拉，一种是操马特拉的人，而夹在这二者间那一道鸿沟中的人群，则是一群自以为是却又被操的体无完肤的四不像。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前一阵儿很流行一句话“认真你就输了”，我很不喜欢这种鸡贼的价值观。但如今，认真、天真、真实、真诚……的确已经成了贬义词，成了愚蠢和二缺的代名词。以至于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最喜欢的俩字是“天真”（因为他要把我喜欢的字刻成印章之类送我）时，他连问了我三遍，真的吗？不开玩笑？
真的。不开玩笑。愚蠢和二缺未必不好，精明和世故也不一定总那么好。（当然喜欢不代表能做到）

如果说杨德昌《麻将》里的四个少年是在玩一场人生的牌局，那赢的显然是认真的那个。
在父母那儿只学到自私欺骗，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厚黑无耻的红鱼，在父亲醒悟之后，在发现自己搞错了报复对象之后抓狂了。一贯利用别人玩弄别人的香港，在发现自己才是被别人利用玩弄的那个之后崩溃了。牙膏呢？又纠结了一群因为利益集合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继续走下去，会有什么在路的尽头等他？而不愿欺骗马特拉，尽力保护她却又对其无所求的伦伦，最后却得到了马特拉的爱。
当然，当然，这部片的说教意味太重，类似“马特拉”、“接吻”等象征意象太过明确，在艺术性上似乎稍有不足，但我还是很喜欢，觉得是部好片。一是因为影片人物真实自然，风格细节写实生活，再也是因为我喜欢他讲的道理。

《麻将》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内核很像，就像是一体两面的故事。
虽然正直纯净的小四和坑蒙拐骗的红鱼看来完全相反，但其实他们都是社会异化的牺牲品。
小四听父亲的话坚持信念做自己，结果父亲却妥协了，只剩他不见容于这个社会，最后成为杀人的少年。红鱼也是听父亲的话“要动脑不要动感情”“要做骗子不要做傻子”，看似混得很好，但往长远里看“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他父亲的现在多半是他的将来——如果他不是像这样更早因为幻灭而成为另一个杀人少年的话。
小四举起的刀子落在小明身上，但他其实是想举刀对抗残酷却强大的社会，是它将原本纯真的小明变得冷漠世故。同样，红鱼跟邱董也不是个人恩怨，他的子弹打在邱董身上，其实是要打向畸形的社会，而他父亲和邱董正是这个社会无信无义无耻的代表。
在《牯岭街》和《麻将》里，所有的少年即使不能说完全无辜，起码也是值得同情的，而真正邪恶丑陋的是教导主任、安琪儿这样的成年人。因为社会是掌握在成年人手里的。

之前跟AK聊到侯孝贤和杨德昌，她说她更喜欢乡土的侯孝贤（作为上海人这科学吗？），我则更能理解杨德昌镜下的城市。
跟两位导演都有过数次合作的吴念真曾说：“这两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作品有关，侯孝贤很感性，待人也一样。杨德昌的作品很理性，待人也比较冷漠。不符合他所期待的，他会刷掉。”
从电影上看，我觉得杨德昌是很自我很诚实几乎不染尘埃的人。他的理智冷漠正体现了他内心的坚持、强烈的理想主义、批判性和不妥协。
AK说，杨德昌对她来说可能太过锐利了，他的理想主义很美好，但也伴着墙裂的困惑和愤怒。我同意。但在我看来，这愤怒和困惑是生命力的勃发，是年轻人所独有的、珍贵又危险的力量。（杨德昌说：年轻是一种品质。）
我果然还是喜欢杨德昌。




阵容华丽。看片尾字幕时大吃一惊。张震、柯宇纶不说，红鱼完全没认出来是唐从圣（果然能像张震一样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李安、田壮壮……通吃，横扫文艺片界，实在太难了）。黑老大是吴念真客串。而公关文宣传居然是舒国治。

本预备好看一个闷片，结果完全不像期待。既没有长镜头，也没有长时间的沉默，节奏流畅，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当喜剧片看。总之大赞～

关于骗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过一段，大概意思是说，由于人的劣根性，他们更容易被大骗术所骗，而不是小伎俩。也就是说你撒一个冠冕堂皇的大谎，比撒小谎，难以识破得多。站在某种高度利用某种诡辩的逻辑讲一套一套的道理最容易蛊惑人心。而撒了那么大谎，骗了那么多人，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

“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办。你教他怎么做，你这是在帮他”你以为你在教别人怎么办，其实最后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你以为你在阴别人，其实被玩的那个恰好是你自己。于是崩溃，歇斯底里，愤怒的开枪或悲切的哭泣。

杨德昌何其可怕，把这些真实剖开了给我们看，最后竟然还给个若有若无的希望。我怕信得太多害了自己，又怕信得太少丢了自己。

直到字幕放完我还坐在桌前久久未能回过神。这片子里发人生省的地方太多了，光看一遍是不够的。

从天堂到地狱
    

     《麻将》是通过群体分解来完成电影叙事的。它获得了1996年柏林影展特别奖、1996获新加坡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入选过东京电影节亚洲最优秀电影，并作为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
    《麻将》是群体的一个隐喻。这个群体由四个人组成，缺一不可，每个人物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像一个结构当中的四根柱子，缺少一根，就意味着整个结构坍塌。
    与“麻将”这个隐含着赌博色彩的词汇类似的是，《麻将》当中的四个人是一个恶的结构，他们不打麻将，但在诈骗、诱奸等方面劣迹斑斑。
    在四个人当中，破产富商的儿子红鱼是他们的老大，他是恶的策划者。他从父亲那里贩来了很多做恶的方法，并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就可以通过欺骗式地给予，逐渐获取人们的信任，从而达到奴役他们、从中渔利的目的；香港是个泡女人的能手，他是性奴役的实施者；牙膏是个秃头，他冒充小活佛，靠给人预测未来，又人为地给别人制造不测来实现别人对他的信任，从而获得利益；纶纶是个个性敏感的追随者，他是另外三人的帮手，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他们通过香港诱骗到女人，但又以某个人的就是所有人的理由，实现从诱奸到轮奸的目的；他们通过牙膏给人算命，先预言不测，再制造不测，以此来得到消灾的回报。
    这样一个恶的结构是如何被一一瓦解的呢？
    最致命的力量来自于红鱼的一次错误策划。红鱼偶遇了父亲从前的朋友邱董和情妇安琪儿，并误以为安琪儿就是数十年前骗过父亲一笔大财的女人，因此就决定报复这个女人。先是通过香港来勾引她，再通过牙膏算命来欺骗她。
    令香港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引诱安琪儿时，发现了安琪儿身边原来也有一个女性群体，这个群体同样以分享每个人的拥有为理由来实施对男性的性奴役，香港在奴役未果的情况下，先遭受了别人奴役，在精神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令红鱼没有想到的是，骗了一辈子人并谋了一辈子利的父亲，已经悟出人生与欺骗和金钱无关的道理，最终与情人自杀。此时的红鱼又发现了此安琪儿并非彼安琪儿，明白自己最终受到了捉弄，在极度愤怒中杀死了邱董。
    纶纶遇到了来寻英国情人又遭情人抛弃的法国女人马力特，他爱上了这个女人，但红鱼一心想把马力特卖给淫媒，这让纶纶感到失望，纶纶只好将马力特藏了起来。这时候纶纶又被人误作红鱼而被绑架。绑架纶纶的人想逼着红鱼因破产而失踪的父亲现身。
    近乎崩溃的香港、认识了人生虚妄折红鱼、情感失落的纶纶使这个恶结构面临解体。而这时候，仍对做恶充满迷恋的牙膏想组织新的麻将群体，继续作恶下去……
    这时候，眼看要与旧情人言归于好的马力特再次认识到了纶纶对她的爱，他们在街头相互寻找、热烈拥吻。
    可以发现，这个恶的结构是在善与恶、美与丑、大彻大悟与执迷不悟等数种对抗力量的夹击之下，走向解体的，这些对抗的力争相互碰撞、扯动，最终撕裂了这个群体。
    在恶结构被摧毁之后，美与善被完整地裸露出来。在任何的一种恶面前，那怕是最司空见惯、最微不足道的美与善都将被看得无比高尚、无比美好。
    杨德昌在《麻将》中选择的意义表达方式就是如此。他先把恶放大到了极致，然后，让它崩溃。决堤了的恶的河流浮起了善与美的小舟，小舟轻盈而美丽，把人引向邈远的地方。
    更有意味的是，在《麻将》中，极度恶的体现－－安琪儿，是以英文天使来命名的，而这个美丽的名字却不太有一丝天堂的光亮。
    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执迷不悟就一直会堕落下去，一个恶的结构消失了，会有另一个恶的结构会浮上来，它会使恶延续下去；而美与善却总是那么地私人化，它不能以结构的方式来体现，而是隐匿在每个人个人的内心深处，你洞彻了，它就会飞出来，附着在你的人生中显示美丽；你不理解，它只能是一个没有光亮的洞穴，期待着你将它开启。
    在伦理学当中，善的定义是难的，因为概念的边界往往会使概念本身变得不可靠、不可信。同样，通过电影的叙事伦理，来定义善也是难的。但有一点至少是清楚的，善的定义虽然难，但善又并非是不可描述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现象、一些事实来说明善。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恶来反衬善。在常人的眼里，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就是恶的表象，而那些被要求、被呼吁的东西则是善的化身。
    杨德昌在电影中所选用的伦理的言说方式就是如此。对恶的直接表现甚至是夸大表现，使人们愈发增添对善的欲求和信念，即使善模糊而不可定义。
    在我看来，杨德昌之所以选择某个群体来进行电影叙事，则是因为群体当中埋藏着丰富性和生动而细腻的生存神经。一个群体的瓦解，象征着这个群体当中每一根神经的震颤与破碎。它概括而浓缩，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它把触角渗透到四面八方，然后目睹它们一点点地受到磨砺乃至破损，从而完成与实现内心整体的惊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