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第九集《敦煌的召唤》 “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 ”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1943年3月24日，也是农历春分的第二天，一支六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龚详礼、李廷赞、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西到敦煌一百二十多公里，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六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体。 这其中有两个人跟敦煌发生了不解之缘。一位是王子云，着名雕塑家，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都曾师从于他。另一位就是常书鸿，毕业于着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他的作品已经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在这个崇尚艺术的地方，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都以各自的成就树立了与法国艺术家相当的社会地位。 “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都是单身，所以大家周末都到我家聚会。那些艺术家搞雕塑的、搞油画的、绘画的，都在我们那聚会。”常书鸿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这里。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顺便遛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三十年后，它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常书鸿日记》：“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 “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应该看来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回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回来就讲他一直以后就想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到敦煌去。” 塞纳河畔与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1936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在此之前日本军队早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将势力向华北推进。显然，这个离开中国十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十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已在归国途中。 “带回来我父亲当年还留在巴黎的画，还有还有我母亲的一些小雕塑，反正大箱子小箱子我记得一大堆，在船上。到了上海我父亲接人的时候，我记得父亲说你带会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开始逃难。” 从1936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常书鸿随北平国立艺专先后迁至杭州、江西牯岭、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常书鸿日记）“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转眼四年过去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聚集而来，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 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上世纪四十年代敦煌的历史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九人抵达敦煌，当时张大千在国画上已经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开始被国人和世界所瞩目。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他们就住在千佛洞对面的上寺里，每日清晨，张大千由次子张心智陪同，进入洞窟，直到晚间方才离开。 敦煌四百多个洞窟，两千多身彩塑和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一千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三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1941年10月5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概，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 于右任当即赋诗三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回溯历史，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 这幅绘于1942年的《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用四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六十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 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查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四年多的考查。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 这是住在莫高窟中寺破庙里的学者向达，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到达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额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这篇文章很快激起了文化界对敦煌现状的同情和责任心，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 此时敦煌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通往敦煌的道路。（常书鸿日记）“当一轮太阳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 1943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灿烂，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

敦煌在中国，敦煌文化在世界！ 一共十集的纪录片，从历史，人文，舞蹈，绘画多方面解读了敦煌。 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出生，发展，辉煌，寞落，被人欺负，晚年又被万人敬仰，爱戴的过程。 这其中有悲痛，更有无数人的热爱和坚持！ 它是世界历史文化的宝库！ 更是中国历史少有的现存史料！ 我不是文人墨客，也是艺术工作者，但真的震撼了，为古人的智慧和无数的付出震撼了！

推荐大家每集认真看，如果实在没时间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也能了解个大概，强烈推荐。

故事要从王道士说起。

当我写完这个句子，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面孔是那晚《又见敦煌》里王道士的扮演者。王道士本名王圆箓，那场演出里，瘦弱身躯的他用沙哑的嗓音自问自己到底做错了没有。

那是20世纪初。据说当时的王道士心地善良，来到莫高窟后靠着化缘来的钱自己打理着莫高窟。有一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放满经书的洞窟。但他也不知道能拿它做何用。直到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斯坦因竭力要取得王道士的信任，又是英国大臣的外交护照，又是玄奘的信徒，终于斯坦因得以走入洞窟，并且带走了无数珍宝。这还没有结束。而后陆续又来了法国的伯希和，以及俄国日本美国等等。其中美国人华纳于1924年来到敦煌，用特殊胶水粘走了部分壁画内容，我们在莫高窟参观的时候还清晰地看见墙面上的印记，内心复杂之情绪自然不必多言。陈寅恪才会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样的痛心感慨。而这些经卷，还有一些其他文献资料，涉及地理生物艺术民俗方方面面，成为考古的无价之宝。

1909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这些经卷的重要性，派人将经卷押运回京，运送的过程中，每经过一站，都要丢失一些，到了北京几乎所剩无几。（这种内部偷盗损毁，现在想来真是讽刺。）因此，现在的经卷散落世界各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还有北京敦煌。（前几天刷微博看到一则讯息，大概就是现在做考古难度很大，因为很多资料史记一旦被国内部门收藏后，想要借出难于上青天，相反国外的数字化就做的很好，极大地带动了学科的发展。另一种视角与观点。）至于这些经卷为什么被堆放在这里，中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参观的时候导游也提到了：一个是避难说，一个是废弃说。如果阅读过井上靖写的《敦煌》，你会发现故事的最后就是演绎了避难说，那些僧侣千里迢迢将经卷护送至莫高窟存放以躲避战乱的破坏。

当然，莫高窟的历史远不止开始于20世纪初。观看《又见敦煌》的时候，最后被黄绮珊的歌曲《千年一瞬间》洗脑，可惜网上搜不到。它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过去。起初莫高窟的出现源于公元366年，传说乐僔法师看见一道金光，便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在唐代，莫高窟达到鼎盛时期。参观莫高窟的时候，导游会带着随机参观8个窟，尽量每个朝代的都看一看。而后，到了明朝，敦煌莫高窟开始渐渐沉寂，被人遗忘，后面才有了王道士的故事。（还有几个人名值得记住，比如洪辨和尚，张议潮，曹议金etc，了解一些背景在看《又见敦煌》开头的时候才不会一脸懵逼。）

其实去年中秋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了一个常书鸿画展，在闭展的最后一天下午，我特意赶了过去，还听到了最后一场讲解。讲解员表示这是整个展览最后一场导览，她几乎是含泪解说。我也是在这个展览上第一次听到了常书鸿的名字。我之所以认真听完了整场介绍，可能也和常书鸿有过法国经历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在塞纳河畔意外发现一本介绍莫高窟的画册而决心回国，常先生本可以一直呆在巴黎过着优渥的生活。但是，在战乱之际，他回来了。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后，又有1946年冬天，终于等来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消息的段文杰选择了此地；直到现在的樊锦诗先生，最近因为北大女孩的故事而得知樊锦诗，前往敦煌之前买了她的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感动于她和彭金章教授相濡以沫的感情，更感动于他们二人对于莫高窟的付出。彭金章为了樊锦诗来到敦煌，年过半甲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的事业，在莫高窟北区做出了新的发现（北区在当年主要是画师等人用来居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感动于这一点，以至于在日本拍摄的纪录片看到他的镜头时，又止不住想哭。是他们，一代又一代，在竭尽所能保护着莫高窟。这次去参观莫高窟的时候，提前预定了A类票，全程很顺畅，可以感受到整个流程设计得比较人性化。我想，这就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他们保护莫高窟的方式吧。

无论是参观前在数字展览中心看的两部短片，还是参观过程中随机的8个洞窟，都会让你对壁画和佛像有一个真切的认识，比如覆斗顶，经变画，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现世是释伽牟尼，未来是弥勒佛，弟子阿难和迦叶，还有释迦摩尼前世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几亿年以后转世的故事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雕塑在清朝都经历了修复，看不到原本的痕迹；而墙壁上的画也变的发黑，失去了原本的色彩。一些稳定性强的颜色，据导游介绍，需要购置于国外，按克计算价格，非常高昂。另外，在景区听了好几遍这个介绍，我特别记在了手机上：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的有492个。北区暂时不对外开放，南区开放给游客，但是每个窟都会上锁，只有导游可以开门，所以无论是A类还是B类的游客，都必须有秩序地参观，区别就是A类跟着导游参观聆听，B类应急票是听完出来有一个导游在外面解说。两类的交集就是藏有最大佛的那个洞窟。每年只有一天，人们被允许进去穿过这座佛的大脚。

其他补充几点：

第一是张骞出使西域。这个故事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过，但是从来没有上过心。直到参观阳关的时候听了讲解，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慨震撼的故事。两次出使西域，途径匈奴的时候被扣押，若干年后得以逃出来，继续完成使命，这种可歌可泣的精神。第二是“关照”这个词的来源，起于当时出关需要一个文书，有了它，过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行，还可以获得食物和水源的补给，这个东西就是“关照”，后来就被引申为现在的“照顾”之意，interesting。

最后，这次西北之行最期待的就是敦煌。出发前阅读了樊锦诗先生《我心归处是敦煌》和井上靖《敦煌》，观看了央视纪录片《敦煌》和日本纪录片《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文创中心买到了358rmb的花册，还没拆封。过几天打算看一下纪录片《河西走廊》。对于生活在江浙沪一带后来来北京工作的我，西北之行终于实现真的很开心，一路还看到了地理课本提到的雅丹地貌和张掖七彩丹霞，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知道为什么总有几句诗不自觉冒了出来，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当然，后者说的是泰山，但相接线是相似的。就好比，每个不同个体的敦煌情也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