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咚咚响

《拨浪鼓咚咚响》由白志强执导，影片以公路片为叙事范式讲述了一个寻亲的故事：货车司机苟仁唯一的儿子因病夭折。苟仁认定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害儿子身亡，于是踏上寻仇之路，途中却偶遇“熊孩子”毛豆。没了亲人的毛豆一心想找到在外打工的爸爸，偷偷坐上苟仁的货车并造成了货物损失。为了索要货物赔偿，苟仁只得带毛豆上路，二人踏上了一段寻亲之旅。

本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8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去捞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的地方。“分离”、“出走”、“回归”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主旋律，因而影片选择使用公路片作为叙事类型十分妥帖的。在视觉上，流动的叙事空间成为了最为显著的标识，这既是“寻亲”情节发展的动因，也为“父与子”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场所。多数公路片倾向于将“乡土景观”呈现为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他者存在，是不同于城市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式想象。但在本片中，主人公始终游走于城乡之间，陕北城乡的现代化进程则构成了最大的背景板，城乡冲突推动“出走”与“回归”的叙事主题，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刻印的文化表达。

《拨浪鼓咚咚响》的影像风格是朴直而精巧的。依赖于自然光与肩抗式摄影机使整体画面质感较为粗粝与青涩，但晃动的、游离的画面也孕育着一种私人化的观看方式，也回应着影片时代背景所召唤的一种书写方式。机位高度大多使用双眼平视的高度并使用中景，景别也甚少使用大远景或特写，这样的视点无疑是诚朴的。同时，车上的广播、苟仁住所传来的ktv声音、新闻联播、工地的施工的声音、街道的叫卖声等民俗的环境声强化着每一个地景空间，也构成的谢弗意义上的城市声景，它所绵延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视听上的幻觉，而是一种集体的现实经验。

片中两位演员的表演是精准且自然的。从导演阐述中可以获知两位演员都是“素人演员”，饰演苟仁的演员惠王军是一位与苟仁有着相似不幸经历的出租车司机，而饰演毛豆的演员白泽泽也是在充满留守儿童的环境中长大的。对于他们而言，表演只是用身体在实践着另一种现实，直击人性的情感表现力令两人的表演显得十分真诚与可信。例如苟仁在夜市上复仇这一桥段中，一边是苟仁与白明明激烈地缠斗着，一边毛豆怯懦地拉住苟仁的衣角，极大地强化了这段的戏剧冲突，又克制地表达着情绪，在避免滥情的前提下使人物孤光变得更加饱满。

《拨浪鼓咚咚响》是一部真挚的作品，它将目光聚焦到民工、老人与留守儿童的身上，并以一种温暖的笔触书写着这一现实命题。让观众感到悲伤并非创作人员的本意，导演白志强想将它献给所有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也可以说，影片关怀着每一位走进影院观看他们的故事的观众。就如最后那个被贴上创口贴的拨浪鼓，现实的阵痛绵延不断，但仍会迎来一个温暖的、开放的结局。

序

我总觉得拍电影和一只鸡下蛋很像。他们都从受精、怀孕、下蛋，然后到“咕咕叫”着宣传，然后颤颤巍巍的交付质量检测，再紧接着快马加鞭的流到市场，生怕过期，最终送到影厅被观众分而食之。观众议论着它的咸淡辛辣，而评论家们则忙着化验它的营养成分。

既然蛋被定义为食物，就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很难为鸡。鸡也为难，因为蛋下得好不好，首先议论的是鸡。下的蛋卖不卖得好，价钱贵不贵，决定了鸡值不值钱。下的蛋多了怕营养跟不上，蛋下得少了怕产量跟不上，鸡很恐慌。鸡生蛋，蛋孵鸡，二者是要命的共生关系。一但下不了蛋，鸡就失去价值，从此销声匿迹。你说做个野鸡挺好，但你忘记狐狸、狼和猎人都虎视眈眈，别说保护蛋了，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只鸡，下蛋是你的职责，逃不掉的，要不鸡们都会看不起你。生活教会鸡们内卷和进化，发展出来母鸡中的战斗机，而我咋还是那只土鸡。你看，多像拍电影。

所以说导演是鸡，电影是鸡蛋，哈哈，我可不是脱口秀的李诞，就此打住，不再扯淡。

那么到底我是只什么鸡呢？又是怎样孵化《拨浪鼓咚咚响》这颗蛋的呢？让我“咕咕叫”几声。言归正传吧！

电影缘起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腹地，看过电影《黄土地》的朋友应该有些视觉印象。这片土地苍凉而厚重，苍凉源于他的贫瘠，厚重源自他的苦难。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古装电视剧里那些被从汉唐的长安发配边疆的所谓“边疆”居然是我的故乡。苦难造就了善良，也催生了应对苦难的生活方式。陕北盲艺人也由此催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没了受众的盲人说书也即将消亡，我觉得我要纪录下这个卑微的群体和他们的情感故事，我认为影像不仅在于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书写历史。

也正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电影《边走边唱》，我凑巧露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平复我的心情。

我们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志愿队”，凑钱做些捐赠活动。在这两年帮扶工作当中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熟知了一些故事。记得有个孤儿小凯（化名）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小凯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质匮乏，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情感缺失。他们缺少关爱，没有对未来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我暗自决定一定得为他们发声，拍摄一部讲述他们的电影。大家建议拍摄一部纪录片，但考虑到纪录片播出后可能会给孩子们的将来带来困扰，我就萌生了拍摄一部剧情电影的想法。

我想我们应该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银幕，毕竟小人物才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我们应该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发声，拍出真正属于我们芸芸众生的主旋律。

俗话说，想好就干真把式。2018年初，一过完年我就整装行囊住进了秦岭石砭峪青岔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闭关写作。

苟且之仁

电影中小主人公毛豆就是这群留守儿童大军中的一员。毛豆内心如一张白纸，外出“寻父”便是寻找希望，而父亲的失踪也可以说是希望的终结。

既然我想给毛豆一个希望，必然会有人带他踏上这段梦幻之旅。在毛豆的世界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开着货车四处卖货的苟仁。苟仁一定与毛豆的世界观不同，他是凶恶的，冷漠的，绝望的。当然，他并非生来如此，是他的惨痛经历和日益自私化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他曾经的善良。我希望观众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身边的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

我想到了我的发小，出租车司机惠王军。军形象粗犷，但内心极其善良，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外表和内心反差最大的。他自幼聪慧，也喜欢表演小品，中学时他的父亲遭遇意外，迫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后来认识了他的妻子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下一子。不幸的是孩子患病，他只能四处求医，债台高筑，无奈变卖仅有的家产，病没有治好，得到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就连亲人朋友都害怕他来借钱，见而还走。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电影中的苟仁与现实中的惠王军有很多不同。电影之外的苟仁我有很多背景的设计，苟仁爱子如命，儿子赖赖是同龄小孩里先学会叫爸爸的，这事让苟仁引以为傲。赖赖爱吃猪肉炖粉条，每到冬天苟仁就忙着漏粉条，幼小的赖赖会窜溜着前后帮忙，喜得苟仁一阵疼爱。赖赖喜欢扭秧歌，小小的身躯打着花伞在炕上“踢场子”，那是苟仁在这世上体验过的最幸福的事，直到有一天赖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苟仁带赖赖四处求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还是确认肾衰竭是无药可救的，只得透析续命。巨额医药费压得苟仁喘不过气，这一刻他和惠王军的悲剧是一样的。人人都像躲着瘟疫一样躲着苟仁，直到有一天，白明明找了上来。

苟仁和白明明是在鞋厂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二人关系发展得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哥们。谁敢欺负其中一人，他们便联合还击，最终成为患难与共的亲兄弟。可见白明明在苟仁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当一天白明明说只需五万元就可以找到肾源，苟仁当然无条件相信了，不料想白明明拿了钱后竟然一去不返。苟仁哪里知道白明明已经进了传销组织，他脑子里都是一夜暴富的发财梦。

懂事的赖赖在门缝里看见给医生磕头的苟仁心如刀割，他死活闹着要回家，说是治疗太难受。回家后，赖赖忍着疼痛强颜欢笑，简直不是一个孩子能做到的。苟仁看着赖赖的身体逐渐浮肿起来，他捶胸顿足束手无策……他甚至希望那一刻早点到来，脑袋疼的连一秒都难以支撑。

最后的时刻，赖赖躺在苟仁怀里，还是那么懂事。他说：“爸爸，我没了你不要哭，等我没了，就没负担了。到时候你把妈妈接回来，再生个弟弟，就都好了。”

赖赖就这样死在苟仁怀里，苟仁抱着赖赖坐了一夜。那晚，他流干了这辈子所有的眼泪。

从此，苟仁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与骗子白明明玉石俱焚。卖货所得除了维持生计外，就是自己的葬礼钱。

于是就有了电影中，外出寻找希望的毛豆，遇上绝望至极的苟仁，二人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他们的痛是内在的、私密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在的心理治愈彼此。

一个单纯善良，一个久经世事，某种意义上说，苟仁就是长大后的毛豆，而毛豆也就是童年时的苟仁。二人最终相互填补着各自的精神空缺，产生出如父如子的感情。

真

《拨浪鼓咚咚响》要带给大家的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所以故事也不会朝着视效刺激的方向发展，而是要归于生活的平淡，在平淡中呈现出内心的波澜起伏，这是我想追求的，虽极其困难的，但值得挑战。

我几乎偏激地认为，真实是真诚的前提，而真诚是作者和观众灵魂沟通的唯一桥梁。所以追求“要命的真实”成为我的美学追求。人物的一切行动、动机得符合现实逻辑，故事脉络得符合戏剧逻辑。为了营造真实感，在拍摄上，如何“藏”成为我一再固守的原则。

我是学摄影出身，把画面拍漂亮，把叙事节奏加快，其实都不困难，但我确定这部电影不需要，因为生活本身更多是杂乱无序，平淡无奇。生活质感带来影像的真实感。

我们最终制定了在摄影上的原则：

1、多采用肩扛式固定机位。

2、不用黄金分割构图。

3、以目视距离最为舒服的中景为景别。

4、尽量采用自然光，非得做光尽最大力度地临摹自然光。

5、不使用轨道、升降、航拍等器材。

6、以平视眼睛为机位高度。

7、不用逆光勾勒轮廓。

8、空间尽量不分割。

美术上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原则：

美术和服装造型上尽量还原生活本来的空间形态和质感，用环境塑造人物副空间，要做到修旧如旧，不留痕迹。必须要置景陈设的空间更要花心思。像苟仁的住所所处的位置必须是孤立的，他的室内环境一看就是个老光棍的居所，孤独、无聊、冷清。毛豆家的陈设得需要两个阶段，奶奶在的时候“热气腾腾”奶奶走了以后要出来“萧瑟”感。

外景选景一定要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化场景，除过在“母亲河---黄河”边的一些寓意场景外，尽量不要去造景，最多就是调整现场的部分摆设，让我们自己造的场景与环境气氛完全融入。

化妆必须做的细致真实，如毛豆的鼻涕、假发套，苟仁指甲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伤疤。服装更是需要符合人物的以及生活背景的刻画，还得有所变化。在酒店洗澡理发那场戏代表着两个人物的新生，必须还是属于他们生活的“焕然一新”。

声音设计也要混入环境中的杂音，用声音塑造真实的环境质感，很庆幸能与李丹枫一次性达成共识。车上的广播、苟仁住所传来的ktv声音、新闻联播、工地的施工的声音、街道的叫卖声，是这些声音完成了“大时代小人物”这样的叙事，民俗的环境声也让这个故事更加真实落地。在完成写实的前提下还要增强表现力，比如大家的声音，重拳打在棉衣上得是棉的质感但还要感觉很疼。稻草人的戏份李丹枫用了惊悚的音效，本与美学矛盾，但却很好的增强了那一场戏的张力，更好的完成了那场戏的功能性。我说，观众要是骂了，是你的责任，要是夸奖就是我导的好。

天选之人

为了追求真，演员的选择也有了明确的方向。首先就是一定要选外形一看“就是他”的形象，再者就是演员应该有角色类似的生活经历。要做到把演员放到生活中看不出一丝疏离。

毛豆的演员白泽泽，是我在当地农村学校一千多人中海选出来的。在符合年龄、性别、形象的同时还满足了其他要求。第一，他胆子大敢举手参演，符合毛豆的人物设定。第二，在摹仿我和副导演表演的时候，他完全相信我所描述的情景，眼神不飘忽，记台词还多，很有表演天赋。第三，试拍河边奔跑的戏份时，很有情感爆发力。OK！是他没错。

虽然他的父母在身边，不算严格意义的留守儿童，但他身边的同学多数是这个样子。于是在拍摄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与他分离，说是去神木打工了。起初他还很高兴，终于没有人盯着写作业了，但慢慢分离的感觉就会出现在心里。拍摄完烟花那场戏的时候，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泽泽可以说是个表演的天才，有一天他主动找我要剧本，说每个人都有凭啥他没有，我就给了。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看完了，并记住了多数的台词。令我唏嘘不已。

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是我的小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苟仁，由他来演再合适不过了。我让他在开拍前三个月就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从心里进入角色。他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有些半夜叫车的顾客看到他蓬头垢面的形象吓得都不敢上车，他说有次七块的路费，一个顾客放下十块钱就溜之大吉了。

开拍前，他就开着货车像苟仁那样到乡村卖货，每样商品进价多少，售价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每天竟然能挣些钱交回来，让我贴补拍摄经费。他在货摊上守着，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突兀的。在拍戏的时候，竟然还有顾客闯进镜头里要买他的货，还问他这群拿着摄影机的人在干什么。

我给他“催眠”讲给他苟仁和家庭的所有故事，他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看见了活着的现实中的苟仁。

惠王军不仅有天赋，并且很努力。他把手机交给了主任保管，并嘱咐，没有什么要命的事就不要告诉他。他在街上遇见他的亲妹妹都没有搭理，他说我是苟仁，我不认识她。从此剧组所有的人叫他苟仁，不叫惠王军。

群演特约也是经过了一次群众海选，在我看来他们也出色的完成了表演。其中有些小角色直接用了剧组成员——毛豆村里那个憨憨是副导演演的；色眯眯的房东，由电影美术出演；一百块钱租孩子的小商贩，是我的联合编剧演的。

上烤炉

经过芦苇老师指导，我边学边写，历时两年写作了12搞，剧本终于完成了，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

“上电影院吧，缺少大银幕的视效!上网络平台吧，缺少网感，连个漂亮姑娘小伙都没有！上个电视频道都不是主旋律！没有名演员，就连导演也名不见经传！”卖什么给人看？这是数十个投资人共同的困惑。他们不仅不投资，也奉劝我不要干，得不偿失。我谢谢他们用丰富的经验打我的脸。我无法争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干还是不干？怎么干？

干，一定要干，人生就是用来造的，不干会让我瞧不起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失败了从头再来，大不了用几年时间挣钱还账呗。

老大哥吉龙拉着剧组主创的兄弟们一顿张罗，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弃工资加入进来。大学同学刘杰把住房公积金打到了我账户，摄影师杜斌还给我借钱，开店的老哥张明把摄影灯光器材都供了出来……每记起此处我就泪目。除过一些私人的感情，我想大家还是认可了这部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有一个入情入理、触动人心的好故事，才能吸引这么些有良知的创作者加入。

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有干劲的剧组。让我感动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数不胜数，在此我分享其中一个小故事吧。

全剧组都知道我想要一场雪，从故事开始落下，在故事结束融化。开机时间也是按照上一年的落雪期选择的，可惜天不遂人愿，一直没有下雪。一天早晨毫无征兆的开始飘落雪花，有点雪总比没有好，我当即调整拍摄内容，火急火燎的奔赴太极湾，拍摄苟仁在他儿子坟前祭奠的情节。当我们行至拍摄地跟前时，雪已经落了一层，不厚不薄的刚好盖住了下坡的路，使得剧组车辆无法通行。我正在头大时，见剧组所有成员自主的拔草扎捆用来扫雪，十冬腊月，零下20多度，大家却吹着热气冒着热汗，就这样硬生生扫开两公里山路，到达了拍摄现场。怕雪停下，没有歇息就急忙开始拍摄，竟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拍电影就是找麻烦，与多数有点想法的剧组一样，各式各样的问题会不断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痛并快乐地完成了拍摄。剧组成员也建立了稳固的友谊，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调侃拍摄期间的种种窘迫用来下饭。

博君一乐

为了最终跟观众见面，第二年补拍了一些人物增加了一些情节。不再解释。也算是跟深度影迷开一个会心的玩笑吧。

面对面

历经风霜，电影一举斩获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奖项。以为《拨浪鼓咚咚响》就能顺利跟观众见面了，不曾想疫情肆虐、经费无源，影片被市场拒之门外。

2022年，大象点映团队看到了幕后纪录片深受感动，愿意帮我们垫付宣发费，并亲自推动影片全国公映。蔡总说让他们想起了大象点映创立时期制作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他问我对票房有什么预期，我说希望你们不要亏钱，能把宣发费挣回来。大象点映就挑走了《拨浪鼓咚咚响》的重担。

从创作到上映，历时五年，不可谓不波折，不管最终公映成绩如何，《拨浪鼓咚咚响》最终跟观众见面了，它正在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完成它的使命。我的初衷实现了，这已经让我乐得开了花。

我和你

故事时间是发生在2008年末，那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但对我们这些野蛮生长的山区人来说却充满疏离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去捞金，广大农村却留下了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和孩子，这一弱势群体被称之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兄弟为城镇化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的地方，成为一个时期的阵痛。

这让我不断想起奥运会的背景歌曲《我和你》，像是在说苟仁和毛豆，也像是在说我和世界的关系。同在一片天，却不在同一片地。

年代的不同，又没有资金置景，难免会有穿帮的尴尬发生。比较明显的是智能手机出现在画面里，还出现一些不是那个年代的标语。发现穿帮内容，摄影美术都急了，我却认为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的，如银幕外我们还将继续的生活。戏如人生，从生活中开场，从生活中结束。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将它献给所有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许多朋友说他们看得潸然泪下，离开放映现场很久后心情依然不能平复，他们说像是受了委屈无处诉说的感觉。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我找到作曲家仲伟，和他谈作曲配乐的事情。作为新现实主义为主要美学参考的电影，我知道任何配乐都是多余的。我们应该用客观事件本身说话。但我更希望：观众可以感动，但是不要让他们难过。

我们就决定用极少的克制的音乐去疏导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尽量得到释放，当他们走出影厅感受到的是温暖和感动。

片尾长长的音乐中穿插了几句歌词，那是改编自我的家乡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摇蓝曲。“毛娃睡睡，狗娃睡睡，天上星星照着你。”

我希望在那一刻，苟仁、毛豆以及白明明，乃至去世的奶奶，他们都蜷缩在妈妈的怀里酣睡，他们甜美、幸福、温暖、安全，没有一丝悲伤，也没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宝贝，有人爱，有人疼。

2022年十月初，大象来西安做放映，大抵是当初主创预估短期内能够上映，同时又对影片质量自信，想现在影片里展示的这片土地上的影迷先睹为快。

不过在政策的反复中，点映无限期搁浅，上周拨浪鼓终于在西安举办了媒体场，确认了可以在年后公映的消息，而今天我也终于补上了这场迟来三月的放映。

如果不是因为在影院，我大概会哭的更加放纵一些。

不完全是因为煽情，更多的感动反而来自于主线剧情以外的内容。

我震惊于可以在如今简中院线的大银幕上看到如此真实的土地，如此真实的人们，如此真实的话语。

相较于寻亲和追债，导演真正的重心实际上在于整个旅途过程中，所谓“西北黄土浮世绘”的展现。

从毛豆生长的村子里的村民孩童，到一路询问的民工群体，到同样走街串巷的同行，最终又回到清涧的小村。毛豆像被亲生父亲这个实体消亡之后仅剩的一点情绪和符号价值召唤，被苟仁这个误入他生活的沦落人拔出了小村的泥泞，一路驶向神木，追寻一些二人都无法确定是否真正存在的东西。

神木部分常住人口极高的收入水平是西北人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神木的中上阶层在这片土地确实可以算得上富甲一方，而令人唏嘘的是地理位置距离其极近的清涧，却常年在温饱线上不断挣扎。

因此神木就如同一个乌托邦，成为周边落后地区唯一的信仰和心之所向，似乎只要去了神木做工，总有一天也能住进今天亲手盖起的楼房，也能在这个“好时代”实现自己的阶级跃升。

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跟随着两人追寻毛豆父亲的打工行踪线索，我们也可以隐隐读出这个中年男人在穷途末路之时来到这里，依然辗转漂泊，居无定所，业无常驻的几年民工生活。

最终他早已往生的事实并不令人震惊，或许影片我已经无数次暗示了这一结局。工地大门上的“建设魔都”，假爹出厂前白纸黑墨的控诉横幅，桥头蜂拥而至蜂蛹而往的招工队伍。

甚至于就在影片的开头，毛豆爬上桌面想要擦干净装裱父亲照片的相框，擦亮他对父亲最后的记忆，但是却失败，相框摔碎，父亲照片的面部黏连在碎玻璃上，只剩下一张“无头照”成为最后的念想，以及当做后来寻人启事的图片。

现实中的父亲也恰如这张照片一般，客死他乡后被偷偷埋回村里，他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故乡，而另一部分则被带到了远方漂泊，辗转，最后再次回到了这片土地，可无论如何，无论是对父亲的回忆还是父亲这个人，最终以甚至无法用手捧起，拼不成一个“人”字。

但好在毛豆还遇到了苟仁，一个酱思念和仇恨金金背负在肩上的沧桑男人，一个因为他的闯入变得更加落魄和无措的底层挣扎者。

全篇真正正面展示二人亲密情感的戏非常少，结尾之前只有溜冰一场。大概两个都以哀思为第一驱动力的人，在一起也真的诞生不出我们想象中那样啼笑皆非，阖家团圆的温情场面。

两人的救赎都发生在无形之间，甚至二人台词对白都非常少。其实两人之前错过的就是一个机会，他们苦苦追寻的也是一个机会，做父亲的儿子的机会和做儿子的父亲的机会。

因此当他们最开始以“找你那个不知道在哪的爹还钱”这跟我荒诞的缘由上路之时，也结下了最终注定互相治愈的缘分。

正所谓精心编排的往往落空，不曾期待的却早有安排。

最终苟仁手里没有了刀子，心中的刀子也终于落地，毛豆终于拥有了一次父亲，只是这个父亲最终也依旧需要离开，但“父子”这一路上让他所领教的成长，已经足够他在未来走出这原野，或许去实现二人半玩笑讲出的那些志向。

最终苟仁的卡车驶回了清涧的小村，迎接毛豆的是村长和一排排胸章。

这无疑借鉴了小偷家族的结局，由于各方因素，主角不得不离开充满温情和“人味”的“假爹”身边，被迫迎合由冰冷的机构和体制代表的“真爹”身边。

最后的哭喊追车也是偷师小偷家族的，但是导演在拨浪鼓里最克制，最写实，反而是最动人的修改是，始终没有让毛豆尬喊苟仁“爸爸”，他始终都是苟叔，是一个注定的过客，这也让最终离别更有分量，我们都知道二人最终情同父子，但是这份“革命父子情”不必要被解释的那么通俗和普适。

因此代替“叫爸爸”的结局是毛豆边追车边喊起苟仁摆摊时喇叭里的叫卖口诀，苟仁看着后视镜里追逐的毛豆也一同打开了卡车上的喇叭。

除了这段叫卖词是勾连二人情感的纽带以外的是，这段接地气的新概念“劳动号子”，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是属于这片土地上那些真实的人的，是只有放在黄土之上，苟仁与毛豆之间，才感人至深的存在。

二人的遥相呼应不仅是他们想要把这份情感继续勾连的代指，更是导演呼唤西北更多的像二人一样的群体，能够早日与至亲重逢，重回故土，让这号子可以不再悲怆。

导演说他做这部戏最大的使命感来源于他认为要替这片土地代言，替这片土地上的人发声。

这部戏涉及的群体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的广，严肃地讨论也很难说其中构建起了多么具有体系的批判，毕竟这是一个同样艰苦的剧组筚路蓝缕的成果，还有很多的地方有待提升。

只是我认为，摄影机对准了这群人，这片土地的时候便已经是一种胜利。

自由表达的胜利，底层发声的胜利，电影作者的胜利。如果它未来上映可以拥有正常的宣发，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那也许会是院线和观众的胜利。

而只要这样讲“我们的故事”的作品和作者越来越多，那也将会有中国电影的胜利。

最后再谈一点看了幕后花絮之后的感触。

最让我触动的有三个细节。

第一是导演提到自己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代言，而剧组的生活居然真的就和片中的人物一样，他们由于资金和拍摄地的限制，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和苟仁毛豆一同在黄土路边吃着盒饭。当你刻板地以为大多数创作者都是【回到】故土来做代表发言的时候，会惊诧地发觉拨浪鼓的主创，和他们要代言的这群人们，真的是一群人。

第二是片中苟仁两次让毛豆在债条上按手印，怕他逃走不还钱。而现实中导演因为投资人接连的拒绝，自己同时担任总制片人和总导演，不得不不断的去银行贷款，按手印。这一刻形成了戏剧与现实的互文。戏内与戏外的照应。

第三是影片这没被覆盖掉的青涩和粗粝，这不仅代表着一种创作精神，代表着这片土地上的一种生活精神，大概也就如同最后的创可贴，我们生长的土地如此，能做的就是缠上绷带继续记述和前行。

我想在2023年开年在大银幕看到这部片子，确实是一件幸事。

最近大家也津津乐道于线上线下的春节档各种琳琅满目，冰雪似乎真的在慢慢消融，只要你我都还在看电影，拍电影。

电影本身和演员主创们都极可爱、质朴，主题和立意觉得都蛮好，导演在其中埋了很多中原地区的社会问题。

于上海大象放映首映场观看，十分的话个人给七分。

但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是能让人哭的电影就好，结构比较套路，煽情用力过猛，完成度不够高（例如配乐出现的比较突兀等）

主创们很真诚，更期待后面的正式公映～

“明知道无望，却还是在一次次否定中充满期待。”

电影名中的“拨浪鼓”是种意象，它代表了孩子、童年、亲情的寄托。

在我看来，英文名"LIKE FATHER AND SON"，更能讲述故事的核心主题。

电影叙事简单，讲的是两对父子关系逐渐合二为一。

一位只想找到父亲的儿子，一位想要为儿子复仇的父亲。这世上大部分的起因都是一连串的巧合，比如他们。

苟仁的货车正是陕北乡村里需要的服务。捎物、卖货、照老相。既然物能捎，那么人也能“捎”。

寻父的毛豆和“复仇”的苟仁，在一辆货车里，一段行程中逐渐看到彼此的真诚和脆弱。毛豆在不知不觉中将父亲的角色位移，苟仁也慢慢感受到有这个“儿子”的快乐。

他们是治愈对方的“冤家”。

因为冤（那些按手印的赔偿金额），才有了他们之后的缘。那漫天的烟花，毛豆看得直哭，他连问三次，这是为他放的吗？

对于留守的孩子，一点点爱就已经可以填满心口。

这部陕北地域的作品让我太亲切，熟悉的地貌、熟悉的方言、熟悉的人物性格。

电影是开放式的结局。

我们希望苟仁停下车带走毛豆；但也有可能那辆货车不会停。但这个不重要了。

他们遇到过，为了只剩虚衔的父亲兜兜转转，相互保护，有这些就已经够了。毛豆知道自己被爱过，苟仁知道自己还可以被爱和付出。

希望电影公映的时候，座无虚席呀。

二月院线片里，有一部喜欢“国产文艺小片”的观众不该错过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

这部芦苇监制、白志强执导的电影，在一众春节档、漫威大片的“夹击”之下，也许很难获得市场足够多的关注。但我仍想推荐给那些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它值得入场。

原因很简单。在类型风格层面，这是一部“半路父子”找寻、迷茫、和解的写实主义情感向公路电影。天然朴素的生活题材与尊重现实的创作理念，让它频频获得国内影展的认可，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影展，迷影精神赏华语新电影十佳。

而再往下挖，它还以毫不晦涩的方式，带出了城乡社会文化图景的深度观察。

故事从货车司机苟仁的视角讲起。他是个穿梭在各村镇间的卖货司机，在途中遇到了毛豆。毛豆是村里典型的留守儿童，奶奶到了风烛残年之际，父亲外出打工没了消息。春去冬来，毛豆的父亲一直没有回家。

奶奶去世后，毛豆偷偷躲进了苟仁货车的后备箱，要去城里找爸爸。还没躲多久，贪玩的他就燃起了一连串的鞭炮，直接把苟仁的一大批货烧得精光。

苟仁一算货款成本，几千块就这么搭了进去。为了拿回货款成本，苟仁只能带毛豆去城里找他的爸爸索取。

在上路的过程中，他的人生故事也一点点被揭晓了出来——当年，儿子的救命钱被好友骗光，生重病的儿子因为无钱医治，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他在村镇间卖货，其实就是为了找到当年骗钱的好友，为儿子复仇。

苟仁失子，毛豆寻父，两个主要人物在这趟旅途里的关系，就这样确立了下来。他们也从彼此拉扯的冤家，成了一对“半路父子”。两人间的关系如何在一点一滴间逐步转变，镜头又捕捉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图景，成了《拨浪鼓》最主要的看点。

换言之，《拨浪鼓》最耐人寻味的，不在于他们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那个人（父亲/仇人），也不在于故事的悬念，而在于片子里不断涌现出来的那些小细节。这些细节需要的是精良的电影技巧、情感真挚的演员表演，而更重要的，是主创拥有那些足够真实的生活体验。

白志强导演提到，自己曾经因为拍摄纪录电影《边走边唱》，他凑巧借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学生全是贫困线上的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当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

有个孤儿的故事尤为牵动白导的心。他私自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

这个孤儿的故事，其实就被白导化用到了毛豆身上。悲伤的家庭巨变，亲人的相继离世，被克制的笔法所构建。

两个主角类似亲情的关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在机缘巧合的相遇里，感情借由冲突而产生，又在离别中落幕。他们在其中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电影的镜头简洁、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些边缘群体人物身上，反映着的“缺失感”。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压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无论是像毛豆这样的留守儿童，面临到的这种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匮乏；还是像苟仁一样，在城乡结合部边缘地带艰难生产的中年男人，他们几乎是丧失希望地活着——两者初始的生活状态，都透露出一个挺需要被大家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的弱势与无助。

白导直接将摄影机架在了自己的陕北家乡，不加任何粉饰。公路片的剧作架构，除了塑造两位主角的关系演进，也将社会图景锁定在乡野与城镇之间的地带，使空间地域成为了电影的“另一个主角”。

尘土飞扬的公路、颠沛泥泞的盘山路，西北村落与城镇酒店的二元对比，都为影片构成了一种不断流动的矛盾特质。留守儿童、农民工讨薪、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都被点了出来。

苟仁开着的那辆“移动百货超市”，一个喇叭不间断播放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货全都有”。这些传统生活的符号，是每个人的生活所需，但像苟仁这样的人，却已处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阶段。他没有消失，只是无法发出个体的声音。

因此，老生常谈却依旧重要的是——发声。苟仁与毛豆的生活日常与精神状态，并不是我们国内大银幕常能关注到的内容。《拨浪鼓》也是一部近半年来我们都没见到过的院线片。它是边缘的，很残酷，却又很温暖。

哪怕两位主角面临的现实都是痛苦的、不堪的，但情感仍然能在阴翳里透出光亮，在角落里被无声地传递。一个丧父，一个失子，人与人之间互相共鸣的经历与体验，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

《拨浪鼓》讲的，是我们要在这种泥泞的世界里，继续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哪怕踉踉跄跄，哪怕眼前是一片肮脏，你也总能等到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人在痛苦中，要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生存下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面对的命题。

与此同时，借助这场旅途，《拨浪鼓》也带出了一个议题：当代现代化社会的快速更迭下，人们处世规则改变与情感力量的不变。

当真情被金钱的换算所淹没时，当生活成为“一地鸡毛”时，电影告诉我们：还有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与保有着那些最珍贵的情义。

首发于：陀螺电影 文：徐若风

很久没在电影院看过那么好看的公路片了。

《拨浪鼓咚咚响》按自然的顺序讲述了2008年前后，陕西榆林的农村，留守儿童毛豆搭货车司机苟仁的卖货货车进城寻父，苟仁失孤的过往也在路程中逐渐展开。

叙事是简单的三段体。悲伤又好笑的机缘，毛豆搭上了苟仁的车；二人的关系在不断闯祸又互相依靠中得到升华；最后有一个合理且真实的结局。

同为“如父如子”的公路片，《菊次郎的夏天》是北野武对儿时父子关系的回望，它的题眼是那一段无法回返的童年时光，通过改写那个夏天的记忆，完成了对父亲的理解和原谅。

《拨浪鼓咚咚响》则是两个被世界遗忘的陌生人对彼此处境的感同身受，它的题眼是曾经响过，突然无法响起，以后会继续响着的拨浪鼓，一个爱的信物。这个小小的拨浪鼓从苟仁儿子的手上、到苟仁的车上，再到毛豆的手中，完成了一次爱的转移。

1. 质朴的色调，近距离跟踪的运动镜头，地道的陕西方言，这份属于纪录片的质感和题材相得益彰。

一次次讨价还价后，苟仁不得不带上了毛豆，他们从乡村到城镇数次折返。萧瑟寒冷冬天的北方、灰蒙蒙的天空、寂寞的乡村、硕大的工地、嘈杂的城镇，构成了寻亲路上的中景和远景，蜿蜒的山路、巨大的高架桥、冒着黑烟的工厂、城市里十几层的高楼，车流涌动的国道，苟仁居住的逼仄的城中村违建，毫无一丝美化，像一部纪录片。

2. 不断重现的“清涧界”路牌成为这种往复中的一个有趣的标记。

每当仰拍镜头里看到“清涧界”，无论是毛豆还是苟仁都是一次希望的重燃，或者又是一次希望的破灭。这不是那种越走越远的风光之路，而是在艰难的生活中反复沦陷的纠缠之路。也是中国疯狂又规模庞大的城镇化道路上的视觉标记，路牌确认着位置，提示着目的地。似乎可以轻易抵达，又实际上难以到达。人们在其中或主动或被迫的从原来的生活中出逃，却怎么走也走不到远方，又怎么回也回不去家乡。乡村只剩儿童和老人，而成人整日为钱奔波，他们的家庭关系仅靠血缘和钱维系。

3. 苟仁带毛豆上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找你爸爸还钱”。毛豆接二连三闯祸，让“债务”缺口越来越大，“找到毛豆的爸爸”就越来越成为两人的共同目标。这个瓷实的动机，让故事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上。

毛豆对这个被自己缠上的暴躁大叔的恐惧，反而促进了他们关系的演进。毛豆在夜晚苟仁的梦话中知道了他对儿子赖赖的思念，在担心苟仁发现赖赖心爱的拨浪鼓被自己无意中弄坏的瞬间，选择了跳车逃跑。这个举动，考验着苟仁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的情感。事实上，在愤怒地把毛豆扔给乞讨的女孩的5块钱拿起来又扔回去的时刻，苟仁已经对毛豆生出几分喜欢。而毛豆的这次出逃，让这种喜欢浮出水面。苟仁被孩子的执着和天真打动，至此以后，苟仁才真正开始以成人的态度帮助毛豆找起来爸爸。苟仁寻仇这条线忽明忽暗，从他活着的唯一希望暂时退后，也为叙事的高潮留下一个精妙的伏笔。在这个情节的推动下，苟仁完成了父爱的转移。

4. 导演为故事的推动设计了数个“缺口”的意向来指代某些重要东西的缺失。

当它们被某种“补丁”填上时，就往真相接近了一步。毛豆爸爸照片上残缺的正脸象征着父亲角色的缺失，驾驶舱破碎的窗玻璃象征着苟仁家庭的破碎。行驶中的隧道、开了门的货车车厢、毛豆布鞋上的张口、破了的拨浪鼓，这些缺口，有的将永远残缺，有的却被笨拙地修补了。“缺口”和“补丁”的反复运用，是每一个关键情节的趣味点，他们反复地陷入困境又重新振作，让观众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怎么惨得那么好笑啊；又让观众流下眼泪，没事没事，多难都会过去。应了那句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5. 作为一部公路片，交通工具作为重要道具决定着“旅行”的成本，也决定着“风格”的走向。

苟仁有一辆兼具交通和谋生双重意义的“货车”，成为了数个重要转折事件发生的场所。货车在静止时是一个临时的小卖店，他通过这种方式半旅行追仇、半养活自己。而这个半封闭的空间，既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除了谋生，还给予了两位主人公寻人的一些希望；也象征着他们被困在狭小的命运里，找不到方向和出口。毛豆爸爸毛厚在工地上做散工，货车在工地和城镇的道路上穿梭，工地上有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也要购买日用品，这个意外带来了不少收入，也在提醒着苟仁，毛豆并不只是一个“倒霉孩子”，有时也会带来一些些的“运气”。这种“多一个人总是好的”的感受是如此真实。这不是风光片，尽管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西北，但不是每片土地都是仙境。这里土地贫瘠、水土流失，新兴的城镇也是灰头土脸的。

6. 为清晰和准确的交代事实而作的场面调度和影调实践，是这部电影的修辞方式。这是一部动词电影。

区别于开端段落里两个无依无靠的单人近景，占电影最大容量的中段频繁使用了大量的双人中景来追踪毛豆和苟仁关系的变化。而几场长镜头的群像戏也让人难忘，比如工地宿舍打牌的群戏、毛豆被小摊主借去“挂牌营销”的戏码，集市上被地痞找茬打斗的戏。毛豆身上属于孩童的天真、勇敢和正义感，融化了苟仁，也点醒了观众苟仁这个名字的含义大致是“苟活的仁心”。他支棱起来保护毛豆的同时，也支棱起来了面对未来的求生欲。

神来之笔是，苟仁终于偶遇仇人，他使出浑身的力气释放着愤怒、怨恨和伤心，却发现没有人在此事中得了好处，同为天涯苦命人。幸运地是，毛豆救了他。而他也回馈了毛豆满天绽放的烟花。当毛豆哭着说，“真的是为我一个人放的”时，这一幕完成了对片头的呼应，完成了毛豆心中那个美好的愿望：“爸爸拉着我的手放烟花，烟花朵朵盛开的时候，我高兴地合不拢嘴”。

《拨浪鼓咚咚响》是白志强导演的处女作，导演常年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平移到了这部剧情片，主题也和影像风格高度一致，在于不追求影像质感、也没有过度煽情。由于选用了素人演员，表演也非常接近本色，两位主人公苟仁和毛豆都贡献了自然动人的演出。特别值得一提地是，剧本非常扎实，这是一部情节发展脉络清晰、人物动机明确，完成度较高的电影。

另：本片在上映前未获得任何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