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之间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一个知名作家，大概属于比较上流阶层吧。想要写出关于失业和贫穷的认真作品，亲身体验底层阶级的清洁工的工作和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至少是一小段时间。全程的深入。

闺蜜1号。单身带着三个孩子。自卑和自我不配得感，使她无法继续与作家的友谊。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新书发布以后，在一起亲历一次清洁工的工作呢。她非要作家立下投名状。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作家是理智的，这没有意义。

还是班长和其他工友的态度积极，尽管感情或许没有那么深。期待作品能得到更大的关注，其他人阅读作品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清洁工的工作。

其实闺蜜1号和闺蜜2号，完全也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啊。还佩戴着幸运草项链，总不至于是装出来的吧。或许以此为投名状更佳。或许阶层不同，生活圈交集没那么大，共同话题偏少。但至少友谊是真切的呀。也许偶尔有朋友小聚，聚餐，聚饮，喝咖啡。也许其他什么时候的新书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分享会之类的也可以邀请啊。不一定能融入圈子，至少也开开眼界呀。再不济，就当中了乐透。约定好的每年4月4日，邮轮头等舱一游，三人好好叙旧游玩不是也很惬意吗。一年请假一天，好好玩一下也不错呀。

就这么选择友谊戛然而止，可惜了。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女主在社工这里想要找一份工作，社工根据她的情况推荐她去做清洁工，于是她开始学习并实践，遭遇了第一次的解雇…在她得到了帮助拥有了车之后她再一次来找到社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作家，她到这里是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后面她参加了一些聚会，成了邮轮清洁工，并真正的获得了友谊…然后她的谎言被戳穿了。

这部电影首先讨论的事情很特别：一半是女主作为作家在讨论的事业浪潮中的清洁工们的困难，她们所承受的辛苦，被压榨的辛劳等等；另一半是关于女主的行为是否可以冲破阶级为她带来真正的友谊，她的行为是否道德，是否会伤害真正关心她的人。

故事的最后那么多朋友参加了新书发布，而她最看重的两个却对她冷面相对。他们曾经一起在船上许诺要一直做朋友，也曾经用心为彼此快乐准备礼物，但如今却落得这样的收场。

我曾为这些在苦难的人们最质朴的情感落泪，特别是一位朋友辞别邮轮清洁中心的时候，大家在车子上准备去工作，和她挥手告别，她在路上笑着跳舞，身影逐渐减小…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触动，即使每个人都很辛苦，被生活折磨，依然会为一个朋友脱离苦海而开心，衷心祝福而不是因嫉妒面目全非，这是多么善良的事呢。

也因此到故事的结局，一切因为女主的身份打乱的时候才意识到，所有的情感或者善良的前提可能是因为大家真正的都身处沼泽，即使变换了工作，但仍在洪流中。而女主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不为钱奔波也无需再吃这份苦，那一刻友情也很难抵抗的就是阶级差距带来的落差。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光是他关注的东西和很多其他的电影有所不同，也在于这个故事中的情感很真实能让人感到温暖。结局的反差也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讨论度和可看性。一切戛然而止，可生活还在继续。看惯了那些不同阶层人的大团圆结局，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总说真心换真心，但一切的前提也许是平等。

我感觉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我打三星别介意哈我喜欢三这个数字，看吧：本片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撰写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比诺什饰演一位知名作家，她想要通过亲身体验去撰写一部有关工作状态中不安感的书。她化身成清洁女工，在工作中发现每一元钱对生活都很重要，而这是社会上很多阶级看不见的层面。当她经历过这场考验，她与一些不幸的同伴结下了真正的友谊，温暖而且快乐的关系。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

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真好看吖，故事和人都好看，朱丽叶.比诺什太深情了。可是在那种掩盖之下得到的真情，又能走向何处呢？“这没有意义…”这是她在影片结尾对那两位“清洁好友”说的话，于是，电影就在清洁工黎明的班车上结束了。或许她们在想着“作家清洁工”说的意义。生活的前方依旧破碎不堪，日子还得过下去，贫穷，疲劳依旧是常态。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每个人都认真的做自己，跨性别者的乐观，三孩妈妈的疲惫不堪，还有想考驾照的少女。她们走在清晨上工的路，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她们经过苏丹移民的时候，甚至她们感到满足。她们不知道假扮失业者深入底层劳动者中间的比诺什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只是上工之余，这个新同伴有点与众不同～她记录见闻，她不交男朋友，下工后还要去冬天的海里游泳…这些对这些为生活奔波，早已对美好和浪漫无动于衷的人来说，是一股清流，她们喜欢她，只是她在不为人知的“底气”的支撑下，活的自我，活的自由。她们本来悄无声息的起床，走很远的路上班，跟监工们抱怨几句，或者男同事吵一架，在30分钟能收拾完几百个铺位，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无视海边的风景，她们本来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生活将是一眼看到头的匮乏和疲惫。比诺什的出现，兴许能带来一丝慰藉，兴许能让她们短暂逃离苦楚的间隙，兴许也能让“友谊”化作小小的“四叶草”吊坠，留在彼此心里…可这有什么意义？

社会结构性贫穷，尤其是女性贫穷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因为家暴，离婚，原生家庭，疾病，难民涌入导致的工作减少，这些都是导致人们贫困的原因，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该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更多的关怀和以人为本？也许是时候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那么作家和社会人士们沉入到底层的劳工中去，体会她们的疾苦，感受她们的艰辛，然后以文字或艺术品的形式，呼吁和警告，唤起人们的关注，这也许就是“没意义”后面的意义。

前几天，刚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才知道，当今日本，女性贫困人口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七。高学历，好出身，嫁的好，又能怎样，生活的变故，危机四伏，即使像日本那样的发达社会中的女性，在突如其来的贫穷面前，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能苟活于世，硬撑着向着明天亦步亦趋。有些事，看过后是会改变认知的，从原来的笃定变得怀疑，我想这也是一种警醒吧。

全程嘴角上扬的看完，我也不知道比诺什的“虚伪”的破坏性为什么会带来温情。也许用电影的她说的一句话：“我有时会撒谎，但通常最后，我都会承认谎言。”这也让人心安。不是吗？

在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没个人好像都能讲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遇见一个个人好像穿破一层层的泡泡，虽然说到底，那泡沫是什么呢，也不过是那个特定时刻的自己对他人的瞬时滤镜。

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其实好难界定。

作家身份是真吗？ 那这场实验性的伪装究竟真纯粹是社会调研，还是处在浮华光鲜的“知识分子“圈层想要感受血肉真实的自己的一场冒险？

去一个可以隐姓埋名从头开始的北方小镇，遇到的伸出援手和橄榄枝的人是真吗？ 那些困境是一时的伪装吗？又或者其实作为主动掉转身份的她，也就是那一刻的真实了，它们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切片，去掉背景和个人历史，每个当下的困境，和困境里给予温暖的人都真实的无可非议。

那么这样交错的友情是真吗？ 不知其真实身份的工友们，感情被欺骗了吗？ 虽然女主最后决断的作出了看似冷酷的选择，但也并不与友情的真切相冲突啊。 在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买醉，这其中的珍贵，难到只建立在同有一种社会地位和困境的前提下吗？

可能越认真去看一个当下，那个当下就越显得简单，那么所谓的真情实感，又或者所谓的谎言和伪装，就不至于需要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来证明了。

比诺什的演技真好，场景里的每个角色设定也都饱含真切和温情，本片的大角度还是很打动人啊！